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以來，作家邱華棟的新作《哈瓦那波浪》登上多個文學好書榜，受到讀者青睐。不得不說，邱華棟是活躍在當代文壇的一位重要作家，近兩年他相繼出版幾部不同風格的作品，其中2020年底出版的《北京傳》，到現在已經印了五次，在疫情下能賣幾萬冊，可以說算是很暢銷了。
冬日的一個上午，邱華棟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獨家訪談，聊了聊他寫作的那些事。他說話語速稍快，且記憶力驚人。三千年的北京城曆史和三十多年的個人寫作經曆，被他娓娓道來，在急速穿梭的曆史與現實之間，體會到他遊俠般的“好身手”，以及探險家般的信念。
窗外的陽光帶來溫暖，也給這番對話塗抹了色彩，眼前似乎出現了巍峨的雪山、浩瀚的大海……
人物簡介
邱華棟，當代著名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現供職于中國作協。著有長篇小說《夜晚的諾言》《白晝的喘息》《正午的供詞》《花兒與黎明》《教授的黃昏》《單筒望遠鏡》《騎飛魚的人》《賈奈達之城》《時間的囚徒》等12部，中篇小說《手上的星光》《環境戲劇人》等32部，系列短篇小說《社群人》《時裝人》等180多篇。共出版有小說、電影和建築評論集、散文随筆集、遊記、詩集等各類單行本100多種。多部作品被翻譯成日文、韓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
我關心的是，在生活的缺失下如何獲得勇氣
記者：去年年底以來《哈瓦那波浪》頻頻上榜，有讀者看了書裡的故事，覺得怎麼好像是你自己經曆過一樣？這本書寫作的緣起是什麼？
邱華棟：寫這本書時我有個很深的體會，這20年，我在世界上哪個地方都碰到不少中國人，也遇到一些有趣的華人，他們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故事。比如有一個女作家說她去南極跑了一次馬拉松。還有一個詩人說他登了全球的七大山峰，而且他追求的是“七加二”，還要去南極、北極點。看到中國人有這麼多新活法，我就想把它寫出來。
還有個内因，是緣于人生的體驗。我覺得到了50歲，走着走着，同行的人突然就消失了。還有白發人送黑發人的，何其悲傷。這些生活的變故造成巨大痛苦，常常要一個人、一個家庭去承受和化解。一聽到這種消息，我心裡就很難過，我就想他們還怎麼生活呀？
實際上《哈瓦那波浪》裡寫的就是這樣一組故事，每個家庭，每個生活，都遇到不同難題。比如《望雲而行》講的是父親帶着失去母親的女兒從中國出發，開車走過整個歐亞大陸，一直到西雅圖，送她去上大學。一路上他們内心的創傷愈合在看雲的種種經曆中，父女也達成了和解。另一篇《唯有大海不悲傷》，講一個失去了十歲兒子的父親，怎麼樣通過自由潛水化解内心的悲傷，最終在大海裡找到了生活的勇氣。我特别喜歡這兩篇，它是我們這些50歲中年人的内心沖動——雖然生活有很冷峻的一面，但我們還是得努力獲得生命的意義。
在生活的缺失之下，怎麼樣到更廣大的世界裡去獲得生活的勇氣，是我最關心的。作為一個作家，小說是解答，也是一種自我療愈。
記者：故事發生在世界各地，并且主人公有着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構思出來的？
邱華棟：我曾經喜歡看各種紙質地圖，每到一處，一定要找到當地的地圖。坐飛機，眼前的小螢幕常常被我設定成航路圖，長途飛行途中随時看看飛到了哪裡。是以，隻要是我飛經的路途，航路下面經過的大地、山川、城市，我總是能夠回憶起來，在我的記憶裡成為内容豐富的路線。
我搜集的那些地圖能夠把我帶到很遠的地方，帶到時間和曆史的深處，讓我發現、揣摩、想象那種時空交錯的曆史場景。
