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程混合辦公試驗，改變了什麼？

攜程員工支援混合辦公的理由中，減少通勤時間排在第一。（視覺中國/圖）

“30年後，當技術更加進步的時候，人們會回首過去并驚奇地想，怎麼會有辦公室這種東西。”維珍集團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曾經這樣說。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加速了這一程序。很多大公司開始了居家辦公。微軟允許員工永久遠端辦公，Facebook、亞馬遜、谷歌、蘋果等企業也開始推行辦公室與遠端工作并存的混合辦公模式。

2022年2月14日，攜程宣布将于3月1日正式推行“3+2”遠端辦公模式，允許員工周三、周五遠端辦公，覆寫集團3萬名員工，不分男女、不做值崗、不做薪資調整。

攜程CEO梁建章回應南方周末記者稱，攜程可能是中國企業首先嘗試（混合辦公）的。這有利于攜程利用全球人才，提高自己的競争力。混合辦公還有很多正向社會效應，包括緩解通勤壓力，緩解高房價帶來的購房壓力，利好大城市近郊和小城市的發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提升生育率等等。

他希望未來有更多中國公司可以嘗試混合辦公的模式。

長達半年的混合辦公試驗

2021年，攜程就在集團内部展開了一場混合辦公試驗。

當年8月，趙敏收到團隊上司的通知，自己被抽中參與攜程的混合辦公試驗。包括她在内，她所在團隊有兩名同僚成為本次試驗的試驗組員工。趙敏2003年入職攜程，為技術部門提供商務支援。

早在2010年，趙敏就曾聽聞公司内部曾做過混合辦公試驗，但當時隻是在攜程呼叫中心開展。此次聽說公司要啟動混合辦公時，趙敏主動報名并填寫調查問卷。

攜程提供的資料顯示，試驗初期員工調研，參與試驗員工涉及技術、産品、業務、市場營銷以及職能崗位，有76%的員工主動報名。試驗時間從2021年8月持續到2022年1月，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

在與上司協商後，趙敏采取“1+4”的混合辦公模式，居家辦公時間為周三，“公司沒有強制規定必須為兩天，可根據團隊實際情況确定。”趙敏會将需要獨立完成的工作放在居家辦公這天，需要交流的工作放在另外四天。

梁建章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啟動居家辦公試驗，疫情是一個偶然的契機，盡管給工作生活帶來困擾，但也留下遠端辦公制度的“遺産”。大家習慣于遠端辦公的同時，遠端辦公的設施也逐漸完善，尤其是很多年前就在資訊安全、IT支援上做了準備。

攜程研發部門員工孫亞也認為，疫情期間，大家不得不居家辦公，員工安全更有保障。現在即時通訊、遠端傳輸軟體成熟，隻要辦公環境好，公司内部聯網設施完善可以保障遠端辦公需要。

多名參與攜程混合辦公試驗的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攜程并未對居家辦公制度設定考勤規定。“首要考察标準是你的産出，也就是項目完成度。”孫亞說。

但孫亞也承認他的工作要保障線上運作穩定，就算是居家辦公，也要保證明時線上。要是發生緊急事件，他也會配合安排趕到公司。

作為混合辦公制度發起人，梁建章認為，除了服務行業或者工廠外，幾乎所有能在辦公室做的工作都可以通過遠端完成，而這部分在大城市的比例是相當高的。混合辦公模式是一個平衡，員工有獨立工作的時間，剩下的三天除了解決工作問題外，同僚間還可保持情感交流。

花費精力做這場長達半年的試驗，梁建章的用意更多在于用資料論證，讓員工、管理層和社會各界看到混合辦公的良好效果。

減少通勤壓力、增加幸福感

攜程公開的試驗資料顯示，半年試驗期結束後，員工對混合辦公的支援度由52.9%提升至59.2%。支援混合辦公的員工中，非常支援的比例達到60%，員工支援的理由中，減少通勤時間排在第一，其次是平衡工作和生活，第三是更幸福、更具創造力。

入職攜程兩年的孫亞住在上海普陀區，距離公司駕車需一個小時左右，遇上堵車時間更長，“到公司後還要花時間平複情緒才能進入工作狀态”。

有時候，孫亞也嘗試過搭地鐵上班，利用通勤碎片時間看看書，結果是，“根本看不進，頂多聽聽廣播”。

孫亞承認，居家辦公也不排除要延長工作時間的情況，但這不是常态。即使在辦公室辦公，也會遇到需要加班的情況。不同的是，居家辦公工作時間可靈活調整，工作時長變長，也不會讓人感覺疲憊。

