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張九龍
經過近5年的考古發掘，穿越了2000多年的時光，見證“百家争鳴”的稷下學宮，似乎從塵封的黃土中走來了。關于稷下學宮，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淄博市臨淄區的“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這場考古接力還将繼續下去，而這正是考古學的魅力。
定向尋找行動
位于淄博市臨淄區的齊國故城，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該城一直是兩周大國齊國的首都，漢代仍為諸侯齊國之首府，前後延續一千多年，這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是很少見的。城址儲存之好也是不多見的，不僅城牆地面可見，城内外各種遺迹遺物極為豐富，可以說是一座地下寶庫。而寶庫中的明珠，無疑就是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的高等學府，東周時期“百家争鳴”的學術盛景就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關于稷下學宮的位置，有多處文獻指向齊故城西門外，是以，從2017年至2021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齊故城大城及小城西側進行了大規模的詳細勘探。這輪考古的指向性很明确，就是想尋找見證“百家争鳴”的稷下學宮遺址。
這裡到底是不是曆史上的稷下學宮呢？
項目主要參與者、山東省考古研究員考古隊員董文斌表示，通過五年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可知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為整個齊故城西牆及南牆外側唯一一處戰國時期高等級的院落式建築群。“除了齊故城小城西門外這處建築基址群，其餘文獻言及的地方都被我們都通過工作排除了。”
從時代看，這處建築基址群其建築年代的上限應為戰國中期，下限應為戰國末期，整體年代應處于戰國中晚期階段。通過對建築基址疊壓灰坑出土獸骨進行測年發現，略早于文獻記載的田齊桓公田午在位時間。根據文獻記載：“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号，招緻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轲之徒皆遊于齊”如此一來，時間線是能對得上的。
考古發現，這處遺址緊貼齊都小城而築，小城城壕直接把其圈護在内，可見兩者是一體規劃一體建設的。董文斌對此的解讀是，當初田氏代齊後把宮城從大城内遷到小城時，就決定了同時興建稷下學宮，既把這家官學置于肘腋之處，便于利用和控制，也将之與中樞相隔，内外之間判然有别。
人們最關心的無疑是“稷下學宮”長什麼樣。考古顯示，該處建築基址群處于封閉院落内，面積近4萬平方米，規模大，規格高。但從建築布局、基址形制來看，不是宮室建築，也與一般衙署、宗廟等高等級建築不一樣。加上城牆的發現，更坐實了學宮之宮的稱謂。
有趣的是，穿過該建築遺址中部的鄉間道路曆來皆稱黉大道，由此路進入村莊的大門名為黉門。“黉”的意思是學府，此處道路及門址名稱至今仍沿用“黉”，很可能是當年關于此地的記憶保留下來的結果。
“由以上分析可知，從地理位置、年代、建築格局、規格、與小城關系、曆史記憶等各方面分析，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均與文獻記載的稷下學宮相符合，我們據此推斷其當為稷下學宮所在。”董文斌表示。
對此，山東博物館館長鄭同修表示認同。“齊故城小城西門建築基址群的發現十分重要，夯土建築基址排列整齊，特别是又發現了院牆，具備了學宮的基本布局要求。而且層位關系清晰，年代較為明确，與文獻記載中的稷下學宮正相契合，我認為其屬于稷下學宮的問題不大。”鄭同修說。
期待更多證據
不能忽略的是，目前的考古發現仍缺少足以“一錘定音”的證據，比如帶有“稷下”或“稷下學宮”字樣的文物。不過，鄭同修指出，即使出土了此類文物，也未必就是鐵證，更何況考古也是拼運氣，有可能像二裡頭遺址那樣，幾十年找不出直接文字證據。是以，他更傾向于綜合分析論證。目前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稷下學宮，如果要推翻稷下學宮的判斷，有其他的解讀，也必須得有過硬的證據。
2021年8月6日，來自全國各地的衆多資深專家來到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臨淄工作站，參加齊故城重要考古發現座談會，就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展開專家論證。會上，專家們展開了激烈讨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徐龍國指出，考古發掘的遺址，最主要的是确定其時空關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采用“排除法”解決這個問題是個好辦法。我認為要加大排除力度，不僅要城牆西側從南到北要一一排除，而且小城南牆外也要勘探。”
他同時提出，這些建築是統一規劃一次性建起的，是一個時期的建築，夯土不像宮殿建築基址那樣深厚，也不像一般民居那樣草率，應屬官方的建築，但是面積可能不算大，如果按最著名的60位稷下先生來算，每人建築面積合多少平方米？如果不足50平方米的話，也不算什麼“高門大屋”。曆史記載，這些稷下先生的房屋在兩岸，是以還需要在系水兩岸進行勘探，擴大發掘面積，以解決其總面積及布局問題。
