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河青銅時代與吐火羅

在将《孔雀河青銅時代與吐火羅》奉呈在大家面前時，還有一些問題應該說明。

一

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以來，不能算短的30多年時間内，“吐火羅”，突然又成為了國内外相關古代新疆曆史、考古、民族、語言學界的熱門話題。專著、專文連篇累牍，不斷問世。而這些專著、專文，無不涉及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發現、并全面發掘了的古墓溝，及我于2000年末再次覓見、而後被全面發掘了的小河墓地。

20世紀初，曾經很熱鬧過一陣的新疆存在“吐火羅語A”、“吐火羅語B”讨論，主要隻在歐洲（尤其德、法）語言學家們不大的圈子裡，雖涉及語言、宗教、塔裡木北緣部分綠洲王國的曆史、文化，但中國學者、尤其新疆學界關注并不多。與這一情形相較，近數十年中，相關吐火羅的專著、論文，涉及面就要廣得多、且與新疆現代民族密切關聯，影響大得多了。

經過這番十分密集的說道，新疆考古界甚至有人說：“目前學術界主流的觀點認為，他們（青銅時代羅布泊地區居民—引者）是一支操原始印歐語——吐火羅語的吐火羅人”（《中國羅布泊》第403頁）。尤其是，這番讨論，引據的重要基礎資料，是新見的考古學遺存；較之20世紀初，隻涉及語言中的個别詞語的解析、推論，它的根基，至少從表面看，就要厚重、寬廣得多，說服力似乎也強大得多了。自然，這裡的關鍵，是必須對相關考古文化，要有準确、全面、科學的分析。

而引發這一熱潮的考古資料，最初，就在我主持發掘了的古墓溝、及因我而推進了的小河。是以，面對這一波研究大潮，我就成了想繞開不能，想不參與也不行，隻能被動進入這一讨論之中。

使我不能不進入“新疆吐火羅”讨論的第二個因素，是2011年，美國學者梅維恒（V. H. Mair）教授，十分熱情邀請我進入他的一個研究課題之中。這一年，梅維恒教授策劃、推進，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舉辦了《新疆出土文物展覽》。主要内容就是古墓溝、鐵闆河、小河墓地出土古屍、文物。配合展覽，還開了一個“重構絲綢之路”的國際學術讨論會，會議中心論題就是“吐火羅”。我偕夫人王路力應邀參加了這一讨論會。我的發言，實際隻是涉及了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中必須關注的公德心，如對“七”“麻黃”“蛇”“牛”的崇拜等，因為，論及居民的“民族”，是不能隻看其種族特征，而更必須關注其經濟、精神文化内涵的。

會後，梅維恒詳細介紹了他新的計劃：研究、介紹新疆古代居民中的吐火羅。希望我能負責相關考古資料；馬洛瑞（G. P. Mallory）教授負責吐火羅語、文；他自己負責相關古屍。不同地域、不同時段的新疆考古遺存，從古墓溝、小河，到哈密五堡、吐魯番蘇貝希、且末紮洪魯克、到尼雅精絕，無不收入在了他心目中的“吐火羅”這頂大帽子中。其實，這些考古文化，不僅時、空有别，物質、公德心，也是相當不同的。對這些考古文化的差異，隻用吐火羅語之A、B、C去差別，實在是過分簡單化的。

他信心滿滿的預期，隻要我們3個人聯手，這将會成為西域文明研究中的大成果，會引發國際學術界的空前關注。經過幾天閉門、相當認真的讨論，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已獲考古資料，完全不能支援這一理念。語言、種族不能等同于民族。新疆各地所見古屍，雖不少有白種人體貌特征，但物質、公德心各異，葬俗不同，絕對不能混同為一個民族的考古文化，與所謂“吐火羅”，實在無法挂連。要将這些各異的數千年前的曆史存在與現在新疆特定民族聯系在一起，更是難說科學。

經過這件事，讓我清楚意識到：對古墓溝、青銅時代孔雀河以及它們與所謂吐火羅的關聯，已是一件不論個人願意與否，時間、精力怎樣局限，是應該、也必須去進行的一件具體工作。盡快完成《古墓溝》發掘報告，全面解析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遺存，以回應國内、國外有關學界力倡的他們是“吐火羅”人遺存、并已在這一基礎上構架的吐火羅人東走、西行、南下、北上遷徙發展的“曆史”，是必須提上日程，不能回避、也不宜再拖延的一項任務。

