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趙振铎，1928年生，四川成都人，大陸當代著名語言學家、辭書學家。1952年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1953年至1955年于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1959年至1961年，被派往蘇聯，講學于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莫斯科大學；1975年至1990年主持《漢語大字典》編纂，任常務副主編兼編纂處副主任；2001年，整理的趙幼文遺稿《三國志校箋》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全國古籍整理出版一等獎；2006年獲首屆“中國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2012年，擔任《漢語大詞典》（修訂本）副主編；2013年，《集韻校本》獲“王力語言學獎”一等獎、全國古籍整理出版二等獎；2014年獲“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國學成果獎。
“劍南山水盡清晖”“大城少城柳已青”。走進寬窄巷子，漫步少城，可以感受到成都獨具一格的西蜀人文風韻。少城，位于蓉城核心位置的曆史文化街區，可以說是最原汁原味的“老成都”。在清代成都将軍府舊址對面，與熱鬧的寬窄巷子相隔不遠的将軍街，則是一條環境清幽的小胡同，胡同裡40号曾住着蜀中有名的學術世家趙氏家族，将軍街口的曆史地名牌也對此專門作了介紹。1928年12月，著名語言學家趙振铎就出生于少城這個書香門第。
趙振铎一生從事中國語言學的研究與傳承，古今兼修，博精并擅，在文字、音韻、訓诂、漢語史、辭書學等領域成就卓著。他采銅于山，綜理論說，先後撰述了《古代文獻知識》《古代辭書史話》《訓诂學綱要》《訓诂學史略》《音韻學綱要》《辭書學綱要》《中國語言學史》《字典論》《集韻研究》《集韻校本》等學術著作，及相關研究論文近200篇。大論是弘，導來學以途，可說是中國語言學傳承的時代擔當。
家學師承 古今兼修
“若問此間奇絕處，但道胸中有丘壑。”趙振铎的求學和治學之路，在那個時代有一定特殊性，家學淵源，打牢傳統“國小”根底，轉益多師，充分受到現代學術訓練，從傳統語言學和現代語言學的深厚學養中終成一代語言學大家。
自漢代學者林闾翁孺、揚雄以來，蜀中就有獨到的語言學傳統。近代以來，蜀中語言學家更是人才輩出。有一次拜訪趙振铎先生，他曾翻開書架上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第四卷）》，将其中祖父趙少鹹的名字向筆者指出，相隔不遠就是趙振铎的名字，而他姑父殷孟倫的名字也入選該書。要了解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學術史，中國語言學會主持編寫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是必讀之書，以人物為經、學術為緯，總結了百餘年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曆程，而一個家庭入選三位著名的語言學家，這是不多見的。
蜀中趙氏是學術世家，也是有名的教育世家。教育部2021年公布全國首批100個教育世家名單，在家庭和學校樹立為學、為事、為人的示範。趙振铎家庭榮獲百家之一，一家四代人，9位教師，心系教育，以學傳家，為國育才，為中華優秀文化傳承和人才培養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趙振铎的祖父趙少鹹（1884—1966）是大陸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曾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學術思想上赓繼乾嘉學派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等大師，與章太炎、黃侃等多有交遊，著述十餘種，其學術巨著《廣韻疏證》《經典釋文集說附箋》聲名遠播，培養了一批著名學者，如李一氓、徐仁甫、郭君恕、劉君惠、周法高、殷煥先、鐘樹梁、李孝定、王利器等，皆出其門下。程千帆曾贊歎其人其學：“自乾嘉以來三百年中為斯學者，既精且專，先生一人而已。”趙振铎的父親趙幼文（1906—1993）是大陸老一輩曆史學家，治魏晉南北朝史，一生從事“三國”研究，著有《曹植集校注》《三國志校箋》等，先後任教于四川大學、西北大學等，後因熟稔三國魏晉史料，被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調入曆史研究所工作。幼年時，趙振铎從父親趙幼文讀《三字經》，用的就是章太炎的重訂本《三字經》。趙振铎的姑父殷孟倫（1908—1988）曾任四川大學、山東大學教授，早年受業于黃侃，并得章太炎的指導，在中國傳統語言學各個方面具有廣博深厚的基礎，又于1935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接觸了西方語言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可以說，從祖父、父親和姑父等著名學人身上，趙振铎的求學和治學在多個方面受到章黃學派的深刻影響。
