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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戰國名将，我們可以如數家珍，孫膑、吳起、白起、李牧等等，但春秋有哪些名将呢？除了齊國管仲、吳國孫武與伍子胥、秦國孟明視等寥寥幾人之外，似乎很難有什麼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名将。
原因其實很簡單，西周到春秋早期，當時戰争“崇尚周朝軍禮”，比較死闆，就是擺好陣勢有禮節的厮殺，偷襲埋伏、截取糧道之類的勝之不武且遭人鄙視，謀略能力與指揮能力沒有太大的發揮空間，宋襄公就是崇尚周朝軍禮的國君，是以在春秋大部分時間裡，沒有後世标準下的名将生存的土壤。
但到春秋中晚期，戰争理念發生巨大變化，從春秋“崇禮”逐漸向“詭詐”轉變，宋襄之仁已經不合時宜了，用兵詭詐慢慢成為了主流，為了取勝可以不擇手段、不拘一格。是以，春秋中晚期之後名将輩出，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代表是說出“兵者，詭道也”的孫武！
華夏文明看春秋，春秋大義看晉國！在春秋五霸中，含金量最高的是晉國，維持霸主地位長達150餘年，晉國的霸主地位肯定不是充話費送的，而是打出來的。其實，在晉國稱霸過程中，有一位春秋第一名将輔佐，并且他在戰争由“崇禮”轉向“詭詐”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齊桓公去世之後，天下霸主之位空缺，秦國、楚國、晉國紛紛逐鹿天下，争奪霸主之位。其中，沒了齊國壓制的楚國，又開始北上入侵中原了，這一次獵物是宋文公時的宋國，其祖父宋襄公時楚國就曾入侵過。
其實，齊桓公稱霸之前，南方楚國非常強大，與北方戎狄幾乎打穿了“中國”，史書記載的是隻在一線之間，當時華夏危在旦夕。但即便齊桓公稱霸時，也隻是率領中原諸侯壓制楚國，而沒有與楚國發生戰争，說到底齊桓公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宋文公向晉文公求救，但面對強大的楚國，剛剛穩定國内的晉文公，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出兵救宋，與楚國打，不僅沒把握，打輸的話局面更糟糕，而且楚國曾經幫過他，還會給人忘恩負義的印象；但宋文公也幫過他，不救宋也說不過去。
晉文公少年時，有五個品德高尚的好友，其中之一叫先轸，他繼位後先轸擔任下軍佐，郤縠擔任中軍将。晉文公繼位後實行“三軍六卿制”，即中軍、上軍、下軍，主官分别為中軍将、中軍佐、上軍将、上軍佐、下軍将、下軍佐，都由“卿”級别的貴族擔任。是以，先轸擔任下軍佐，在高層排名中是最後一位，地位不太高。
對于救不救宋，先轸認為必須救宋，因為不救宋國，不僅是忘恩負義，而且将失去中原其他小國的信任，進而在争霸中出局。在先轸與狐偃的勸說下，晉文公下定決心出兵救宋。
但楚國實力過于強大，先轸即便再自信，也不敢輕易與楚國硬碰硬，于是晉文公與先轸等人決定首先聯合秦齊等國，以在外交上孤立楚國，然後決定先打楚國盟友曹國、衛國，以此逼迫楚國放棄圍困宋國。其實，這就是戰國時出現的圍魏救趙之計，也就是說圍魏救趙之計早就出現了。
晉國戰争機器開動之後，先轸的作用愈發凸顯，他首先用詭詐之計，迅速攻陷衛國的五鹿（今河南濮陽縣南），然後又用計攻入曹國都城，俘虜了曹衛國君。在此過程中，中軍将郤縠去世，晉文公就立即把先轸提拔為中軍将，連升五級，成為晉國二把手。
占領曹衛後，楚國為了安定手下小弟們的心思，于是派人告訴晉文公，答應雙方共同撤兵，恢複到以前的狀态，和平似乎已經到來。但在新任中軍将先轸的建議下，晉文公囚禁楚國使者，又忽悠曹衛于楚國斷交，由此激怒楚國進軍。
果然，楚國主将子玉覺得晉國得寸進尺，就率軍進逼晉軍，而晉文公以回報楚國恩情為由，順勢退避三舍避其鋒芒，最終雙方在城濮（山東鄄城西南）這個地方展開了決戰。
晉國先轸、郤溱統領中軍，狐毛、狐偃統率上軍，栾枝、胥臣統率下軍。楚國子玉統領中軍，子西統率左軍，子上統率右軍，其中許國、鄭國、陳國、蔡國仆從軍都在楚國左右軍中。
按照傳統戰法，中軍對中軍，左軍對上軍，右軍對下軍，雙方擺開陣勢厮殺。但先轸卻計謀百出：首先，他是先捏軟柿子，先猛攻楚國最弱的陳蔡仆從軍，導緻楚國右軍潰敗；其次，在楚國加強對晉國上軍與中軍攻勢後，先轸卻讓晉國上軍緩慢撤退，自己又命中軍拖拽樹枝奔馳撤退，以遮蔽戰場阻斷楚國中軍進軍之餘，引誘楚國左軍深入；第三，楚左軍進攻晉上軍時，突然遭到晉中軍、上軍夾攻而潰敗。至此，楚國左右兩軍都潰敗了，子玉不得不退兵。
透過城濮之戰可以看到，先轸打破了春秋戰争的正常，創造了戰場機動用兵，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的先例，開創了避強擊弱、避實擊虛、佯退誘敵、各個擊破等的詭詐戰法。是以，孫武的兵不厭詐并非首創，而是他對春秋中晚期一系列戰争的總結，在某種程度上說，城濮之戰是孫武思想的源頭之一，先轸是孫武的兵法老師之一。
如果說城濮之戰還可以說是不徹底的詭詐用兵，還存在很多“崇禮”痕迹的話，那麼先轸指揮的崤之戰就是徹徹底底的颠覆。
晉文公去世後，秦穆公想要動搖晉國霸主之位，竟然派出一支兵馬，私下越過晉國邊疆突襲鄭國。但沒想到走到半路時，被鄭國商人弦高發覺，于是秦軍改變計劃，滅掉了晉國的鄰居滑國後回國了。
先轸認為秦國在晉文公屍骨未寒之際，出兵且擅自入境攻打晉國的同姓鄰居，這是在挑釁，在動搖晉國霸主地位，必須要給予教訓。于是，先轸緊急動員，讓全軍穿上黑衣，然後在崤（今河南陝縣東南）這個地方伏擊了秦軍，俘虜了秦國三位主帥，其中一個是百裡奚之子孟明視，史稱“崤之戰”。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伏擊戰是最常見的戰術，但在先轸之前根本沒有伏擊戰的生存土壤，也從未有過伏擊戰，是以崤之戰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場伏擊戰，更是兵行詭道的最初最顯著的代表。
先轸通過兩場戰争，奠定了晉國150餘年的霸主地位，而在他之後，兵行詭詐慢慢成為主流，到了春秋晚期詭詐已經泛濫，乃至老子都喊出“絕詐棄僞”（郭店楚簡道德經）。
然而，作為第一個真正實踐“兵不厭詐”思想、實際戰績遠超孫武的軍事天才，中國兵法轉折性、革命性代表人物，堪稱中國兵家聖祖的先轸，卻并未得到該有的曆史地位，《史記》中沒有為他單獨列傳，《左傳》中對他的叙述寥寥數筆，古今文人論及《孫武兵法》時也鮮有提及他。
曆史有時是公正的，但曆史有時也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