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山西省運城市垣曲縣英言鎮北白鵝村東發掘了一處春秋早中期高等級墓地，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多件帶銘文的青銅器。發掘者根據銘文内容和專家的研究，認為該墓地是有周一代世襲貴族召氏家族太保燕仲一支在東周王畿内采邑的公共墓地。
根據對發表資料的初步觀察，該墓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青銅器品種、風格等基本都具有這一時期周文化的典型特征，唯有一件銅罐的造型和紋飾風格極為獨特，與衆不同，引人注目。該銅罐（編号北白鵝M1：119）口徑26厘米、底徑12厘米、高30.5厘米，侈口、束頸、溜肩、平底，口部有一對雙耳，頸部飾一圈繩索狀紋帶，肩部裝飾一圈3隻具象的老虎造型紋飾。這件銅罐形制獨特，不同于北白鵝墓地所處周王畿及其附近地區同時期前後常見的周文化風格罐類器物，與當時常見的周文化陶器組合鬲、盂、豆、罐和莊重的青銅禮器組合鼎、簋、壺、鬲、豆、盤、匜、簠等顯得極不協調。從紋飾風格來看，銅罐器表裝飾的既不是這一時期周文化風格陶器上常見的繩紋和弦紋，也不是同期青銅禮器上流行的雲雷紋、竊曲紋、環帶紋、重回紋、夔龍紋、蟠螭紋等抽象而神秘的典型紋飾，而是非常具象的老虎形象紋飾。
造型風格并非無迹可尋
雖然我們在典型的周文化陶器和青銅器器型、紋飾中找不到這類風格的器物及其源頭，但如果将視野放大到更廣闊的西北地區，這類器物及其紋飾風格的來源則一目了然。這類侈口素面雙耳（或單耳、無耳）罐廣泛出現于西北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中，如分布于甘肅中東部和甯夏南部一帶的寺窪文化中就較為常見，是其特征性器物之一。同類單耳陶罐更見于甯夏南部固原彭堡于家莊東周墓地中。該墓地盛行以羊、牛、馬的頭骨或蹄骨殉葬，随葬青銅短劍、刀、戈、矛、镞及大量的泡飾、扣飾和馬銜、馬镳、節約、當盧等，是一處典型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西戎人群墓葬。另外，陝西黃陵縣寨頭河戰國戎人墓地也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雙耳或單耳素面陶罐，如M87∶3、M59∶3等。該墓地出土陶罐的肩部裝飾一圈繩索紋的風格與北白鵝銅罐幾乎一緻。
虎紋銅罐（北白鵝M1：119）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曹俊/供圖
同樣，具象的動物造型紋飾特别流行于兩周時期西北遊牧文化的各種銅牌飾上。在從赤峰到鄂爾多斯再到甯夏、甘肅廣泛分布的遊牧人群墓葬中，常見這類牌飾，并與以馬牛羊頭蹄随葬的習俗一起，共同構成兩周時期北方和西北遊牧文化的代表性文化特征。
相似陶罐為西北羌戎人群特有
這類來自北方和西北方遊牧或農牧兼營人群的典型文化因素出現于周文化核心區内的現象，雖然不常見，但并非僅此一例。
據現有考古資料，早于北白鵝墓地的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第114号和113号墓，時代為西周早期晚段，墓主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晉侯燮父及其夫人。其中，第113号墓随葬的繩紋雙耳青銅罐（M113：125），敞口高領，束頸斜肩，折腹下收，平底，繩索形雙折耳，腹部飾繩紋一周。這類罐在中原地區陶器和青銅器中均未見，但相似的陶雙耳罐在西北的齊家文化和寺窪文化中卻常見，有其悠久的曆史傳統。
2019年，在西周都城——豐鎬遺址内的大原村南發掘了一座西周中期墓葬。該墓雖被後期嚴重盜擾，但墓内仍出土銅戈1件、陶罐1件（M10D1∶1）。其中，陶罐為泥質灰陶，素面，口徑14.8厘米，底徑8.8厘米，高22.1厘米，直口微侈，口沿一側有流，微束頸，溜肩，上腹微鼓，平底微凹，與周文化的陶罐風格迥異。據研究，該陶罐與新疆的約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察吾乎溝口墓地出土的帶流罐十分相似。盡管這類陶器的來源地未必如此遙遠，但如果不強調器形的絕對一緻，從其整體風格來看，該陶罐與西北寺窪文化的素面陶罐有類似之處，應是其文化影響的展現。與之相應的是，該墓填土中有以馬牛的頭蹄祭祀和以羊為牲的現象，也不同于典型的周人墓葬。考慮到該陶罐與牛馬羊頭蹄葬習俗同處一墓的現象，我們可以推測該墓主人應與西北羌戎遊牧人群關系密切。
寺窪文化馬鞍口雙耳罐 圖檔來源：CFP
周文化區内與北白鵝墓地基本同時或略晚的考古發現的同類罐，還有臨猗程村春秋墓、渑池鹿寺西春秋戎人墓、甘谷毛家坪秦墓等地出土的同類型陶罐。其中，最典型的當屬河南伊川徐陽村戎人墓地出土的一批與北白鵝墓地銅罐形制非常接近的單耳陶罐，僅西區18座墓葬中就出土這類單耳罐6件，均為敞口，圓唇，束頸，沿下單耳，深弧腹，平底。該墓地也展現了突出的以牛馬羊頭蹄随葬的習俗。學術界普遍認為，該墓地的主人是春秋時期内遷到伊洛地區的陸渾戎貴族。
從以上考古發現可以看出，這類獨特形制的陶罐為周人西北地區羌戎人群所特有，是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白鵝墓地出土的虎紋銅罐正是這類陶罐的青銅制品。這類罐的出現與流行應與西北戎人特有的生産生活方式有關。與北白鵝墓地基本同時代的三門峽虢國墓地、韓城梁帶村和劉家窪芮國墓地出土的金帶飾、金絲繞環和金杖首等，也被學術界認為是來自西北戎狄人群崇尚黃金文化傳統影響的結果。