寫這本小說集之前，我喜歡自己的幾個地球儀，有三維的，還有能通體發亮的。地球儀在手，有一種“小小寰球，盡在手中”的踏實感。有時，我就想，我能寫寫這些地方的中國人的故事嗎？我也愛看關于海洋的紀錄片，比如《藍色星球》《加拉帕戈斯群島》等等，我都看了好幾遍，常常是一邊看，一邊用文學語言去描述我看到的片段，這些都成為我寫作的材料支撐。
我寫小說，往住由一個很小的靈感或者細節延展開來。這九篇小說對我來說，每一篇的觸發點都是一個很小的感覺、印象，逐漸被我的經驗和想象擴充、填充成為一篇小說。我也覺得，作為一個作家，必須對讀者尊重、友好和負責。我在構思的故事裡增加一些知識、經驗，比如潛水、登山，這就使小說帶着新穎感，還有知識化的效果，小說也就變得有趣和好看起來。
記者：完成一部與以往不同風格的作品，有什麼感受？
邱華棟：小說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完成，是靈感和構思的一次次“釉變”。這九篇小說都變成了與最開始構想完全不一樣的結果。這九個主人公，都有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和困難，也有着強大的生存願望和勇氣。這也正是我寫這組小說要達成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中國人的故事，本來就非常精彩。
我從十五歲開始寫小說到現在，寫了三十多年了。在題材上我還能出新，在表現手法上更加純熟，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也更加深刻。我經常問我自己：繼續寫，我還能超越自己嗎？這組小說的完成，讓我更有信心寫下去了。
為北京“立傳”，想呈現自己體驗出來的空間感
記者：挺好奇的，你寫的東西風格都不一樣，尤其是《北京傳》，本來你是寫小說的，怎麼寫出了這本非虛構？
邱華棟：2017年，有一次我碰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韓敬群，他問我最近在讀什麼書,我說正在讀《倫敦傳》，是英國作家兼記者彼得·阿克羅伊德寫的，很厚，有80萬字。看完以後我心裡覺得，我在北京生活了30年，應該也給北京寫一本書。沒想到他聽進了心裡，沒多久就跟我簽了約稿合同。
合同一簽，我有點焦慮，因為本來想晚一點再寫，結果提前了。好在我搜集了很多關于北京的資料，就按照3000年建城史來寫提綱，确定了主章和副章的結構。我想，讓每一個來北京的外地人拿到手裡一看，哦，一書在手，三千年北京曆史不愁，能特别輕松地看明白北京的曆史文化和空間變化。
記者：三千年的曆史怎麼呈現？聽起來不是一件容易事。為什麼想給北京立傳？
邱華棟：我寫《北京傳》的一個特點是，着眼于3000年城市空間感的生長，以及城與人的互相塑造。我發現很多寫北京的書，大都是寫在北京發生的曆史事件和人物，而我是抓住了北京城的空間感，但又不是建築書。我就想把這種空間感呈現出來。打個比方，有一個舞台就是北京城，他們寫的全是舞台上的人和事，但是舞台本身被忽略了。我的主角就是北京城，這個城經過3000年的生長，也是個巨大的生命體，是以我從最開始的薊城與燕都，一直寫到21世紀北京的國際化大都市與2020年之後的北京——未來之城。
我是一個新北京人，對北京一開始就充滿了熱愛。剛來的時候，我有北漂的心态，後來變成了新北京人，比北漂多一層穩定感。這種狀态恰恰使我對北京城的變化特别敏感。我喜歡建築，看了很多建築書。我經常周六周日到處去轉。平時看地圖，我還會經常想象出某種有内在聯系的線路，可能會帶動着城市空間怎麼變化。
生活在北京，我有好多感同身受的生活經曆，比如70年代的勁松，80年代的方莊，一說大家就很親切。尤其是90年代初北京進入新一輪發展，能明顯感到各種高樓迅速站起來。我甚至看一眼就知道那個樓有多高，那時我們經常打賭，比如看見京城大廈新起的，他們就讓我說多高，我說這個有180米，後來一查，基本差不多。我記得寫到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我開車過去感受運河兩岸，和副中心的空間結構。我也進出大興國際機場，仔細觀察，那種空間感是自己體驗出來的。
