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嶺南考古界的新發現不斷。英德岩山寨遺址入選“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填補了嶺南文明起源階段的聚落考古空白，該發現被寫入今年的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廣州黃埔陂頭嶺遺址和廣州增城金蘭寺遺址也在最近入圍202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初評。
這些嶺南史前考古的新發現，更加生動地勾勒出嶺南先民們别具一格的生活場景，也不斷佐證史前嶺南文明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部分。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嶺南地區正式進入有史可考的時期。在之前的漫長歲月，嶺南地區的先民們過着怎樣的生活？吃什麼？穿什麼？住什麼樣的房子？用什麼樣的器皿？他們與嶺北地區乃至中原文明是否産生過交集？這些問題一直是考古界研究的重點。
近日，記者采訪了多位廣東省的考古專家，他們以近年來嶺南地區的重要考古發現，描繪出從8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到先秦時期嶺南人民的吃穿用度變化與文明發展脈絡。
英德岩山寨遺址出土的陶器（受訪者提供）
舊石器時代早中期：
人與百獸争鬥 食物靠原始狩獵和采集
2012年底到2013年初，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田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劉鎖強在羅定市至郁南縣的南江流域進行區域考古調查，先後發現60多處舊石器時代遺址。經國家文物局準許，2014年5月到8月，劉鎖強帶領六七名隊員對郁南磨刀山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共發現近400件舊石器時代打制石器。
這些出土石器主要有砍砸器、手鎬、手斧和刮削器等，其中以砍砸器數量為多。這些石器較為簡單粗糙、刀刃普遍不規整，僅少量手斧有兩面加工技術。而從其原生出土層位來看，屬于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有80萬年～60萬年，這是廣東目前發現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
郁南磨刀山遺址出土的砍砸器
劉鎖強從擷取的考古資料判斷，這批廣東最早的先民主要活動範圍應該在古南江兩岸20平方公裡内，以原始狩獵和采集的方式獲得食物，相對簡單的石器制造技術和權宜性較強的石器功能顯示，當時古人類的生活完全依賴于自然資源，簡而言之就是“靠天吃飯”。
相較磨刀山遺址，舊石器時代中期，約13萬年前的曲江馬壩人遺址則發現了更多動物化石，包括肉食性動物鬣狗、熊、熊貓、老虎、犬、獾；奇蹄類的貘、犀牛；長鼻類的劍齒象、納瑪象，齧齒類的豪豬、鼠、兔等。其中出土化石數量最多的為鹿、牛、野豬等偶蹄類動物。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岩告訴記者，該遺址并未發現獵殺動物的工具，動物化石也沒發現有燒烤的痕迹；劉鎖強也認為，以當時古人類制作工具的水準看，要想捕獲大型肉食類動物非常困難，但原始的采集和狩獵一定存在，“由于對火的利用程度較低，人們即使捕獲了食物，生吃的可能性也比較大。”
舊石器時代晚期：
鹿成為主要狩獵對象 原始陶器和磨制骨角器出現
當時間來到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交替期，嶺南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距今約25000年~10000年的英德青塘遺址就屬于這一時期。