計劃雖定，但實施并不易。對“吐火羅”，關注者不少；但真願、也可以放下手邊工作，進入這一難說水深幾許的研究課題中來，人是不多的。我曾聯絡過不少友人，一些友人也允諾可以在某一點上，參與工作。但最後真正進入這一工作之中，能以主要精力做這件事，也就隻有陳小露、劉子凡，還有夫人王路力。陳小露，其博士生導師是林梅村教授。林先生是“古墓溝吐火羅”說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小露對其理論，是相當清楚的。

她在博士學位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博士後工作站，孫家洲教授擔指導責任；我受家洲兄之托，在考古一環協助輔導，于是有了“排程”的可能；劉子凡的博士論文方向，在唐代西域。唐代前後文獻中所見“覩貨邏”，他也熟悉。這自然也是吐火羅研究中不能缺失的一環。作為學生，我可以指揮。夫人王路力，幾十年來，實際一直是我業務工作中的助手，于是整理、搜求資料、打字、繪圖，諸多雜務，均架在了她的肩上。有了這麼一個十分小的工作團隊，迎着困難，終使“吐火羅課題”開始了工作。

二

近數十年中，曆史、考古、語言學界，十分關注的所謂新疆“吐火羅”，雖被指與古墓溝、鐵闆河、小河墓地發掘資料相關；但真正為此墊底的還是20世紀初歐洲印歐語學界關于新疆存在“吐火羅語”的研究、讨論。沒有那數十年中對新疆吐火羅語、文的議論，徐文堪先生在1986年于蘇州召開的中亞文化研究會上，發表古墓溝墓地為吐火羅人遺存的“假說”，是絕無可能的。徐先生雖總稱隻是提了一個“假說”，但在新疆考古、曆史、民族史研究中，卻不啻投放了一顆不算太小的熱彈。很快就在國際印歐語、印歐人起源、發展研究中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震動。

我之是以相當長時間中，不願對古墓溝與吐火羅關聯這一“假說”（實際是一個大的曆史構想）發表任何意見，也與上述曆史文化背景存在關聯。印歐語起源、發展研究，吐火羅語之存在、起源、發展研究，在我這樣一個對印歐語隻有皮毛知識的考古工作者心目中，具有近乎神聖的地位：它是一個高大的文化殿堂。印歐語研究學界，一百多年中，不少人曾為之皓首窮經，卻仍未得究竟；我輩語言學研究門外漢，有遠望、頂禮的地位，而難有說三道四，論其短長之資格。

現在不能不做《孔雀河青銅時代與吐火羅》這個題目了。雖然相關吐火羅語的研究，我們再怎樣努力，也無能置喙；但完成這一課題，又不能不面對印歐語研究界在吐火羅語研究方面已經取得的成果。我們在這一文集中，采取的辦法是努力為讀者提供一份顯示其研究曆程、已經取得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作為對相關考古、曆史領域有一定了解的研究者，也努力、認真提出了我們感受到的一些存在關聯的問題，力求助益于對此關心的同道們進一步的分析、思考。

作為印歐語研究之局外人，我們曾認真思考，20世紀初西方印歐語學者就新疆大地出土的公元5至8世紀回鹘文譯本《彌勒會見記》上“Toχri”跋文，并将“Toχri”與吐火羅音讀比較，判其為“吐火羅”；粗看，似是有理、有據、可以說得過去的。我們這些門外讀者，也曾經信從。由此出發，可以肯定相關經文譯自“吐火羅”原典，應該也沒有問題。但更進一步，推定與出土了這些相關經文的龜茲、焉耆、吐魯番地區古代王國、曾通行過吐火羅語A、B，就值得、也必須進一步推敲了。

從曆史、考古研究角度，對這一推定，是有很多疑問、可以诘難的。如果說，龜茲、焉耆地區考古發現的古文字資料還不是十分豐富、不足為這一判定提供有力訤難；則吐魯番地區，大量出土了的古代文獻資料，清楚表明，從公元3世紀至公元10世紀，行用過漢文、漢語，是可以肯定結論的；它與同時段内佛教寺院内佛教經文中的所謂“吐火羅A”，曾經并行不悖。

