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文化對于人成長的定義，“三十而立”或者“四十不惑”都是針對男性的。對女性來說，似乎隻有一個成長關鍵期，就是結婚。
結婚、孕育、成為母親，這條路對女性來說既熟悉又陌生。但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女性意識覺醒的讨論便開始了。從那時到現在，百年之間，女性意識的覺醒愈演愈烈，女性對于“妻子”“母親”以外的自我身份有了更多的追求。
加上近幾年來，“生育恐懼”常常受到熱議，公共領域的讨論使得女性生育的痛苦更加可見，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懷孕與生育的風險，開始直面女性生育後重返職場的困境。
成為母親後，工作還是不工作，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讓人難以抉擇的問題。在平衡工作與母職這一問題上，似乎有很多女性都正在經曆一場“未完成的革命”。
職場媽媽的關卡
社會學裡，有一個名詞叫做“母職懲罰”。20世紀中後期，勞動經濟學和女性學不斷耦合，常以人力資本理論和性别隔離理論解釋母親與非母親或者男女之間的工資差距。
到21世紀80-90年代，不少研究者直接把生育事件作為影響工資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并于21世紀初運用于解釋女性職業地位變遷，形成了母職懲罰理論流派。該理論可概括為“生育了孩子的女性在身體、家庭、職場、社會層面遭遇的損害和系統性弱勢”。
母職懲罰的形成或許是因為長久以來社會預設所有與生育相關的、會持續發生的勞動通常是無償的、不便于計算的、無法在家人心中達成資訊對稱的，卻又都與母親相關。
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母親身體受到重創和漫長的産後修複、産後抑郁、冗雜的家務、性生活品質下降、育兒甚至是連續育兒、幾代人共同育兒的巨大溝通成本和情感消耗、為教育孩子投入的精力和時間成本、職場對于育齡女性從薪資到職位晉升機會的全面排斥、社會和輿論對于育齡女性的妄想式苛求等。
《新時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研研究》顯示，在30歲以前的城鎮女性中，有過職業中斷的女性比例為39.7%。其中一大半是因為生兒育女而不得不中斷工作。一旦女性由于家庭照料責任而中斷工作，近四成将難以實作再就業。
當一個母親回到職場，“職業性别”不平衡、面試與職場中的性别歧視、女性晉升管道狹窄等問題仍廣泛存在。同時，養育孩子的成本也有顯著的提高，胎教早教、學區房、興趣班等等數不勝數。
智聯招聘釋出的《2020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中，追究造成職場中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63.98%的職場女性認為“生育是女性擺脫不掉的負擔”，38.97%的男性認同這一原因。
“開啟母職”這一舉動可能并不是“想”或“不想”那麼簡單。英國作家蕾切爾·卡斯克甚至在其《成為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一書中寫道：在生育這個問題上，女性的“身體從私人的變成了被持續監視的、被規訓的公共場所”。
在大女兒出生六個月後，蕾切爾發現自己再次懷孕。蕾切爾稱：“此時我重回圍城，就像某個逃犯被捕，隻能悶悶不樂地接受現實”“做母親時，女性放棄了自己的公衆價值，以換取一系列私人意義。”
母職和蕾切爾扮演的其他社會角色——作家，是完全不相容的。她發現，要做一名好母親，自己必須不接電話，不顧之前的安排。而想要做好自己，則必須任憑孩子哭鬧：“為了思考其他事情，我必須忘掉她、成功扮演一種角色意味着演砸另一個。”如果選擇做全職媽媽，将自我的價值系于孩子和家庭，也就是“私人領域”，這似乎也并不是容易适應與忍受的。
在家，中年女性到底有多難？
《2017中國家庭親子陪伴白皮書》顯示，有一部分家庭認識到了父母均等陪伴孩子的重要性，但“隐形爸爸”仍是普遍現象。55.8%的家庭中，日常陪伴孩子的都是母親。父親陪伴較多或父母陪伴一樣多的家庭僅占12.6%和16.5%。父親在工作日陪伴時間為2.9小時，在周末為7.7小時，遠低于母親的4.6小時與10.9小時。
父職的極端缺席也讓很多母親經曆着“喪偶式育兒”，職場和母職兼顧，對于女性而言基本上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
