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寬：在先秦遺址的考古工作中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陝西是個考古的重點地區，西周、秦漢和隋唐，都建都在這裡，這裡發掘出土的許多重要資料，将有助許多重大曆史問題的解決。古代史分期問題，學術界還在讨論中，大體上有三種不同說法：一種認為西周是奴隸制；另一說法認為西周是奴隸制，但屬于古代東方型的；第三種說法認為西周是封建制。至于春秋戰國之際的曆史，不同的說法也很多。有的同志認為這時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有的同志認為這時由領主制轉變到地主制。關鍵問題在于對文獻有不同的解釋，看法有很大的不同，還由于考古資料的不足。是以許多研究曆史的人，對陝西的考古工作期望殷切，希望能提供更多的考古資料，以幫助解決那些關鍵性的問題。

有關古史分期的關鍵性的問題很多，其中有關考古資料的問題也不少，現在我們分兩方面來談談。

一、如何解決各時代生産力發展水準及其相關的問題。

從西周、春秋到戰國時代生産力水準究竟有怎樣的發展？這是目前史學界尚未解決的問題。各方面的估計，距離很大，有的估計很高，有的估計較低。西周初期的生産工具與商代比較起來有何發展和變化？這是個重要問題。生産力的提高，主要是人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工具的改進，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生産力的發展水準，這是從考古方面可以提供資料，作出正确論斷的。

從已有的考古資料來看，豐鎬出土的生産工具與商代的差别不太大，但是史學界對西周生産工具的估計也還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西周已有青銅工具，《詩經》中的“庤乃錢”應該是金屬工具。有關這方面出土的資料不多，同時它們的質地如何呢？須要考古工作者進一步加以解決。

西周的耕具主要是耒耜，形狀可能同鏟差不多，據《說文》解釋“耒，絃也。”絃，就是鏟。西周的主要耕種工具就是鏟一類的東西。耕作方法是一面掘土，一面倒退。這種耕作法到漢代還有。《淮南子》中就有織布向前，耕地後退的記載。現在的深耕翻地還是用倒退的耕法。

錢實際上是鏟，是以河南發現的商代青銅耕種工具主要是鏟。《考工記》中說到的“耦”，可能就是有金屬鋒刃的耒。就是兩人用兩把耒同時掘土，互相協作。《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中的籍禮，實際上是皇帝親耕之禮（也就是舉行耕作儀式）。行禮時，天子“一土”用的也是掘土的工具。大陸在犁铧沒有發明以前，耕地的方法是掘土，豐鎬出土的骨、石、蚌鏟，應該就是當時耕作的主要工具。看來西周的農業耕作技術的水準就是如此，不會很高的。這時青銅農具可能有，但使用的數量恐不多。

大陸鐵器在何時發明和普遍運用的問題，目前史學界也有不同意見。根據考古出土的資料，到春秋末年和戰國時代才有鐵器。但究竟春秋以前有沒有鐵器呢？郭老認為鐵器的發現應該在春秋以前。日本梅原末治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二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上發表的論文中，列舉12件青銅器（已被美國盜去），有一件有“大保”二字的銘文，其花紋是饕餮紋，他認為是西周初年的，其中有兩件有鐵的部分。是以，他斷定鐵的發明應在西周初期。如果這種判斷正确，則鐵在西周初期已發明，但為當時的貴金屬。在古代埃及、巴比倫，最早的鐵都是貴金屬，是靠天然的隕石來煉的，隻有認為寶貴或重要的東西方用鐵來做。這個問題究竟如何？還是要靠我們考古工作者來解決的。

大陸古代冶鐵技術的發展水準，也值得很好研究。據今天考古出土的鐵器來看，較早的鐵器是春秋末年和戰國時代的，都是鑄鐵（生鐵），是用模翻出來的，經他驗也證明是鑄鐵。按照世界各國冶鐵技術的發展的曆史來看，一般是先有煉鐵，後有鑄鐵。歐洲在12世紀以前冶鐵生産的都是鑄鐵，因為爐子小，鼓風裝置差，溫度不高，隻能使鐵礦石起還原作用。最初煉出的是像棉花一樣的鐵塊，到12世紀由于煉爐和鼓風裝置的改進，才發明煉冶鐵的鑄鐵，到14世紀才普遍使用煉鑄鐵的方法。中國在公元前四至五世紀已經有鑄鐵，鑄鐵技術的發明和普遍使用，比歐洲至少要早1 500年，究竟在鑄鐵之前有無煉鐵階段？也有兩種說法，有人認為我們無煉鐵階段：理由是殷周冶煉青銅的技術已很高，是以一下子就發明了鑄鐵冶煉技術。這樣的解釋是可以的，但是冶鐵技術的發明和發展，在我們中國也有一定的過程，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努力，因為這對曆史的研究關系很大。