是不能因為經文中存在所謂“吐火羅語A”文字，進而就可以推定吐魯番綠洲居民日常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就是使用着所謂“吐火羅語A”的。持這樣的曆史觀點，就明顯偏頗，甚至錯誤、不實了。同一時段的龜茲、焉耆綠洲，對自己的王國、民族，有明确的自稱：就是“龜茲”、“焉耆”。同樣不涉“吐火羅”的。是以，僅據回鹘文譯語中“Toχri”一詞，就判定當年天山南麓通行着印歐語言西支“吐火羅語”，這一結論明顯就存在極大的邏輯失誤，欠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資料的有力支援。

語言，是民族認同中最重要的根據。但語言，又不能等同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持同樣的語言，在社會曆史生活中，并不稀見；同一民族的成員，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語言。如果說古代新疆塔裡木盆地北緣、天山南麓地區曾見過一點吐火羅語成分，就推定相關地區的居民就是“吐火羅人”，更進而推定他們就是吐火羅語系中的“日耳曼人”（勒柯克《中國新疆的大地和人民》），甚至說這片地區古代曾是日耳曼人居住、活動的地區。這樣的觀點，說它表達了20世紀初，一些德國學者内心的感情寄托，是可以的；但要将之作為科學結論，則就絕不足取了。從勒柯克的著述中，可以大概感受到德國一些語言學家們堅持的“反正就是吐火羅”這一觀點背後的感情訴求。在20世紀前期，流傳這一觀點也還可以了解；但卻絕難以令人信從。

在印度佛學東傳中國的過程中，位居亞洲腹地的阿富汗，也就是曆史上吐火羅人活動的主要舞台，以及曾在這片土地上屹立過的貴霜王國，曾經承擔并完成過重要的使命。在佛經的翻譯、佛像的創造、東傳過程中，他們的奉獻都是不能輕估的。回鹘文《彌勒會見記》譯自“吐火羅文”，應該就是這一曆史程序中十分自然、合理，可以了解的文化現象。也因為這一背景，在佛教文化傳播、發展中，留下了“Toχri”印記，這自然也并不令人費解。

在新疆大地上，曾有過數量不會太少的白種人（印歐種人），留下過不同時段的印歐語言、文字資料：考古中獲見的佉盧文、梵文、粟特文、古波斯文、古龜茲文、古焉耆文、據史德文、摩尼文、古和田文等，可為顯例。作為歐亞文明交往過程中的沖要地區，氣候又特别幹燥，在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内外，有這類文物考古資料儲存下來，重制于今天，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如果沒有這樣的文字資料，反倒令人費解了。問題隻在于必須将這些文字資料，放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去解讀、分析、研究。

具體到古墓溝及後來發掘的小河墓地，是去今大約4000—3500年前的青銅時代考古遺存，居民具有白種人形貌特征，但并沒有發現過文字或其他任何可以與語言、文字相關聯的資料，就一次、又一次“假說”它們是吐火羅人，宣稱“小河墓地與古墓溝的居民，應來自西方和北方，他們與後來說吐火羅語的吐火羅人，可能有某種淵源關系”，實在是十分不謹慎、不靠譜、沒有科學根據的。将這一“假想”從中國說到美國、講到歐洲，唯恐這一觀點不能成為學界共識，确實是欠嚴謹的。

近讀吐火羅語研究學者慶昭榮博士的《龜茲僧利言的生平事業（上）——兼論唐人所謂“吐火羅言”》（載《唐研究》第20卷，2014年，469-490頁）獲益良多。慶文窮搜寶典，不作空言，在《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中，覓得唐代龜茲王國僧人利言的生平資料。利言為龜茲人，有語言天賦，是在複雜的西域胡語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語言學家。他既通梵書、漢國文字，可以筆譯；又具多種語言，是口譯大家。

他對唐王朝時康豔典在阿爾金山腳下興建之“石城”地區通行的粟特語，安西四鎮流行的胡語（應該至少包括了塞語、疏勒語、龜茲語、焉耆語、據史德語等），還有瓦罕走廊地帶的伊朗語，歐亞草原通行、可能為突厥語系統的戰于（單于）語，更有在阿富汗斯坦通行的吐火羅語，均有了解。人們贊他是“眼見耳聞，悉能領會”。因為他的語言才能，曾受到唐王朝高層的關注、重用，獲封為“翰林待诏”，随時可為唐王朝最高統治集團提供咨詢、參謀。因為他的語言、文字才能，時人共贊，稱他為“翻譯大德”。