西戎與華夏互相融合
以這類罐、牛馬羊頭蹄葬習俗為代表的戎狄文化因素出現于兩周都城王畿及其附近地區的墓葬中，反映了當時周戎關系，可與兩周文獻和金文中大量的有關周人與西戎族群關系的記載相呼應。我們可以看出，周王朝的興衰與西北羌戎的關系極為密切。
孟子說“文王，西夷之人也”，周人與戎或為同一種族，但周人不斷融入華夏禮樂文化圈中并最終代商成為天下共主。在早期，周人保持了與西北戎狄的友好、合作關系，周人的觸角也借此深入甯夏南部一帶，留下了固原中河鄉孫家莊墓葬、彭陽姚河塬遺址等典型周文化遺存。西周中期，由于文獻中記載的“穆王征犬戎”和小盂鼎銘文記載的周王朝“征鬼方”等曆史事件導緻的“自是荒服者不至”的敵對關系，周人勢力從西北方向不斷内撤，姚河塬等遺址漸被放棄，典型的周文化遺存在西北地區日漸凋零。西周晚期，《詩經》中的《采薇》《出車》《六月》等篇和不其簋、兮甲盤、多友鼎、虢季子白盤等諸多銅器銘文都記載了周人與猃狁（或作“玁狁”）的激烈而頻繁的戰争、周王朝對西北的控制不斷被削弱，西戎人群不斷内遷，頻頻深入周文化核心區，由此“南蠻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線”。西周末年，姜姓的申侯聯合犬戎攻陷周王朝都城豐鎬，殺死幽王，占據王畿，迫使平王東遷洛陽，徹底結束了周王在西部地區的控制權。
西周青銅重器“兮甲盤” 圖檔來源：CFP
這些所謂的猃狁、戎狄等都是廣義的西戎，正如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所說“西戎即猃狁，互言之以諧韻”。“古之獯鬻、猃狁，後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則攻幽王、滅宗周之犬戎，亦當即宣王時之猃狁。”“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号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春秋時期，戎狄更是盛極一時，成為華夏集團的主要敵人，各位霸主必須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才能号令諸侯。
雖然兩周時期戎狄人群與華夏人群之間存在激烈的碰撞、沖突，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戎狄人群與華夏人群之間的沖突過程也是文化、族群交流、融合的過程。一方面，華夏諸國不斷把戎狄人群與文化吸收到自己的文化與社會中。如秦人通過攻滅占據周王畿的各個西戎小國，将自己的勢力東擴到關中地區，晉國通過與戎人的聯姻、戰争将戎人編入自己的軍隊，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兩周遺存中見到的包含虎紋銅罐在内的諸多戎狄文化因素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等，則顯示了華夏文化對戎狄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戎狄人群漸漸接受華夏禮樂文化，強化對華夏文化的認同，最終融入華夏文化與族群之中，成為中華民族一分子。河南伊川徐陽戎人墓葬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該墓地墓葬保持了牛馬羊頭蹄随葬習俗和帶耳罐等傳統戎狄文化用品。但是，其土坑豎穴墓形制，棺椁制度，随葬大量青銅禮樂器，以陶器和仿銅陶禮器罐、鼎、鬲、豆、壺、盤、匜、舟為組合的随葬品等現象，都表現出典型的華夏禮樂文化面貌特征。由此可見，這些戎人族群已形成了對華夏禮樂文化傳統的認同，呈現出孔子所說的“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的文化融合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悠久的曆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早在先秦時期，大陸就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彙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曆史。各民族之是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是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互相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内生動力。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才可久可大、根深葉茂。”兩周時期華夏族群與戎狄族群的互動交融過程，正展現了這種“多元一體”的民族融合共同造就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曆史發展程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兩周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兼副秘書長）
編輯：闫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