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帶着他的三個學生——複旦大學中文系2018級碩士研究所學生、華師大二附中寶山校區國文教師楊兆豐，複旦大學中文系2017級碩士研究所學生、遊戲編劇江林晚，複旦大學中文系2021級碩士研究所學生曹禹傑做客思南讀書會。
他們都是複旦大學“望道”讨論小組的成員。讨論活動每月由金理組織一次，地點定在光華西主樓2719室，參加的學生都是“90後”或“00後”。最特别的是，他們的讨論對象皆為當下文學前沿現場中的新人及新作，比如賈行家、雙雪濤、笛安、胡遷、陳志炜、陳春成……
“有關文學青年的‘出場’，批評家李敬澤曾打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1980年代一個文學青年出場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搶話筒，那意味着占據了重要的文學資源。但是今天這個時代不一樣，年輕人一看你是麥霸，那這個麥克風你把着吧，我不要了，然後他們自行跑到另一方天地裡載歌載舞。”金理說，盡管這個讨論小組“對學生而言不算學分，對老師而言不算工分”，但他們希望能在讨論中一起看到那些更廣闊的文學的天地，領略更多充滿活力的歌舞。
從校園來到思南，“望道”讨論小組的師生們又展開了一場有關“青年文學的當下與未來”的精彩對談。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餘雪霁的主持下，“師徒四人”談到了當代青年文學寫作現狀，遊戲影視對文學的影響，以及一種關注同代寫作者的文學傳統。
思南讀書會第386期。從左至右：餘雪霁、江林晚、金理、楊兆豐、曹禹傑。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在兩種聲音之間架起一座橋
金理一直記得，十多年前，在思南文學之家的二樓，《上海文化》曾組織過一次讨論會。參加那場讨論會的有兩撥人，一撥是于1980年代登上文壇，而今成為中國當代最一線作家的寫作者，比如蘇童、格非、孫甘露，另一撥是金理、黃德海、張定浩他們這批青年批評家，兩撥人坐在一起對話。
“當時有一位前輩發言，講着講着就開始批評郭敬明和韓寒，也批評他們的粉絲，就在這時，我聽到我背後傳出一個非常小的聲音說——‘誰說的’。我回頭一看，一個女孩子，應該是個‘90後’。她那個聲音非常微弱，但明顯表達了對這個前輩發言的不認同。而我，就坐在這兩種聲音中間。”
這個畫面總會在不經意間闖入金理的腦海，與此同時，還伴随着一種慚愧的感受。“作為一個當代文學的跟蹤者和研究者，我本應該成為這兩方面的橋梁，但當時我既沒有通過自己的研究告訴前輩為什麼在他們眼裡面那麼不入流的文學能夠撥動當下青年人的心弦，也沒有告訴青年讀者其實除了郭敬明與韓寒還有很多優秀的作家。這本應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非常重要的任務，但兩方面都做得遠遠不夠。于是我就想，應該為這兩方面的聲音搭建起互相溝通的橋梁。”
“望道”讨論小組就是這樣的一個橋梁。金理說，小組專門追蹤新人新作，有意避開了莫言、餘華、王安憶等等已然完成經典化、能夠用文學史坐标體系标定的作家。
“反過來想想，王安憶老師剛剛出道的時候，也有很多她的同齡人在關注他，我的導師陳思和就與王安憶老師出過一篇對話，标題是：《兩個69屆國中生的對話》。這是當時文學現場中兩個文學青年的對話，也是他們成長的起步點。後來王安憶老師每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發表，陳思和老師都有所回應，這是一種非常良性的關系。”在金理看來，同代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互相了解和扶持是特别動人的，“這個傳統應該在我們這代人身上延續，這是我們讨論小組把談論對象定在青年作家的原因。”
近日，“望道”讨論小組課堂實錄《我曾經和這個世界肝膽相照：2719文學對話錄》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誰能代表這一代最有才華的作家