在龜茲高僧、天才語言學家利言的概念中，“四鎮胡語”與“吐火羅語”，是并不相同的。在慶昭榮博士大文中，她對吐火羅語作出了辨析：所謂“吐火羅言，是指唐代吐火羅地區主流語言，而與20世紀初年學者在新疆發現而命名為‘吐火羅語’A、B兩種語言有所不同”，“公元1—9世紀間的吐火羅斯坦，除了佛教徒使用的各種印度語，當地主流語言應該就是大夏語”。大夏語與龜茲語、焉耆語，自然是判然有别的。

面對這一唐代文獻資料，慶昭榮博士提出了一個應該受到重視的觀點：“将唐代龜茲、焉耆等地流行的語言，繼續稱為吐火羅語，恐怕是徒增紛擾”，這是有見地、有語言學根據的呼籲，是值得認真尊重的。實事求是講，如果繼續使用所謂“吐火羅A”、“吐火羅B”，實質會在古代新疆民族、曆史研究中，增加不必要的混亂，是完全不足取的。我希望在新疆所謂吐火羅語A、吐火羅語B的研究中，可以由此揭開新的篇頁。

三

在進行《孔雀河青銅時代與吐火羅》這一課題研究時，我們更加重視的是所謂古墓溝為吐火羅遺存的考古學觀點。

說孔雀河水系古墓溝墓地為吐火羅人遺存，其文化與歐亞草原上金石并用時段的阿凡納羨沃考古文化關聯，是阿凡納羨沃文化東走、南下，進入孔雀河水系後形成的經濟文化實體。從俄羅斯庫孜明娜教授至林梅村教授，持同一觀點的中外學者不少，短時間内發表的文章、專著，也相當令人矚目。林梅村教授在國内可以說是這一考古學觀點的主要代表人。因為是以考古資料為據建構的理論，在讀者中更具影響力。

是以，我們主要以林梅村教授的觀點為參照，展開具體讨論。為此，我們一方面對古墓溝、鐵闆河、小河墓地等孔雀河青銅時代文化遺存進行了充分的整理、分析；同時，對阿凡納羨沃、阿爾泰山南麓克爾木齊墓地、準噶爾南緣奇台西坎兒孜墓地資料，也進行了梳理，以便進行比較、分析。如是處理，目的在于為對相關考古文化不太熟悉的其他學科友人們，提供深一步分析的友善。

我個人的觀點是明确的：阿凡納羨沃文化與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時空有别、總體特征不同，是兩種并不相同的考古文化，說它們之間存在遷徙、傳承的關系，從目前已獲考古資料分析，難以成立。所謂阿凡納羨沃與古墓溝考古文化相同，阿凡納羨沃文化是古墓溝文化的源頭，這一結論确實欠缺、沒有考古學資料的支援，不足憑信。

引發我們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阿凡納羨沃考古文化既明顯與古墓溝文化不同，為什麼就有那麼多考古學者一無例外将古墓溝的文化源頭指向了阿凡納羨沃？這是一個值得追索的文化現象。由此，在研究方法一環，可以進行分析。

因為諸多因素的制約，1979年發掘古墓溝後，未得可能整理古墓溝發掘報告（這一報告，最近方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墓溝報告滞後刊布，在對這一考古文化進行分析時，産生過不利影響，這是一個值得記取的教訓。但出土的一些重要文物标本，當年還是及時請相關研究機關、學者進行了分析、檢測的。如，其中全部人骨資料，就交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韓康信先生進行過體質人類學分析。韓康信據古墓溝墓地封土存在差異（地表有無七圈環形列木），将相關人骨分為兩組。

結論：有環形列木墓中人骨與阿凡納羨沃文化居民的頭骨類型“較為接近”；不見環形列木的墓穴頭骨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居民的頭骨“更相似一點”。他據而推定“古墓溝墓地出土的人類頭骨屬于人類種族中的歐洲人種（即高加索人種）”“與南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伏爾加河草原和鹹海沿岸地帶分布的青銅時代居民的頭骨同屬原始歐洲人種的古歐洲人類型”。“可以說，他們是迄今所知歐亞大陸上時代最早、分布位置最東的古歐洲人類型”。（《新疆孔雀河古墓溝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學報》，1986年第3期，331-364頁。）