中國傳統學術的“國小”涉及文字、音韻、訓诂，是古代治學的基礎學問。趙振铎從小受家學熏陶，練就了傳統語言學的“童子功”。祖父是趙振铎的“第一個老師”，對他的影響最為深刻。國小開始，祖父便教他讀《詩經》《左傳》，每天早晨需将當天講解的内容背誦後才能去學校，國中讀《禮記》，高中學《說文解字段注》，祖父嚴格要求，段玉裁書中所講詞義、名物典章制度等都要一一學習，每天讀五個字，三年讀完。1948年，趙振铎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祖父又指導他讀音韻學，課後标點《廣韻》，要求注意清音、濁音，并用不同顔色筆批注。1952年，趙振铎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祖父又指導他标點《經典釋文》，研讀《廣韻疏證》。正是因為家風學風嚴謹，趙振铎打下了堅實的傳統語言學基礎，文字、音韻、訓诂皆通。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留校後的趙振铎，被配置設定到四川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組教學，擔任甄尚靈教授的助教，由此開始接觸現代語言學。甄尚靈1951年從耶魯大學回國，主要研究現代語言學理論，授“語言學引論”“中國語言學”等課程。趙振铎在助教工作中，深感許多理論從未聽過，自覺還沒踏進現代語言學的門。為了學好語言學理論課程，他突擊學習俄語，一個多月後便借助字典讀書，又花了半年時間通讀蘇聯學者契科巴瓦所著《語言學概論》，外語水準有了很大提高。
1953年，北京大學開設語言學教師進修班，接收全國各地的7位教師進修語言學，趙振铎就在其中，另外還有武漢大學李格非、南開大學陳堅、雲南大學吳進仁、西北大學楊春霖、蘭州大學顧正、吉林大學許紹早，這些人後來在中國語言學界都頗有成就。
在燕園，趙振铎師從高名凱（1911—1965）先生學習語言學理論。在這期間，他又問學于魏建功、袁家骅、周祖谟、李榮、王力、岑麒祥等先生。當時北京大學的語言學相關課程，如周祖谟的“語言詞彙”課、魏建功的“文法”課、王力的“漢語史”、岑麒祥的“普通語言學”等，趙振铎都充分吸收。在他看來，“北大的兩年是很關鍵的一個時期，因為以前學到的是傳統語言學的方法；北大以後，學到了現代的語言學方法。學得比較吃力，但是收獲很大，幫助我把現代語言學的理論運用到傳統語言學方面”。
1955年，北京大學進修結束，趙振铎回到四川大學，擔任“語言學引論”“現代漢語”等課程教師。1959—1961年，他被派往蘇聯講學，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莫斯科大學講授“現代漢語”“中國文化概論”“漢語簡論”等課程。在蘇聯的兩年，趙振铎充分利用獲得學術資料的便利，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語言學理論，除了教學，他将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列甯圖書館（現為俄羅斯國立圖書館），遍覽當時不易讀到的學術書籍和資料。在蘇聯講學期間，趙振铎在圖書館記下了幾十本筆記，大大開拓了學術眼界。現代語言學眼界與傳統語言學根基的有機結合，為趙振铎的學術人生奠定了堅實基礎。
主持“兩大” 編研共進
趙振铎學術生涯用力最為精深之處當屬辭書學，從事辭書事業四十餘年，主持“兩大”（《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成就顯著。同時，作為《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兩部巨著的副主編，全國學者隻有趙振铎一人。此外，他還參編了《成都大詞典》《四川百科全書》等，涵蓋字典與詞典，普通國文詞典與百科詞典，小型、中型、大型辭書，或主持其事，或指導後學，均親力親為。
中國有悠久的辭書編纂傳統，但“大國小辭典”的狀況曾長期是中國語言學界的痛點，與泱泱文化大國的地位不相稱。1975年5月，“中外國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上确定了160種辭書的編纂規劃，這既是國家辭書編纂事業的一個标志性會議，也是趙振铎由語言學研究向語言學研究與辭書編纂、辭書研究相結合轉向的起點。
