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失而複得的文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曾于1993年投稿某行業報紙，介紹《俄國考古學》雜志1992年第4期刊發的柴爾德給蘇聯考古學家的一封信。在信中，柴爾德坦率、中肯地評價了蘇聯考古學的成就與局限，值得中國同行和關注考古學的廣大讀者借鑒參考。陳星燦先生的這篇文章當年并未發表，文稿原件也被報社遺失了。多年後，這份原稿重制網絡平台，經友人覓得，現已物歸原主。此文将收入陳星燦《考古随筆》（四），即将出版。此次經作者授權釋出。
1992年是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V．G．Childe，1882——1957）誕辰10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在東西方考古學界都有深遠影響的著名學者，1992年莫斯科出版的《俄國考古學》雜志（第四期）刊發了柴爾德的一封信。此信是1956年12月16日柴爾德自倫敦寄給蘇聯考古學家Ａ.Ｂ.阿爾茨霍夫斯基的。信中對蘇聯考古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封不合時宜的來信雖然遲發了三十多年，然而今天在我們看來卻仍是那麼親切感人切中時弊。
在信中，柴爾德首先對蘇聯考古學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他說他自1926年起便開始認真閱讀蘇聯史前考古學的文獻。對諸如舊石器時代晚期房屋遺迹的認定，特裡波利村落遺址的全面揭露，謝苗諾夫對燧石器及骨器使用微痕的研究等等傑出的成就，“尤其感到高興”。但是總的看來，他說“我不得不承認我對此(指蘇聯考古學——筆者)相當失望”。
青年柴爾德（澳洲）
柴爾德的批評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發掘技術。他認為在這方面，“蘇聯考古學不僅遠遠落後于英國，也落後于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德國”。他特别指出，就資料報導而言，“發掘者有責任發表清晰而豐富的平剖面圖，以便把他所能觀察到的所有細節表示出來”。因為“别的研究者通過報告的平剖面圖能夠發現不被發掘者認識的一些重要現象，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但是蘇聯考古報告的平剖面圖往往是既不充分也不清楚。在墳冢的發掘中，他認為沒有哪一部報告的平剖面圖像1915年發表的奧德廈報告那樣完備，對比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報告則更要遜色許多。柴爾德相信墓葬材料“至少對于了解墳冢建造者的意識形态是相當重要的”，然而蘇聯考古學家對墳冢諸現象的研究似乎沒有系統性，也很少明确地将其描述及用平剖面圖表示出來。
對比墓葬，柴爾德認為“至少是房屋遺迹的報告更糟”。他特别指出1940年發表的康斯坦丁一期的報告竟沒有發表準确的房屋平面圖。“少有的幾份‘長屋’的平面圖（沒有剖面圖），毫無價值且使人徒增疑窦。”他認為“所謂‘長屋’實際上可能隻是排成一排的12或13間小圓屋”。建造的年代先後不同且略有重疊。他還懷疑許多被蘇聯考古學家認定的穴居遺迹，也可能僅僅是地面建築周圍的垃圾坑而已。
李零、陳星燦、安家瑗與張瀚墨等譯者 共談“解讀柴爾德”四書
其二是年代學的問題。柴爾德認為如果沒有以分布圖輔助的地層學的控制，确定相對年代的類型學是很靠不住的。“尤其是把它應用于紋飾母題或陶器形制的分析更令人懷疑。”他指出，布留索夫已經表明帕謝克關于特裡波利文化的最後一“期”，在年代學上決非一期，而隻是一個地區文化現象。隻有在具備更周詳的分布圖的情況下，才能表示其它諸期——特别是帕謝克的第一文化期——是否确實也不是地方類型。他還認為，“金屬工具和武器可能提供一個可靠的年代序列——假如有許多共存遺物和理想的墓葬組合的話”，這些條件在高加索并不具備，然而耶森所分的五個期别看起來卻是煞有其事。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
“絕對年代因與近東曆史文明的對應有了可靠的保證，但是這種對應必須是準确無誤的。”然而現在從烏沙托夫出土的斧及劍并不與愛琴或近東地區可以斷代的任一類型絕似——劍的形式十分特殊，它類似于西班牙南部或法國南部的型式但并不酷肖，況且後者也不能斷代。因而他認為“特裡波利最晚的文化完全不能從中取得斷代的依據”。他還指出，有些蘇聯學者僅以器形相近即将其年代與近東比附，但後者的器形在一千多年裡少有變化，并無斷代價值。
在自然科學的應用方面，柴爾德指出英國、丹麥等國的考古學者借助于航空照片，“已經發現和描述了古代耕作的犁溝、田地布局、牲畜圈欄，因而對從史前到中世紀的農業經濟的許多方面都有揭示”，然而，他問道“這樣的成績在歐洲部分的俄羅斯有過嗎？”柴爾德還發現，蘇聯公布的孢粉分析與波羅地海以西國家和英國的研究不容易互相對比。經丹麥和英國學者改進的方法在蘇聯考古雜志的孢粉分析圖表中也沒有見到。
關于文化的命名問題，柴爾德特别指出考古學文化必須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反映人類活動各個方面的一群不斷再現的特質—包括工具和武器、房屋和墓葬、裝飾品及器物紋飾等等。然而就此而言，他認為蘇聯學者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比如土洞墓文化卻是各取一端，有的用墓葬類型，有的用陶器形式，以緻于給研究者帶來許多誤解。這是他一貫反對的。
1993年3月30日于河南汝州李樓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