文獻中稷下學宮使用時間約150餘年，大概到秦滅齊後才逐漸消失。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該處建築基址群與稷下學宮開始及興盛的年代相符，但是并非全部吻合，沒有滿足稷下學宮積年的需求。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任相宏指出：“或許，晚期的稷下學宮遷到了别處。為了坐實稷下學宮遺址，建議今後的考古工作範圍再擴大一些，特别是小城、大城的南部和大城的北部，同時還要注意文獻和前人研究的成果。”
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建築基址群西部普遍出土鑄币遺存，其中發現齊刀币範殘塊2500餘塊，為近年來全國先秦錢範出土數量之最，面範文字均為“齊大刀”，還發現少量“益化”範母和錢範以及大量的硫渣、澆包、鼓風嘴、冶鑄沙等遺物。據此可判定此建築基址群廢棄後被用作鑄錢作坊。如何解釋“造币廠”的出現，專家們仍有不小分歧。此外，也有專家指出，目前的考古證據亦不能排除“軍營”“工廠”等其他可能。
同時，很多基礎問題還有待研究。“稷下學宮考古工作屬于曆史考古的範疇，離不開曆史文獻，用文獻考證地望時要慎重甄别文獻的真僞和早晚。稷下學宮在當時是一種學術機構，還是學校，抑或是咨詢機構也要有一個準确的定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劉慶柱說。
他建議，下一步要加快考古工作進度，聚焦尚未解決的主要學術問題，積極吸納不同意見，同時突出主流意見，積累考古材料，把工作做紮實，争取早日形成重要成果。
學術讨論有不同聲音非常正常。齊國故城的考古工作已持續數十年，目前揭開的秘密仍隻是冰山一角。更何況這處建築基址群總面積近4萬平方米，持續5年考古發掘，才清理了幾千平方米，面紗剛剛掀開，更多驚喜還在後面，就此“一錘定音”并不現實。
但是，有一點毫無疑問。無論“贊成派”還是“質疑派”，大家都期待用更多的考古證據說話。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接續努力。
稷下學宮是幹啥的？
對稷下學宮的價值，文化學者餘秋雨曾寫道：“沒有它，各種文化也在，諸子百家也在，卻無法進入一種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緻的和諧狀态。因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緻；又有很多文化，精緻而不自由。稷下學宮以尊重為基礎，把這兩者統一了。是以，經由稷下學宮，中華文化成為一種‘和而不同’的壯闊合力，進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極少數最優秀的文化之列。”
稷下學宮被譽為最早的公立大學，其實這隻是它職能的一個側面而已，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稷下學宮堪稱是集政治、學術、教育功能于一體的巨無霸式社會科學綜合體。
齊國君主創辦稷下學宮是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為其完成富國強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務，賢士們對此亦是心知肚明。是以，但凡能來到稷下學宮的人，都不是消極遁世之輩。他們有着積極參與政治的現實功利思想，高談闊論、競相獻策的根本目的，是期望自己的“提案”被齊國君主采納，進而施展政治抱負。齊國君主們也經常針對治國理政遇到的問題來咨詢先生們，是以，稷下學宮首先充當着齊國政府智庫的作用，相當于齊國的“政策研究室”。
齊國做事總是大手筆，除了一流的硬體設施外，稷下學宮高标準的人才引進待遇更是令當時各國望塵莫及。對于尋聘和自來的各路學者，戰國時期各國都以士相待，齊國卻根據他們的學問、資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等不同稱号。
先秦諸侯國中，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級。由此推斷，稷下學宮的客卿相當于享受齊國“副總理”待遇，上大夫和列大夫也得是享受“正部級”和“副部級”待遇，齊國對學者賢士的尊重可見一斑。況且在當時，能得到稷下學宮評定的進階職稱，本身就是無上光榮，受列國認可。是以，稷下學宮又有敬老崇文、統戰聯誼的功用，相當于齊國的“參事室”。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幾乎各個學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縱橫家、小說家……彙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有孟子、淳于髡、鄒衍、田骈、慎子、申不害、荀子等。這些人都是真正的業界泰鬥，我們所說的百家争鳴，很大一部分的成果都是産自稷下學宮，也就難怪它能與同時代的雅典學園齊名了。可見，稷下學宮不僅是當時齊國的“社會科學院”，而且也是當時整個中華地區的文化交流中心。
海内學者精英雲集，自然引來不少慕名而至的年輕後生，對于這些充滿求知欲的有志青年，稷下先生們總是不設門檻，傾囊相授。沒有考試，也沒有确定的學制年限。收什麼樣的學生、教授哪些内容、怎麼教授、什麼時候結束學業，完全由稷下先生自己做主和安排。
讨論、遊學、社會實踐，這些洋氣的教學形式在稷下學宮裡早就司空見慣。言傳身教間，稷下先生又為列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和公務員。稷下學宮這所齊國“社科院大學”，算得上是中國古代公立大學的先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