相關報告未與《古墓溝》考古報告一道刊發。而它在1986年刊布後，在國内外曾經産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深遠的。曾有阿凡納羨沃類型的古歐洲人在青銅時代步入羅布淖爾荒原孔雀河水系之中，十分可能，一時間成為了相關學界關注的中心，引發了數說不清的聯想。

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從古墓溝、鐵闆河至小河五号墓地，居民均單身土葬，仰身直肢，頭向東。随葬文物主要就是墓主人随身的衣物：尖頂氈帽、裹身毛線毯、牛皮鞋。随葬草簍、麻黃、小麥粒、紅柳枝、蘆葦、卵石、骨珠、蛇紋石珠等；沒有陶器，不見馬。物質生活資料是十分簡單、近乎貧乏的。與阿凡納羨沃考古文化比較，阿凡納羨沃是公元前3000年後半的銅石并用文化，埋葬時多積石冢，屈肢葬（有男女合葬），頭向西，随葬多量尖底、刻紋陶器、小石人、銅镞、石镞等，還入葬牛羊、馬等家畜。兩者總體差别是十分大的。

除了說古墓溝所見草簍與阿凡納羨沃之尖底陶器外形大概相近似一點外，真難找出其他相同或相近的考古文化因素。阿凡納羨沃人，已經熟悉的制陶技藝，為什麼會在孔雀河水系内舍棄，也沒有任何人關心。而孔雀河流域、羅布淖爾荒原是同樣有制陶條件，而且食用小麥類澱粉，是十分需要陶器作為蒸煮用器的。面對明顯存在的差異，為強調阿凡納羨沃陶器造型與古墓溝草簍相似，還以目前實際并不完全清楚的阿勒泰克爾木齊、奇台坎兒孜所見陶器為中間鍊環。

一個不好明說的内在的思考，十分可能就是前述韓康信體質人類學分析中，所作考古文化主人體質特征與阿凡納羨沃人的體質特征相同的種族結論。但是，必須強調說明：這種族特征類同，與其下屬的特定民族群體是否一緻，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後者是否類同，主要則必須通過物質、精神文化是否一緻，才能作出大概的判斷。

新疆地區目前所見考古文化，不會早到去今3萬年前。新疆大地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根據已獲資料與周鄰地區，如大陸甘青地區，黃河流域，南西伯利亞草原地帶，鹹海、裡海周圍，中亞兩河流域古代遊牧人考古文化遺存等，曾有關聯，一些考古文化（如安德羅諾沃等）關聯還不少。這都是值得、也應該予以認真分析、研究的問題。其具體情形，必須進行細緻的分析，隻是抓住個别文化因素，大而化之的粗略比較，并引申作出總體的、相當大的結論，是存在缺點的。在少有早期文獻記錄的古代新疆，由此進而對這片土地上民族、曆史文化展開推論，作出判斷，這樣做，欠缺充分的、科學結論的根據，不值得肯定。

四

我在不少場合說過，古代新疆可以說曾是地球村。歐亞大陸上的高加索人種（印歐人種、白種）、蒙古人種，都曾在這片土地上留下過足迹。許多古代民族，曾在這片土地上東走西行，南下北上，演出過有聲有色的曆史劇。近數十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内外，羅布淖爾荒原、哈密綠洲、吐魯番綠洲等處，發現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儲存良好的人體标本，喚起過各國學者無盡的遐想。漢國文、古佉盧文、粟特文、波斯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等記述過的諸多古代民族曆史畫面，彼此聯想，可以程度不等為西域這片土地的曆史文化，提供不同視角的說明。

歐亞大陸、北部非洲許多古老文明中心的物質、精神文化創造，也都曾在這片土地上留下過印痕。可以說，新疆，這片十分幹燥、寒苦的土地上，保留着顯示了古代歐亞大陸許多古老民族、文化彼此來去、碰撞，互相吸收、交融的曆史鱗爪。它們是今天人們認識古代歐亞世界進步、發展的最珍貴資料，是我們得可能比較準确認識人類文明發展史時，不可或缺、不能輕忽的、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物質、文化遺存。