趙振铎對辭書編纂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認識：“辭書在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社會需要辭書。”“一個民族，在它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都需要國民教育，國文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辭書則是學習國文的重要工具。辭書還為讀者提供必要的科學文化知識。”
《漢語大字典》是辭書編纂規劃裡的重要大型國文字典，确定由湖北、四川兩省組織專家協作編寫。趙振铎主動請纓，一來字典編寫與他自身專業結合，二來辭書可說是一種文化界的“大國重器”，對人民有意義，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字典的編寫工作中來。《漢語大字典》湖北方面由李格非主持，四川方面由趙振铎主持，兩人為常務副主編。主編最初空缺，1979年11月，教育部下文由徐中舒先生擔任主編。漢語大字典編纂處在四川成立，趙振铎又擔任編纂處副主任，主持編纂處日常業務工作。《漢語大字典》編纂工作從1975年啟動，至1990年付梓，前後長達16年，趙振铎深入編纂一線，查找資料，核對文獻，拟定提綱，撰寫凡例，往往注意到一般辭書編纂者不太注意的方面。趙振铎強調，辭書編纂中要注意“衍、脫、訛、倒是古籍錯落的四種情況”，書籍出錯的原因主要有“無心之失”和“有心之誤”兩種。無心之失，如校書抄書之人水準不高、抄寫不慎，刻工疏忽等；有心之誤，指書籍整理者因為某種原因篡改原書。《漢語大字典》共收楷書字頭5萬多，是當今世界上收集漢字單字最多的字典，總字數兩千多萬，堪稱“漢字的檔案庫”，是繼《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之後，國内外規模最大的漢語字典，集曆代字書之大成。
2012年，《漢語大詞典》第二版編纂工作開始，華建敏同志擔任主編，趙振铎與蔣紹愚、張斌共同受邀擔任副主編。時年已84歲高齡的他勤勤懇懇投入其中，“征求意見稿”送到他手上後，他一一審讀，在書上眉批旁批，朱墨爛然，多能發現其中未安之處，為人為文皆嚴謹如斯。目前，《漢語大詞典》第二版的編纂工作仍在繼續，新增内容将達20%，預計達25冊體量，有望2023年完成。
基于《漢語大字典》等辭書編纂實踐，趙振铎将辭書編寫與科研結合，“編”“研”并進，以“實”踐“論”。他的研究領域涉及辭書的方方面面，包括收字收詞、古今音讀、古文字形體、釋義問題、書證舉例等，撰寫了大量辭書學理論論著，先後出版了《古代辭書史話》《辭書學綱要》《字典論》《辭書學論文集》等著作，以及辭書研究論文80餘篇，如《義項瑣談》《審音述聞》《關于偏義複詞》《字典雜議》《說訛字》《字源考訂與字頭編排》《古文字形體的收列和字形解說》等。趙振铎的這些學術工作，為現代辭書學建構了系統的理論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大陸字典編纂成果多、理論少的狀況，豐富了漢語國文字詞典編纂理論的研究。
趙振铎在辭書學研究方面的貢獻，對于中國現代辭書學的學科建設無疑具有奠基與開創之功，在國内外産生了較大影響，其辭書學學術活動被收入英國埃克塞特大學詞典研究中心的報告，該報告收列世界各國重要辭書學家，中國自漢代揚雄以降，僅60餘人，趙振铎便名列其中。2006年，趙振铎獲得首屆“中國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可說是中國現代辭書學史上裡程碑式的人物。
著書立說 博精并擅
《集韻》是宋代繼《廣韻》後的又一部大型官修韻書，全書收字五萬餘，字頭三萬多，音讀、義項、字義解釋豐富，具有音韻學、訓诂學、文字學、辭書學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趙振铎認為，校理疏通該書，對于使用這部辭書，繼承大陸重要文化遺産，都會有極大的好處。
1990年，《漢語大字典》編纂工作結束後，年屆62歲的趙振铎準備退休，但被國務院學位評審委員會評為漢語史專業博士生導師，便又滿懷熱情投入教學及科研，著書立說。他對《集韻》的專門研究也始于此時。
然而回溯起來，趙振铎對《集韻》産生興趣發端于1956年，當時大陸部署開展“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規劃”工作，組織上号召青年人“向科學進軍”，他即打算學習祖父趙少鹹整理《廣韻》的治學路徑，對《集韻》進行研究。《集韻》向稱難治，材料龐雜，研究難度甚于《廣韻》，清代段玉裁、王念孫等學術大師都有心于此，但并未完成，沒有幾十年的功夫是辦不到的。祖父趙少鹹建議他多讀一些書，有所積澱後再考慮專書研究。