劉鎖強在2016年至2018年主持了對青塘遺址的主動性考古發掘。他介紹，該遺址中發現最多的動物化石是鹿，占比在80%以上，要比馬壩高出很多，“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定不是偶然，而是人為主動選擇，人們獵殺鹿作為主要食物來源。同時能肯定的是這個時期的古人類已可以熟練使用、控制火，已經吃熟食了，我們看到的很多動物骨頭都有燒過的痕迹，有的甚至燒得很透；除了各種鹿，我們還發現魚、龜鼈、螺蚌和鳥類等動物的化石，證明當時人們的食譜已經包括了飛禽和水生動物；到15000年至10000年前，随着氣候轉暖，地層中發現了密密麻麻的螺蛳殼，表明這個時期水生食物資源被強化利用，這也證明廣東人吃螺蛳的曆史已經超過1萬年。”此外還發現了碳化的植物果實和澱粉粒，表明采集植物也是當時重要的生計方式。
青塘遺址出土的鹿牙和鹿角
除燒烤之外，人們的烹饪手法也開始增多。劉鎖強表示，青塘遺址發現了距今17000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陶器的出現首先表明人類已經能熟練使用火來燒制工具，同時也與吃有關，人們除了把食物直接放到火上烤，也可以用水煮了。盡管當時的陶器胎質很疏松，但也證明了當時人類制作工具的能力和生活水準較更早時期大大提高，其年代也确認了廣東、廣西、江西、湖南交界的‘環南嶺地帶’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并大範圍使用陶器的地區。”
青塘遺址的另一大發現是數量較多、類型豐富的磨制骨角器，其中包括一枚作為随葬品的骨針，骨針在一位距今約13500年的青塘少女骸骨旁找到，據推測是其生前的心愛之物。“這枚骨針打磨得非常好，骨針、骨錐這類工具的發現，應該與當時人們縫紉獸皮制作衣物有關。”劉鎖強表示。
新石器時代早期：
貝殼“堆積成山” 原始“砂鍋”出現
距今約10000年，人類正式進入新石器時代，社會生産力水準與日俱增。劉鎖強介紹，這一時期，青塘遺址就出現過的食用貝類的傳統被嶺南人發揚光大。
距今10000年至7000年左右，南甯邕江兩岸開始出現貝丘遺址，所謂貝丘，就是人們吃完生蚝等貝類後，将吃剩的殼堆在一起，慢慢形成一個個小山包。這表明各種鹹淡水貝類在當時嶺南人的食譜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相較廣西，廣東的貝丘遺址出現年代比較晚。在廣東，距今10000年至70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發現仍處空白。李岩告訴記者，廣東新石器時代最早的遺存為距今7000年~6000年的鹹頭嶺文化遺存，其範圍西至肇慶東至海豐。早在20世紀80年代，李岩就曾在肇慶西江附近對當地鹹頭嶺文化時期的貝丘遺址進行過考古發掘，他發現，當時人們食用的貝類中80%為淡水貝類、20%為海水貝類。
李岩表示，六七千年來，珠江口一直在不斷發生變化，珠江三角洲平原形成的年代比較晚，發現鹹水貝類，表明當時肇慶地區還處在珠江口的鹹淡水交彙位置，而貝類一般會栖息在河底、湖底或水邊岩石縫隙，不太會遊動，人類采集較為容易。
李岩（受訪者供圖）
鹹頭嶺時期的制陶水準相較青塘遺址有了很大的進步，出現了更多的夾砂陶釜，跟現在人們用的砂鍋差不多，陶壁比較厚，中間含沙子，非常耐燒。李岩推斷，人們當時采集來的貝類及其他魚類通常會用熱水來燙或煮；不僅“砂鍋”出現了，鹹頭嶺還出現了不少彩陶盤。李岩表示，考古界通常認為這些彩陶盤并非當時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而是用來盛一些食物進行祭祀活動。“鹹頭嶺時期的陶器已經分出兩種，一種是為了烹饪，另外一種跟人們精神領域的活動有聯系。”
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
鲈魚、海鲶入食譜 原始幹欄式房屋出現
李岩介紹，在鹹頭嶺文化之後，嶺南地區出現了距今6000年~5300年左右的古耶貝丘遺址。
近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崔勇正在和李岩一起編纂古耶貝丘遺址的發掘報告，該遺址位于佛山高明區西江邊，對岸就是西樵山。李岩說，該遺址除了出土大量貝殼之外，動物化石中還有少量狗、豬等哺乳動物；爬行類的則有淡水龜、甲魚；齧齒類的是兔子、老鼠等，最大型的動物有亞洲象。植物方面發現了橄榄，表明約6000年前嶺南人就開始采集和食用橄榄了。
李岩介紹，古耶貝丘遺址中兩種魚類骨骸發現得非常多。一種是現代人常吃的鲈魚，還有一種是海鲶。野生鲈魚通常在海裡生活，但每年春秋會有兩次洄遊到河口，春季是為了産卵，秋季則是為了育肥，海鲶也有類似的習性。