牛耕（或犁耕）的發明在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在黃河流域普遍推行？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個問題今天史學界也有不同意見，一種是根據甲骨文中某些字的象形，認為在商代就有。另一種說法根據《國語》，認為春秋末才開始。看來在大陸古代，牛耕是在各個地區逐漸推行的，直到漢代南方有些地區還在“耦耕”，牛耕首先開始于那些地區，後來流行于那些地區，都值得研究。《呂氏春秋》上農、住地、耕土、審時等篇，是講農業生産的，其中談及農具仍是耒耜，無犁，但是有人認為《呂氏春秋》所談的耒耜已是犁。《呂氏春秋》談到籍禮，已不是“一土”而是“天子三推”，可能就是犁。這些說法都值得進一步研究，希望能從考古上得到證據。

糧食作物的品種問題，我們也應重視。從商代、西周、春秋到戰國在糧食品種方面有些什麼發展？商代的糧食有多少品種？這個問題還從甲骨文看，“黍”頂多，“齊”次之，可能是稷，在《說文》上二者互訓（從于省吾說）。來（小麥）也是常見的。另外還有一些有關糧食的字，各家在考釋上有分歧。如果釋“稷”的說法可靠，則西周和商代也有不同，就是商代以來黍為最多而西周最多的是稷。《詩經》大、小《雅》裡涉及到稷的地方很多。稷即小米，清代漢學家有釋為高粱的，那是不可靠的。稷原是周族栽培得很出色的糧食作物，他們的始祖就叫做後稷。西周以後，可能由于周族的活動關系，把稷的播種面積推廣了。西周以後，糧食有五谷、六谷之稱，如黍、稷、麥、麻、菽（豆和大豆）和粱。豆的名稱最早見于《戰國策》，古時叫菽。大豆作為糧食作物是否開始于西周？（甲骨文中無此字）如果說是，那麼在農業方面還是□□□□有所發展的，同時稷的種植面積推廣，而稷比黍的産量高。

小麥有兩種，一種為冬小麥（一般種的），另一種是春小麥，它是春種秋收。今天春小麥的播種地區在長城以北，長城南是冬小麥播種區。冬小麥在夏收後可以種其它糧食作物，種冬小麥後，一塊田一年就可以收獲兩次。冬小麥的種植地區在古代是否如今天一樣呢？據《詩經·豳風·七月》來看，當時種的還是春小麥而不是冬小麥，看來當時長城以南有不少地區還是種春小麥的，大概到春秋時，河南地區的周、鄭一帶已種小麥，而山東地區的魯國還是在種春小麥，這在《左傳》上有明證。從《呂氏春秋·十二紀》來看，種的已是冬小麥，是四月收的，可是戰國時冬小麥的種植已經普遍。究竟那些地區在種，什麼時候普遍的，還值得進一步的研究。在考古發掘中，常有糧食的發現，我們希望加以注意，以求有助于這些問題的解決。

粱從西周起，是一種貴重的糧食，古書上往往以稻粱并稱，它是稷中間的一種優良品種。粱可能就是從西周時勞動人民培養起來的一種優良品種。西周中期的銅器銘文中有粱字，也有待考古發掘加以證明。

古代的生産力發展水準主要是看農業，可以從工具、技術、品種等方面來加以估計。要解決古史分期問題，當然要看重生産關系的發展和變化，但是其動力是生産力；由于生産力的提高和變化，才能引起生産關系的改變。二者是互為辨證的影響關系。但一般的講，生産力總是走在前面。在考古上，解決這些問題是大有可為的，僅僅根據文獻是不夠的。

除農業外，其它方面的社會經濟情況，考古工作者也可以提供資料。如貨币的問題，在西周金文中以貝當貨币，也有嘗金的，也有把金當罰金的。交易也用金，計算機關是，可能重半兩。金究竟是什麼？布是從何時開始的？睘卣銘文有“貝布”連用，是否布即刀布？布是從鏟形變化來的。戰國時的布都有地名，但春秋以前如何？布是否在西周末年已經開始有了？空首布與農具相近，有人認為時代較早，這些問題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解決。秦國用圜錢在何時？《史記》有記載，以兩铢為機關，但在考古發掘上還無證據，也有待解決。

二、政治制度及其有關問題。

随着春秋戰國之間社會發生變革，政治制度也發生很大的變化，這也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研究。這個轉變關系很大，清代學者即已看到。顧炎武的《日知錄》十三卷“周末風俗”，他認為這個時期是個大變化。春秋時貴族講姓氏、宗族關系、禮樂都很講究，各國之間有聘禮。戰國時代這些都不講究了，這是一個大變化。王夫之《讀通鑒論》也說春秋戰國之際是一“大變革之會”。春秋時貴者即富者，到戰國時有些不是貴族的也可以是富者，富者大賈很多。但他們都隻看到現象，未從本質上來進行分析。