網絡上曾有個熱帖：中年母親的生活到底有多苦？有個高贊的回答是：“淩晨三點醒了，生孩子後就容易起夜，躺在靜靜的夜裡，不知不覺已淚流滿面。多希望有人為我擦去眼淚，但是沒有，父母老了，孩子大了，夫妻冷了。多想有人抱我一下，但是沒有，很早之前就沒有了。”
弗洛伊德曾說，所有的焦慮都來源于沖突。你要成為一個“好”媽媽，“好”妻子。
似乎所有的媽媽都逃不過一個“好”字。“好”字似乎像一枚勳章，“我是父母的乖女兒”“我是丈夫的好妻子”“我是孩子心中的好媽媽”……甚至為了達到别人口中的“好”，媽媽們時常會忘記自己的樣子。
《到底有多難》裡的凱特，在事業巅峰期，為了更好地照顧家庭，為了陪伴孩子的成長，選擇辭職回家，成為全職媽媽，以為美好的生活就此開始。
《到底有多難》
真的嗎？
正處在難纏的青春期的子女用“無事生非”取代了稚嫩的乖巧，女兒把自己的臀拍發到了網上，惹得一群流氓變态發來騷擾資訊；兒子沉迷電子遊戲幾乎不和家人交流；忽然失業的丈夫決定過追求真我的生活——換言之不再找工作賺錢養家、不再為任何人負責；曾經犀利的婆婆患上了阿茲海默症，用偷來的信用卡買了一把電鋸；自己的母親剛從突發的心髒病中恢複過來又摔壞了髋關節……
凱特一邊暗自倒吸冷氣，一邊有條不紊地處理，像是揪着自己的頭發，努力不往下墜落，一步步咬緊牙關跟上。
這一年，她50周歲。生活逼迫她隻得努力不讓自己瘋掉。
事實上，作者愛麗森·皮爾森非常巧妙地營造了一個生命周期，在她的上一本書——《她是如何做到的》中，同樣的凱特正處在事業的上升期，她是金融城的進階基金經理，兩個孩子相繼出生，她可以在一個半小時内給自己和孩子都洗漱完畢，做好出門的準備，還能同時管理五個不同時區的九種貨币。人們不禁想問，平衡家庭與事業，她是如何做到的？
皮爾森在《到底有多難》裡寫道：“工作的時候，我對孩子們感到愧疚；在家的時候，我對工作感到愧疚。花在我自己身上的時間就像是偷來的，是以我很少在自己身上花時間。就像這個星球上其他的母親一樣，我在頭腦中，努力為家庭生活擠出碎片時間來，而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丈夫認為，取回幹洗的衣服，周末帶着他自己的孩子去公園玩，這樣的豐功偉績值得獲得一枚紫心勳章或是維多利亞十字勳章。黛博拉曾經開玩笑說，這樣的生活唯一的好處就是，我們已經筋疲力盡，絕不可能有精力出軌。我再重複一遍，這個世界上，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愛情。”
首先是她自己，再是母親
“我怎麼什麼都做不好啊，我要怎麼收拾這一堆爛攤子啊！”很多母親時常會在心裡懊惱着問自己，但問題不是凱特或千千萬萬個職場媽媽有沒有平衡好家庭和事業。問題是，為什麼人們總是期待職場媽媽做到這點？人們為何預設那個拼起老命照顧好家庭和孩子的人該是女人呢？
一個母親，是不是該永遠經曆風暴，認出風暴，但又躲不過風暴呢？
母親常常關聯着偉大、奉獻、以及慈愛，但是卻不會是性感。意大利著名女作家莫蘭黛曾經寫道：“沒有任何人，包括母親的裁縫會想到母親會有一具女性的身體。”
在一個我們期待用“辣媽”一詞來“規範化”母親的社會文化下，“中年母親”這個詞顯然不會是什麼令人愉悅的暗示，正如《到底有多難》的開篇描述的那樣：環線地鐵上偶遇的帥小夥還是會注意到自己，不過他給了我他的座位，而不是電話号碼；而自己越來越傾向于實用的舒适内衣而非“維多利亞的秘密”那令人刺癢的蕾絲邊。
中年婦女對自身性感貨币逐年貶值的擔憂盡管看起來淺薄又糊塗，但在絕大多數都暗自信奉“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的社會氛圍中，也會不斷确認着自己的少女感，不忍心與它漸行漸遠。誰都想擁有與自己年齡相當的美麗，僅此而已，不努力挽回的話，它很快就會全面暴跌。
或許這并不是單純的青春消逝與年歲漸長，而是身份認同感。然而，那類正處在妻子和母親白熱階段的中年婦女最沒有的就是“身份”——屬于自我的身份。
長久以來，人們的意識裡都預設女人生來就要成為母親，一個沒有成為母親的女性常常被認為是“不完整的”“自私的”，女性似乎因為天然的生育能力而要承擔母職。但女性保住在這個世界的位置，成為想成為的人，變年輕，而不是變老，這似乎也是一個緊急事件。
19世紀時，挪威戲劇家易蔔生在《玩偶之家》中寫下這樣一幕：主人公娜拉的丈夫提醒她“首先你是一個妻子，一個母親”，而娜拉以一句“現在我隻相信，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人——至少要學做一個人”作為回應。
在今天，越來越多的女性把作為一個人的自我實作放在妻子、母親的身份之前。當然，越來越好的是，自我實作與作為妻子、母親的價值實作在一些人身上又是可以重合的。她們，努力讓船不沉，讓演出繼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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