2017年，“望道”讨論小組集中讨論了一批年輕作家的作品，主要以各大純文學刊物推出的青年創作專号、“90後”小說專輯為主。同學們一開始都很興奮，但當他們看完了這些作品，普遍反映卻是失望，甚至有同學表示：它們絕對不能代表我們這一代最有才華作家的創作。
金理當時非常吃驚。“在我看來，這已經可能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文學刊物選拔出來的作品，為什麼他們還覺得不夠好？”金理又問他們，對于同代寫作者，大家在讀誰？于是他從學生那裡聽到了很多原本陌生的名字，比如陳志炜、大頭馬。
“在那一刻，我覺得其實是學生在提升我，雖然我也在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和青年作家，但是我面對的那張地圖其實非常陳舊，我的眼光太狹窄了，而更活躍、更有創造力、更有原創性的青年作家并不在我的視野中。”金理感慨，正是他的學生們提醒他，要拓展自己的閱讀視野，調整自己的觀察眼光。
“望道”讨論小組研讨現場
另一邊，學生們也覺得這樣的讨論很有意思。楊兆豐印象最深的是大家有一次讨論王蘇辛的《白夜照相館》，“我記得那一天，一開始我們是以賞析的态度讨論，之後大家就開始挑毛病，因為所有進中文系的同學也都想過自己寫寫，難免會先套着評論家的面具去讨論，可讨論着讨論着就‘變臉’了，開始暢所欲言。過了二十分鐘，金理老師開始總結，他說那我們來聽聽作者本人的意見，原來那天王蘇辛就隐藏在我們後面的座位上，聽着我們對她作品的讨論。這簡直是一個有戲劇性質的場域。”
“也不是每一次讨論都是‘完美’的。”這場讀書會年紀最小的嘉賓、生于1999年的曹禹傑說，有一次大夥讨論徐皓峰的中篇小說《詩眼倦天涯》，一開始讀完都覺得很有韻味，但是從文學、戲劇影視改編等角度進入到這個文本半個多小時後，圓桌上的八九個人就不知道應該談什麼了。
“那次回去之後我思考了蠻多，當一個新的文學文本展現在我們面前，作為一個文學讀者甚至是文學專業求學者，我們居然沒有辦法用一個比較恰切的視角進入其中，那種感覺是百味雜陳的。”
但也是在這樣色調不一的讨論與反思裡，熱愛文學的青年們都在往前走着。“我們有一位同學，也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大學畢業後就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深造了，她到美國之後傳回來了一張照片，是她在當地書店拍到的路内的《十七歲的輕騎兵》英文版。當時我很感動，會覺得随着同學們開枝散葉到世界各地去，青年文學的種子也被帶到了世界各地。”
為什麼當代青年文學讓人不夠滿意
在活動中，幾位青年學子也紛紛談到了他們對于當代青年作家，也就是同代寫作者的整體印象。楊兆豐直言自己還是不太滿意。“比如你給我兩本青年作家的小說，一本是2020年的，一本是2000年的，讓我像抓周一樣去拿，我肯定一把拿到2000年的，因為我心裡會覺得2020年的小說，它的語言和内容不一定會讓我更滿意。”
事實上，楊兆豐很多時候也在反思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我覺得現在的小說有一個情況，它的趣味性、反諷性在不斷地下降，但是它們努力去建構的抒情性在不斷地上升。往往一個故事充滿了有美學意味的回憶或者說對另外一個美麗世界的渴望，充滿了抒情的欲望和沖動，但它對真實生活的觀察和反思在慢慢下降，這是我心中覺得有一點不滿的地方。”
他還提到，也會有一些很成熟的青年作者能夠做到抒情和反諷的平衡，比如周嘉甯的近作《明日派對》，雖然仍有世紀國中日青春小說的味道，但做得已經不錯。“而我們在小組裡讨論過的一些作品，類似鄭小驢的《去洞庭》和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不論讀起來滞重還是輕盈，我都覺得小說裡幽默和反諷的比重是比較低的，小說裡充斥着情緒。這種形式的抒情是基于某種時代的壓抑，也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逸，但這種對壓抑的破解之道是很被動的，像是宣洩而不是玩味。”