這時變化中顯著一點，是宗法制度的變化。宗法制度大體上是從原始社會末期的父系家長制度發展變化形成的。在這種制度下，大權在父系家長手中，采取嫡長子繼承制，還有姓氏制度和分封制度。同一血統為“姓”，分封出去的分支為“氏”，在春秋以前，統治階級的内部組織以族（宗族）為機關，每族以家長為代表，族中成員是“同居共财”的。如占有土地，一個宗族就占有一大塊，一般是不能買賣的。到戰國時代，貴族中宗族組織開始瓦解，小家庭出現，土地以為小家庭所有，并開始買賣，這是經濟上的重大變化。

春秋戰國間，政治上的變化也很大。最主要的是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形成。春秋以前，政治上是由天子、諸侯、卿大夫層層統治的。諸侯是一個國家，卿大夫也是一個小國家，可以自設軍隊和官吏。戰國時大權已集中到國王手中。春秋時期各國官職是由貴族世襲的，戰國時各國的官僚是由國王委任的，做官的不一定是貴族。官僚制度是戰國時形成的，如中原各國有将相制度、官吏的俸祿制度。随着政治制度的變化，也産生了一些相應的文物制度。如官印和虎符的使用等。據文獻記載，官印起于春秋末年，最早出土的印章是戰國時的。調用軍隊用虎符（兵符），出土最早的也是戰國時的，所有這些文物制度，希望能進一步的注意和研究，因為這和政治制度變化有密切關系。這都是由官僚制度産生的。

與政治制度變化的同時，軍事制度也有很大的變化。大體上說，春秋時各國的軍隊是由貴族組織起來的，主要以貴族為骨幹，還有國人（住在國都的人，身份比一般庶人要高）參加。打仗的方式是車戰，是把馬車排在陣勢後作戰的。庶人是被強迫征發來的，跟在車後面出戰或出勞役。春秋時打仗要擺陣勢，雙方會戰隻能在邊疆的平原地區，即所謂疆場，往往在很短時間（一二天）内即解決勝負，參加人數不多，至多是幾萬人。當時貴族子弟所受的教育是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射禦主要為打仗。

到戰國時代，軍隊的組成就不以貴族為主。當時推行郡縣制，以郡縣為機關，征發農民參加軍隊打仗。作戰方式也從車站改變為步騎戰。因而人數也大為增加，有名的長平之戰即坑趙之降卒四十餘萬。戰場不一定在平原，往往在山區或險要之處作戰。這時戰争規模大，變化多，有持久性，就不是随便什麼人可以指揮的。春秋時作戰是由國君、卿大夫親臨指揮的。戰國時國君不出馬，指揮作戰的是将軍，因為需要有指揮本領和懂得兵法的人才能指揮，于是軍事家也産生了，《孫子兵法》也出現了。這時戰争發生重大變化，原因不外乎人和武器。據恩格斯的訓示，戰争方式的變化不是某些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支配的，而是随着軍隊人員的成分和武器的變化而變化的。因為這時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了，軍隊主要由征發農民組成，于是戰鬥方式也起了變化。

其次，是由于新武器的出現，這時出現了新武器，就是弩。它開張時要用腳踏，力量大，射程遠。又有鐵武器的發明。因為萬弩齊發，殺傷力增大，使密集的馬車無法堅持戰鬥，于是不得不改用步、騎兵進行散兵戰和包圍戰。

弩機在何時出現？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很值得考古工作者研究。據文獻，齊、魏兩國馬陵之戰（孫膑與龐涓），萬弩齊發，魏敗，全軍覆沒。此戰役即使用弩。據出土的文物來看，最早的弩機也是戰國時代的。戰國弩機無郭，牙裝在木柄上，湖南、四川都有出土。有些著□的弩機，有刻着戰國文字的。《孫子兵法》裡有弩，其成書年代應在戰國初年，可能是春秋末年孫武所著，經戰國初年的孫膑修改而成。弩機的出現是兵器上的重大發明，是兵器史上的一件大事。

戰國時代同戰争有關的建築便是長城的建築，它是适應這種新的戰鬥方式而産生的，當時各國都築過長城。過去有人作過許多研究，但研究得還不透徹。我認為長城是由農業上防禦自然災害的河堤擴充而成的。如魏的長城即靠北洛水。趙的長城靠漳水、滏水。燕的長城靠易水。很明顯，它是由河的堤防擴大而成的。因為軍事上的建設是依靠當時生産技術上所達到的程度的。當時長城的建築結構，我們考古工作者也可以作些調查，如果調查清楚，不僅有助于當時軍事的研究，也有助于建築史的研究。

上面隻是就先秦遺址考古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提出來談談，希望我們考古工作者多加注意。因為考古學是曆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門。它必須與曆史科學研究工作密切配合起來。

（據編者所藏油印本）

來源：《楊寬學術随筆》（賈鵬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