這本書出來之後，他們都說，你這個還挺新鮮，一路寫到當代，而且三分之一都寫到了1949年以後的北京。有些研究北京的朋友也指出了一些小問題，再版時這些地方都做了修訂。實際上，有的地方我留了伏筆，比如民國時期我寫了《正陽門火車站》《老舍》兩個副章，其實這個副章可以無限延伸，還能再慢慢填。總之，這個非虛構的《北京傳》是表達我對北京的熱愛。
記者：你對北京真挺熟悉的。說起來，你在北京不僅有小家，也有為這個城市奮鬥的青春吧。
邱華棟：我畢業時配置設定到北京的機關機關，後來考進報社當記者。記者這個職業需要非常敏銳地捕捉城市的變化。慢慢地，白天跑新聞，晚上回家我還喜歡寫寫東西。
90年代初，有一個新聞對我影響很大。就是京廣大廈有個蜘蛛人高空作業時摔死了。白天我跑完現場發了個200字的簡訊，晚上回家心裡還是難過……後來就寫了篇小說《蜘蛛人》。小說裡那個銀色的蜘蛛人很孤獨，但是他很快樂，他每天生活在城市的上空，看待世界的眼光比我們更高更開闊。後來他又找到一個女蜘蛛人，他們還生了一個小蜘蛛人。寫這麼一篇小說，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幫我把心裡的哀傷化解了。
新聞結束的地方是文學出發的地方。一個新聞，其實它結束之後，往往會給作家帶來更深的人文思考。我就通過文學的想象，把發生的新聞事件變成文學作品。比如我看到街上搞時裝展覽的，我就寫了時裝人，看到公關公司，就寫了公關人，1992年到1999年近十年間，北京的變遷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寫了比較詩化和意象突出的城市小說。寫年輕人到北京尋找自我生命價值的實作，他們的挫折、歡樂和痛苦等等。也寫到了北京迅速的變化，亮馬河、三裡屯、國貿商務區這種城市景觀作為背景也進入到我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當代性被一些文學研究者認為是城市文學，成為我那時的寫作風格。
國術教練也是我的國文老師；閱讀是寫作之母
記者：之前聽過音頻裡的小說《十俠》，挺難想象這一系列的幾本書是同一個作者。
邱華棟：我從初一到高三練過六年國術，當時我們學校有個國術隊，每天練四個小時，練拳、練器械、練刀槍。後來，我的國術教練黃加震成了我的高中國文老師，我的國術練得不是最好的，我的作文他總是給我打很高的分。
我記得很清楚，三四年前我去上海看望黃加震老師，他馬上八十大壽了。20年沒見了，老師很高興。那天他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來了，各種刀槍棍劍，包括暗器都有二十多種，放了一屋子。他這樣歡迎我，我也特别感動。一塊去的上海小說家陳倉也很興奮，後來我一時興起，就把一個特别大、特别沉的大刀扛下樓。在花園裡，79歲的黃老師單手一個弓步就把刀舉起來，關鍵是他的刀舉起來跟身體是一條線，這個動作特别難做。我也想跟着做一遍，根本就不行。我當時就想，人生成長過程中難得有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老師，我應該寫一本武俠小說獻給黃加震老師祝壽才好。
我上國中喜歡看武俠，金庸、古龍、梁羽生，常常看得心情激動。當時還寫過一個武俠小說。這兩年我讀了不少正史、轶聞雜記、宋代話本、俠義小說，當年的興味重新催動我下筆。有一天突發奇想，我就從春秋時期的刺客豫讓寫起，按年代由遠及近排序，一直寫到清代《劍笈》，梳理出一條綿延兩千年來中國俠義精神的演變。
記者：寫不同風格的作品，如何保持創作的動力？