“作為文學愛好者，我比較期待的青年作家是在兩條路中間的作家。”在江林晚看來，現在的青年創作很容易走向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路比較學院派一點的，還有一條路是投入市場，市場會給作者及時回報，包括在網上寫文，讀者的評論會影響每個人物的命運和結局的走向，她們做遊戲也會有部門專門去搜集網上的回報。“但我們其實需要的是在兩條路中間的創作者。”
金理主持的“青年作家進課堂”邀請王占黑與複旦學子交流
文學和公共生活之間的互動
楊兆豐和江林晚都已從複旦畢業，他們倆的現有工作軌迹恰好是相反的：楊兆豐從遊戲公司出來去做老師，江林晚從中學實習出來去做遊戲編劇。
在江林晚的觀察裡，一些優秀的遊戲正在追求引入文學的元素。她在玩一個叫作“極樂迪斯科”的遊戲，第一次玩的時候還蠻驚訝的，裡面有大段大段的對話，而且其中讨論的東西是她曾經覺得在遊戲裡不太會受歡迎的東西。“我們往往覺得遊戲是一個非常輕的娛樂，一般來說玩家他們會尋求非常及時性的感官刺激，但是那部遊戲裡讨論了資本主義，讨論了各種政治觀點，它也非常受歡迎。這個遊戲展現了一些在遊戲中發掘文學性的可能，它的文風和美術風格一起，構成了這個遊戲的完整世界。”
“我個人是經常玩劇本殺的，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影視編劇，她會帶着我去玩。影視編劇玩劇本殺也會回報在他們的作品裡，可能會導緻我們現在看到的影視劇出現劇本殺的風格。”楊兆豐舉例，比如中國台灣作家陳雪寫《摩天大樓》的原文，寫作的結構和劇本殺的台本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這部作品呈現為12集的網絡劇時，我們可以看到有很經典的劇本殺的結構；又比如今年熱播的《開端》，也有非常明顯的劇本殺的屬性，每集呈現為一個挂靠在主線叙事下的人物小傳，并且每個人物小傳會根據劇情推進的進度來做安排。“它不會向《竹林中》那樣拆解真相和人性，而是為了降低了解的門檻，故意剔除了文學性，把這種形式降維成服務于劇情的工具。”
在楊兆豐看來，這種作品在表面上充滿着人文關懷，放在商業寫作裡顯得非常讨巧，而且理想的閱聽人也不是那些被很多文學經典訓練過的讀者，很容易叫好又叫座。當渴望獲得閱讀快感的讀者被這種劇本殺式的思維規訓、渴望獲得認可的作者被這種模式規訓、需要完成KPI的文學平台或載體被這種風向規訓，就會導緻我們看到市面上出現了很多相仿的寫作結構。
“我個人也沒辦法說這個傾向到底它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但是我們能看到它已經産生了影響。不論是金老師，還是我個人，都比較關注文學和公共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覺得很難忽視這種風向的變化。”
深刻地關注同代青年的寫作
對于師兄師姐的觀察，曹禹傑也非常感慨。他想起自己進入複旦中文系時，正好是中文系建學科一百年。在五個系主任對話的高峰論壇上，陳思和再次和學生們說起了這段話：“當我研究現代文學的時候，現代文學就是一條河流，我就是這個河流裡面的一塊石頭。不僅我個人，所有研究現代文學的、從事現代文學的人都是這條河流裡的石頭。你們也是。這條河帶着前人的生命資訊，從我們身上流過去，流過去時把我們淹沒了。但當河水流過我們身體的時候，就把我們的生命資訊也帶了進去。那麼這個文學史就是一個活的文學史，是有生命的文學史。”
“我的導師是金理老師，金老師的導師是陳思和老師，陳思和的導師是賈植芳先生，賈植芳先生曾師從過魯迅，當我們按照這樣師承譜系追溯下來，我們可以‘吹噓’我們都是魯迅的徒子徒孫。”曹禹傑說，在這看似開玩笑的口吻後面，其實有着很切身的使命傳承的感覺，“如果你往前追溯的話，幾代老師都非常深刻地關注着他們身處的那個時代的那些青年，他們所展現出的各種各樣的美學風格以及各種各樣的思想觀念，以及這樣的美學風格和思想觀念又是如何深切地嵌入到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中去的。”
近日，“望道”讨論小組課堂實錄《我曾經和這個世界肝膽相照：2719文學對話錄》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圓桌”與“筆談”兩部分為讨論小組課堂實錄，而有些同學對某話題的進一步思考和獨立成文就構成了“作業本”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