研究《集韻》舊事重提是在1975年，趙振铎與李格非讨論《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工作，認為《集韻》收字衆多，若是弄清那些字的來龍去脈，能夠大大推進《漢語大字典》的編纂進度。于是，在編纂字典過程中，趙振铎對接觸到的《集韻》有關材料都盡量收集、抄錄，他利用廢棄的大字典工作本，剪貼了兩部《集韻》做工作底本，将收集的資料過錄在上面，到字典竣工時，他收集的資料已經蔚為可觀。
1989年 《漢語大字典》編寫研讨工作照
1989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從中了解到更多《集韻》的版本及研究情況，發現之前的調查研究工作做得還不夠，決心找機會到全國各地訪書以彌補缺憾。
1990年，趙振铎申報的博士點基金項目“集韻校正”獲批，經費5000元，他又拿出自己的部分積蓄，與夫人鄢先覺先後去了上海圖書館、複旦大學圖書館、甯波天一閣文管所、杭州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等訪書，查閱了不少善本。
此行對于《集韻》的版本及研究情況有了更多了解，基于此趙振铎提出了研究《集韻》的兩個路徑：一是總結前人的校勘成果，在此基礎上編出可資利用的《集韻》校本，讓後來學人利用該書時能有所憑依；二是從前代文獻中鈎稽出可證明《集韻》書中音義來源的材料，充實其内容，使其更好地發揮工具書作用。這一學術計劃，堪稱規劃龐大，工作艱巨。
趙振铎有條不紊在《集韻》研究上不斷精進，厚積薄發，成果不斷湧現，給學術界帶來不少驚喜。2006年，《集韻研究》由國文出版社出版，該書從辭書學及文獻學兩個角度全面系統地整理分析《集韻》。2012年，《集韻校本》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顧千裡嘉慶十九年（1814）重修曹氏刻本為底本，輔以五種宋本、影宋本和清人三十餘種成果作為校雠本，對《集韻》做了全面校理，是學界首次對《集韻》進行全面而系統的整理，書中既有校勘的文字、詞語的疏通證明，也有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的考證等，是《集韻》研究史上的重要研究實踐和曆史擔當。
目前，94歲的趙振铎依然耕耘在《集韻》研究的路上，正在整理中的《集韻疏證》是《集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集韻研究》《集韻校本》的基礎上，做文字形、音、義的疏通證明，現已經完成8卷，文字達300萬之巨。
書出衆手，則難以備善。為求嚴謹，趙振铎沒要助手，堅持每一個字都親自錄入電腦，每天上午、下午有規律地工作兩三個小時。為便于科研，他從1991年63歲時學習操作電腦，此後便一直用電腦工作。趙振铎表示，《集韻疏證》字數衆多，不少“怪字”字庫裡沒有，需要做技術處理，錄入費時，如進展順利，有望2022年完成。
2013年，趙振铎憑借《集韻校本》榮獲第十五屆“王力語言學獎”一等獎。該獎項是中國語言學界最高榮譽，授予對漢語或中國境内其他語言的現狀或曆史研究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學者。“王力語言學獎”一直秉持“甯缺毋濫”原則，素以學術水準要求高著稱，事實上，自1986年“王力語言學獎”設立以來，共評選19屆，一等獎經常空缺，至今隻頒發了9次一等獎。作為《集韻》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趙振铎《集韻校本》獲此殊榮堪稱衆望所歸。同年，該書還榮獲全國古籍整理出版二等獎；2014年又獲得“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國學成果獎。
所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在趙振铎看來，一個語言學家應該“由約返博”，知識面要廣，特别是語言學領域，從文字、音韻、訓诂，到傳統語言文字、現代語言理論，以及古代地理、古代動植物等領域的知識都需具備，強調治學不可門路狹窄。
趙振铎深谙于此，在語言學各個方面均有研究涉獵。《古代辭書史話》（1986）、《訓诂學史略》（1988）、《中國語言學史》（2000）等是趙振铎曆史觀念的外顯。在語言這個大領域内，他還著有《古代文獻知識》（1980）、《訓诂學綱要》（1987）、《音韻學綱要》（1990）、《辭書學綱要》（1998）、《骈文精華》（1999）、《字典論》（2001）等，博精并擅、博而不散。正是有了通覽語言學史的深厚功力，趙振铎的語言研究達到了“胸中有丘壑”的境界，隻有從全局性的博大視角厘清語言要素的曆史源流及發展演變，才能真正認清語言的特點。
啟導後學 金針度人