“能出現大量鲈魚和海鲶的骨骸，就證明古耶人掌握了很多魚類的洄遊習性。他們不再靠天吃飯，已經吃出了科學、吃出了經驗。”李岩說。
高明古耶遺址出土的陶器
在古耶遺址，另一項重要發現是幹欄式建築。李岩介紹，這種建築是中國長江以南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而在古耶，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量的柱洞，這些柱洞與幹欄式建築有很大關系。幹欄式建築就是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築的高出地面的房屋，用以适應地面潮濕多雨的環境。
此外李岩介紹，陶器方面，古耶與鹹頭嶺沒有太大差別，陶器主要用來炊煮，但陶罐的種類有所增加，出現了貯藏用的陶器。
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
墓葬區展現階層分化 與嶺北地區産生文化交流
古耶遺址之後的下一個千年，嶺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多了起來，英德岩山寨遺址、韶關曲江石峽遺址等均屬這一時期。考古專家表示，這一時期的遺存表明長江下遊地區的良渚文化開始傳入嶺南，嶺南地區和嶺北地區的文化交流逐漸加強，玉器、水稻、小米等也出現了。
劉鎖強告訴記者，英德岩山寨遺址最早發現于2017年，從2019年直到現在，他帶領團隊對岩山寨進行了3年考古發掘。從初步成果來看，該遺址面積比較大，超過8萬平方米，實際面積大概10萬平方米左右，曆史跨度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到東周時期，大約距今5500年至2500年左右，“這3000年時間裡，岩山寨一直有人居住。從遺址規模來講，是同時期嶺南地區遺址中最大的，此前比較大的是石峽遺址，面積僅3萬平方米，是以我們推斷，這應該是一個中心聚落遺址。”
劉鎖強介紹岩山寨發掘過程
劉鎖強介紹：“3年來，我們主要發掘岩山寨遺址裡的墓葬區。在這裡，我們發現了高等級墓葬，也有平民墓，這表明當時已經出現明顯的貧富懸殊和社會階層分化。從墓葬出土的陶器來講，當時陶器生産已比較發達，器物的種類也非常豐富，主要有鼎、豆、盤、壺、釜和罐等，有用來炊煮的、做餐具的、用作飲水的，還有用于儲物的，比較大的陶器直徑有四五十厘米；在岩山寨的高等級墓葬中還出土了玉禮器，玉器的形制、工藝和良渚文化所用的玉器非常相似。此外，考古人員還通過浮選法在遺址中發現了碳化的水稻。”
李岩告訴記者，在距今約5000年的石峽遺址中同樣發現了水稻，“以前我們認為水稻應該是和玉器一樣，從長江中下遊的良渚文化傳入嶺南的。但最近我們發現，我們不僅找到水稻，同時還發現了小米，這更像是從長江中遊地區傳入嶺南的。”
劉鎖強認為，農業發展對古代社會進步至關重要，隻有農業發達才能支撐起大規模的人口，衍生出複雜的社會組織結構。
岩山寨遺址（受訪者供圖）
5000年前剛好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階段，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嶺南也在這一時期參與到中華文明起源的宏大曆史程序中，與嶺北地區産生文化互動，“如果單憑史書記載，我們恐怕以為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嶺南才和嶺北地區産生關系。其實早在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甚至更早時期，我們就有了文化交流，岩山寨發現的水稻和玉器都是很好的證據。”劉鎖強表示，未來幾年，他們将針對岩山寨遺址的居住區等其他區域進行大量考古工作，期待有更多的考古發現。
李岩介紹，在同時期的石峽遺址中，考古學者發現了房址遺存，“從房屋來看，當時面積已經比較大了，而且房屋建設有了規劃，房屋都圍繞着中間的墓地形成一個‘凹’字形。”
這一時期，陶紡輪也出現在多個遺址中。“學者普遍認為絲綢出現的時間比較晚，當時紡輪所織的纖維還是苎麻一類的野生麻類，紡織的出現就和以前人們用獸皮或其他東西做的衣服不同，它可以剪裁、裝飾，可以标志主人的身份。”李岩說。
距今4000年至3000年前：
學會養豬和制鹽 受中原文化影響
經曆了南北文明的交流開啟，距今4000年至3000年前，嶺南人的吃穿用度又再上了一個大台階。