邱華棟：我寫東西很雜。我寫長篇小說，也寫文學筆記、小說、散文等。我不喜歡被認作一成不變的作家。為了保持興趣，我經常換換手，左手寫了當代的，右手就寫曆史的，也許以後還會嘗試科幻小說。希望讀者也能看到我的變化。
我寫作的時候習慣聽純音樂，比如寫《十俠》就聽琵琶等古曲，有段時間我常聽《廣陵散》，聽多了，眼前就出現打鐵的嵇康，一個少年俠客的形象……寫《哈瓦那波浪》就聽各種交響樂。音樂能調動情緒的起伏，激發很多想象力，而且很容易入定，這是我自己寫作的一個方式。
記者：剛才說你年少就開始寫作，最初是怎麼被激發出來的？
邱華棟：我出生在新疆昌吉市，那是在戈壁灘邊上的一座小城市，擡頭就能看到天山雪峰。我國小五年級就讀了《三國演義》《紅樓夢》，雖然看得懵懵懂懂，但覺得裡面有一種文采。上國中以後，我在報刊亭買文學雜志，像《青年文學》《收獲》《當代》，買回家一看，就覺得跟小時候聽的評書不一樣了，竟然有作家能寫身邊的生活。閱讀真是寫作之母，閱讀會不斷激發潛能、開闊視野。
我從十五歲開始寫作，是進入青春期的一個憂郁少年，寫小說、寫詩，抒發胸臆。我一開始寫，根據新疆風物，想象一些動物拟人化的故事，比如寫一隻火狐狸怎麼樣躲避一個老獵人的追蹤等等，寫了二十來篇，有二三十萬字。四川少兒社出版“小作家叢書”系列，出版了一本我寫的小說集。當時是1988年，我正在準備聯考，夏天我就被武漢大學中文系免試破格錄取了。我當時也不敢相信，因為文學寫作而上了重點大學，我覺得真是幸運。
記者：上大學對你來說有哪些難忘記憶？
邱華棟：大學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眼界的開闊。我當時在圖書館是按字母排序讀書的，從a字頭開始，把a字頭作家的全找出來讀一遍，abcd……依次讀下來。學校那時候文學氛圍很濃，有浪潮石文學社、珞珈詩社。我們花了好幾年時間學習不同類型作家、詩人的作品，寫了好多小說和詩。
我有時候在大學裡開講座，總是苦口婆心地對大學生們說，盡管我們在網絡時代，但讀書仍舊是一個特别重要的成長因素。我覺得一本書的有限，恰恰決定了它的無限。而且，閱讀是一個複雜的認知過程，能喚起豐富的生命經驗，是以，我還是希望大家有時間多讀書。
寫作就像玩泥巴；此地此在即是故鄉
記者：你覺得作家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才能？
邱華棟：我很認同這句話：觀察、體驗、想象，一個作家隻要有這三種才能中的任何一種，都可以成為好作家。我覺得觀察生活、觀察人物細節是一種能力。比如聽路上的行人說話，就很有意思。有的人是觀察力特别強，比如契诃夫。有的人是體驗很深，談一次戀愛，能寫50本小說，比如瓊瑤。有的人屬于想象力很厲害，比如寫《魔戒》的托爾金，他完全是再造一個世界。
記者：感覺寫作對你來說是挺愉快的。
邱華棟：就寫作本身來講，創作的快樂是巨大的。我們可以把他人的生活挪到作品中來，進行再創造，表達對生活對人生的看法，其實也是一種成就感。寫作還有一種遊戲的喜悅，就像小時候玩泥巴，有一種快樂在裡面，也是一種滿足感。
記者：挺奇妙的，你的心态不像年過五十的人，連頭發都是一根根向上的姿态。
邱華棟：心态年輕，這可能跟在新疆長大有關系，一出門看到的都是雪山、大漠，心情開闊。我小時候就憧憬很多極限運動，比如潛水、登山。前兩年，我還去健身格鬥房打拳，四周一看，很少有我這個歲數還來練搏擊的。
記者：平時生活中是什麼狀态，在北京這麼多年，會有鄉愁記憶嗎？
邱華棟：我是一個很随性的人。我雖然在新疆出生，但我的老家是河南，我覺得我很難書寫一個文學意義上的故鄉。劉心武老師早早就發現我這個特征，他說我寫了很多“與生命共時空的文字”。在我看來，此地此在即故鄉，北京也是我的故鄉。
文/本報記者 李喆 供圖/邱華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