《禮記·學記》雲：“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1952年，從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趙振铎留校任教至今，2022年即整整70年，設帳巴蜀，講學四方，誨人不倦，可謂桃李滿天下。
中國學界素有為前輩大家學術祝壽的人文傳統，相關學人精心撰寫論文祝壽，結集為學術紀念文集。翻開編委會惠賜的《濤鄰雅集：趙振铎先生八八華誕暨從教六十五周年紀念文集》，書中收錄文章相容并蓄，内容小到對一音、一字之辨，大到學術争鳴以及學科發展，包括音韻、文字、訓诂、詞彙、文法、方言、辭書、文獻等，涵蓋了漢國文獻語言學的方方面面。内容博雅豐贍，反映了他的弟子在文獻語言學各領域的耕耘收獲，也映現了趙振铎治學包容，涉獵廣泛，其中又有共同的學風——推崇言不虛發，做精緻講究的學術。
回顧教學生涯，趙振铎戲稱為“三上崗”：1979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所學生；1990年，準備退休時被評為博士生導師，開始二次“上崗”招收博士研究所學生，2000年辦理退休；2006年，學院又請年屆78歲的他“三上崗”，繼續培養博士研究所學生。趙振铎先後培養了碩士12人、博士14人，通路學者3人，學海擺舟，金針度人，将他們“送到幸福的彼岸”，而今，他們多已成為中國語言文字領域内學有專精、成就斐然的專家學者。
“趙先生是永遠用微笑面對一切的先生。他的嚴格要求，循循善誘，都是在談笑風生的氣氛中完成的。”西南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汪啟明是趙振铎的大弟子，緻力于漢語言文字學和古籍整理與出版。汪啟明回憶，80年代曾與趙先生在講座、學術會議等兩次見面，當時雖無深交，但趙先生給他留下了學識淵博、随和待人的印象。1991年秋天，他帶着一盒茶葉，在川大桃林村趙府，請趙先生正座，然後恭恭敬敬鞠了一躬，便是入了師門，成為趙先生的開門博士生。趙振铎在學術上嚴格要求，對學生的論文他總是用藍色筆、紅色筆、綠色筆各改一次，細細批過後，才用黑色筆定稿。在生活中的趙振铎，又是寬和的。汪啟明說道：“無論生活還是工作中，先生總是我們堅實的臂膀。我們有了一點成就，或是出現什麼困惑，總要報告先生。先生之恩，山高水長，随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印象就更為強烈。”
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劉利1993年初考取趙振铎的博士研究所學生，主要從事古代漢語、漢語文法學、漢語文法史、漢語詞彙史的教學與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先秦漢語助動詞研究》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劉利說：“從開始選題到最後完成初稿，其間每一步都是在趙先生的指引下邁出的。”經趙先生指導，劉利在占有語料上面下了很大功夫，論文引用的材料，上自《尚書》《詩經》、金文，下至《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對每部古書中的用例也都做了詳盡的資料統計。此外，他向趙先生學習，積極謹慎地吸收現代語言學分析語言的程式和方法，把語義分布、句型比較以及替換、改寫等手法，運用到對上古語言事實的分析中，使助動詞的文法、語義功能得以清晰揭示出來。劉利表示，求學階段跟随趙先生的學術訓練，是自己一生學術的基礎。
“回顧我這一生，日子還是沒有白過，也可以交一份差可的試卷。但願假我以年，還有春秋，能夠把我預定的工作做完。”趙振铎這樣說道。
趙振铎七十餘年锲而不舍從事學術研究，深深感染了晚輩。他的兒子趙開說，父親摯愛中國語言學研究，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子女寬厚溫情，對學生亦師亦友。家中時常有客人來訪，或請教問題或探望問候，父親都要收拾妥帖，熱情接待，在約定時間前一兩個小時就要給對方打電話關心“到哪兒了”。他生活規律，按時入睡起床，每天要睡滿10個小時，然後開始工作。近來，老先生因病住院，仍然時刻牽挂未完成的《集韻疏證》，希望能早點回到書桌前用他熟練的“一指禅”打字。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趙振铎将學術人生的經驗總結為四點以飨後學：第一，與時俱進，知識更新非常重要。第二，教學、科研要緊密結合，兩手都要抓。第三，為人、為學要心态平和。第四，健康的身體是一切的基礎。趙振铎一絲不苟的研究态度，與時俱進的治學精神，古今兼修的學術眼界，以及博精并擅的學術成果，堪稱中國語言學傳承的時代擔當。
（作者機關：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
編輯：闫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