李岩介紹，距今約3800年的東莞村頭遺址是廣東同期遺存中發掘面積最大，遺存最為豐富，出土遺物種類最多，數量最大的貝丘遺址，他曾對該遺址進行過考古發掘。該遺址發現了大量動物骨骼，動物遺骸标本有6143件，其中可以鑒定的動物有：水鹿、斑鹿、犀牛、老虎、豬、狗、野貓、豪豬、大象、龜、鼈等，陸生動物骨骼中出土最多的是豬的下颌骨，一共有400多件。
2006年，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考古學家對這些豬的骨骼進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個驚人的發現，“90%的豬死時都是2歲左右，隻有個别母豬能活到5歲。”李岩告訴記者，“這一結論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豬的青春期到2歲左右就結束了，之後幾乎不長肉。古代人狩獵所得的野生動物要麼年齡特别小、要麼特别老，在村頭遺址出土的豬顯然不符合這個規律。這證明當時人們開始飼養家豬，且飼養水準很高。”
村頭遺址還出土了石戈、石矛、石簇等兵器，骨璋、石璋、牙璋等禮器，其中出土的18件牙璋數量為嶺南之最，李岩告訴記者，牙璋是中原地區夏、商時代的禮器，主要用于祭祀，而村頭遺址出土的牙璋，說明當時嶺南人已經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而不僅是長江流域。
這一時期有關人類飲食習慣的另一大發現在珠海東澳灣遺址，李岩介紹，在東澳灣，當時的嶺南人已經學會了制鹽，“我們當時做考古發掘時就發現一些像竈一樣的東西，但又不是竈，而是呈葫蘆形，有三四個竈眼，旁邊堆了很多陶釜的碎片。其形制和良渚文化晚期在甯波發現的制鹽工具非常像，而廣東的發現也得到了國内鹽業考古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李水誠的高度認可。”李岩告訴記者，出現鹽之後，不僅烹饪的菜品更有味道，人的身體也會更健康，“我們分析當時的制鹽方法，就是把海水引到某個地方，先讓太陽曬一下，讓海水濃縮，再把這些水放到容器裡面，用柴火在底下加熱，将水蒸發掉，留在鍋底的就是鹽。”
此外，這一時期嶺南人的生活還有很多新進步，比如聚落已經有了規劃意識。通過考古發掘，李岩發現村頭遺址的居住區主要分布在東北部，中間為公共活動場所，南部則為垃圾區；此外聚落外還挖有壕溝，具有明顯的防禦功能。
距今3000年前至秦統一：
青銅鐘鼎、瓦片陸續出現 玉器挂飾展示審美
随着時代進一步演進，距今3000年前，進入西周後，越來越多的青銅器開始出現在嶺南地區的考古發現中，這也表明嶺南地區和中原文明的結合越來越緊密。
李岩介紹，在博羅橫嶺山出現了西周中期至戰國的銅鼎和銅鐘，“這就表明，當時在嶺南，‘鐘鳴鼎食’之家已經出現了。人們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聽着音樂。當時的社會物質豐富程度可以說是超乎想象。”
博羅橫嶺山出土的玉器
李岩還介紹，這一時期，人們的住宅也有了很大變化，以往房屋的屋頂通常是蓋茅草，到了戰國時期，嶺南地區從嶺北傳入瓦片，人們開始用瓦片來蓋屋頂，是以居住條件比起以往好了很多。直到進入秦統一時，嶺南地區的房屋和北方已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穿着方面，人們衣服上越來越多的裝飾物開始出現。比如小件的玉器挂飾開始多起來了，各種珠珠串串展示了人們的審美。這和新石器時代幾乎所有玉器都是象征身份就有了明顯的差別。
李岩總結道：“從目前嶺南史前考古發現看，至少從5000年前開始，嶺南文明就是早期中華文明的‘家庭成員’之一，這和後來秦統一嶺南、納入中央王朝的版圖有莫大的關聯。正是文化上的認同，讓嶺南和整個北方地區緊密結合在一起，最後演進成為中國。”
文/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武威
圖/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武威
視訊/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武威
廣州日報·新花城編輯：蔡淩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