相比孫亞，徐菁住在更遠的嘉定區，距工作地點近三十公裡，駕車往返需要三個多小時。為躲避行車高峰期，徐菁隻能選擇更早到公司。

在這次混合辦公試驗中，減少通勤時間是最打動徐菁的一點。

2021年剛入職攜程的李丹沒能入選攜程的混合辦公試驗組，但她期待着這項制度在全公司全面推行。她聽說部門的上司都基本贊成這項新規，申請混合辦公也不需要滿足什麼特殊條件。

南方周末記者随機聯系位元組跳動、騰訊等網際網路企業員工，大多數員工對混合辦公制度持認可态度，尤其是減少通勤時間能為員工增加個人時間。

在攜程工作超過十年的趙敏早已習慣日日通勤的工作節奏，主動報名參與居家辦公的原因在于可以更好平衡生活與工作。

趙敏的孩子2022年就讀于上海某國小三年級。自己和丈夫上班，孩子上學，接送是這個家的難題。實行居家辦公後，每周三由她送孩子上學，到放學時間，她也能準時出現在學校門口。孩子甚至盼望着每周三到來。

在維護親子關系上，徐菁的感受跟趙敏一樣。她的孩子還在上幼稚園，當徐菁回到家時，小朋友往往已經在老人的看護下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徐菁又趕早高峰上班。見面的時間隻剩周末。

“孩子最幸福的事情是我可以陪她吃晚飯。”她說。

梁建章分析試驗資料時介紹，混合辦公帶來的好處是提高員工的幸福感，攜程整體離職率和優秀員工的流失率均下降達30%多。

管理人員看法仍難改變

在對居家辦公模式可行性探究上，更多職場人士關注的是，會不會影響工作效率，管理人員是否會因為遠端辦公而失去對員工的監管能力。

攜程混合辦公試驗資料顯示，員工對“混合辦公”的擔憂原因，試驗初期前三大原因是影響同僚間交流（占51%）、内網不穩定或使用複雜（占42.4%）、缺乏效率和專注的環境（占38.2%）。

而到了試驗後期，擔憂原因前三為影響同僚交流（占49.3%）、更長的工作時間（占42.3%）、内網不穩定或使用複雜（占28.8%），試驗前排入擔憂前三的缺乏效率和專注環境（占28.5%）位列第四。

但李丹覺得，居家辦公後，跟同僚相處更加融洽了。“人都有社交需求，如果每周能有1-2天的居家辦公，那剩下3天的辦公室生活會讓人感到開心。”

實際上，在2010年攜程試驗中也提到員工的孤獨感。梁建章在發表論文中的讨論部分寫道，試驗組員工有一半改變主意回到辦公室，尤其是在家表現相對糟糕的員工。而之前對居家辦公有意願的對照組員工，有2/3決定留在辦公室，擔心在家工作會感到孤獨。

2010年在攜程呼叫中心開展的試驗，是梁建章在斯坦福商學院就讀博士期間的一項研究。2013年，梁建章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三名學者合作發表了研究成果——《在家辦公的可行性：基于中國的試驗證據》。

在試驗後期，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徐菁回到辦公室的時間更多。徐菁家沒有專門的工作間，加上孩子放寒假在家，時不時會打擾她工作。“有時候過來要我讀故事，有時候問我在幹什麼。”

趙敏也曾因為樓上鄰居裝修而“躲”到咖啡廳工作，但她認為，隻要沒有外在因素影響，那些需要獨立完成的工作，居家辦公效率高于辦公室，不被同僚打擾更容易“出活”。效率高時，她在一天内出了三到四份商務合同，平時可能需要三天時間。

盡管混合辦公試驗得到了多數員工的肯定，但短期内可能難以改變管理人員的看法。

一位網友在讨論攜程混合辦公的微網誌下留言，部門已經拒絕全部門在家辦公了。還有網友留言表示，有的部門老闆不同意混合辦公，依然維持五天公司辦公。

不過，也有網友回複，研發部門都申請了混合辦公。

（應受訪人要求，趙敏、孫亞、徐菁、李丹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周小鈴 南方周末實習生 林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