但是，要準确認識這些遺存、鱗爪，需要十分認真、細緻的努力，需要數十年如一日的投入，耐得住寂寞的不斷鑽研；也十分需要不同學科的知識素養，需要有不同學科素養的學者們之間真誠的合作。人類曆史文化發展，有其内在的、有機的聯系。隻有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展開分析、認識，才得可能接近、慢慢走向曆史生活的實際，進而吸收到有益的曆史文化營養。

自離開北大燕園、進入新疆曆史文化研究舞台，我在這片廣闊、淵深的大地上學習、踯躅，已經55個年頭了。雖生性愚鈍，收獲不豐；但工作之艱難、不易，卻是體會深深的。半個世紀的跋涉，對身前身後行進在同一片土地上勤勉工作、奮力前行的師、友，實在說，是一直心懷敬意、引為同道的。在這本小書中，我雖表示了個人與徐文堪先生、林梅村教授等，在吐火羅人、吐火羅語問題上不同的認識、觀點；但卻一點也沒有減弱我對他們及其他不少有不同觀點、認識的友人們的尊重、敬佩之情。

文堪兄謙虛、認真的學風；對吐火羅國文研究的虔誠；為探索西域文明的知識，锲而不舍、堅持到底的精神，是可貴的品格；梅村兄視野廣闊、才思靈活，從歐亞大陸看新疆，在古代西域文明的研究中，常常迸發出引人眼目的輝光，總能開拓人們的視野，等等，在我都是印象深刻的。其他許多持有相同或不同觀點的友人與他們一樣，在我心目中，都是行進在相當艱難、相當寂寞的探索古代西域文明真谛這條大路上的同道。大家的目的、追求是一樣的。西域古代文明，這一研究題目中，需要具備的知識素養實在太大、太多，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知識積累，随時都會引發不同的觀點。

是以，為了更好的前行，在這一宏大研究事業中，十分需要彼此的支援，也需要在彼此尊重前提下，認真、嚴肅的讨論、争論，甚至批評。這樣做，才有可能更快、更好的尋求到真知。也才有可能更快的實作個人的學術追求，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在目前的西域學術園地中，這種認真讨論、争論、批評的氣氛，是十分欠缺、十分不足的。不少友人，有不同見解，但往往不願形之于文字去讨論，這是一種應該改變的情況。我們力求在這本小書中，本着這一精神行事。

對徐文堪先生、林梅村教授的讨論，就是這一精神指導下的産物。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營建這樣一片天地：就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看法，坦率的交換意見，展開争鳴，相信這樣的風氣，有助于建設起一個更好的西域古代文化研究的園地，實作大家共同的追求、理想，為更好的認識古代西域文明奉獻心力。自然，本于此，我們也十分希望、歡迎大家對我們在這本小書中的觀點提出批評、甚至批判。相信，這将會更加有助于相關研究事業的進步、發展。

五

古代新疆曾否存在吐火羅人，流行過吐火羅語，如果存在，它們與漢代以後漢文文獻中大量記錄了的塔裡木盆地周緣綠洲衆多古代王國的關系，是新疆古代民族、語言、曆史、考古，甚至藝術研究中，繞不開的一個課題。不同學科的研究者、非專業研究但又關心新疆曆史上相關問題的廣大讀者，都曾程度不等遇到過“吐火羅”，但又不能、或難能準确了解其究竟。

是以，在展開這一課題研究過程中，我們力求将這一問題的提出、研究史，目前國内相關學界、研究專家們對這一問題曾有的讨論、研究，我們自己的觀點等，盡量比較完整的收錄在這一文集之中，期望人們借此可以明其大略。粗粗掃視一過，所及相關資料，不僅涉及吐火羅國文、考古、曆史、藝術等領域，甚至包括了人類學、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比較廣泛。自然，吐火羅研究，一百多年來，是世界學術界曾經關注的熱點之一，專著、專文甚多。目前所輯，肯定還是不會完整，也難求完整的。

還有一點，應該一說。這就是相關論文、著述，觀點是并不一緻的，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反映了大陸相關學界的研究現狀。差異、不同，均是獨立思考的成果；讨論、争鳴，可以助益于問題的深化，能使“吐火羅”這一議題更好的、逐漸走向曆史的真實。

真誠希望這樣做，會助益讀者們對一百多年來，籠罩在新疆古代民族曆史、文化研究上面的“吐火羅”迷霧，得到比較清楚的認識。經過這點努力，可以使吐火羅研究，尤其是所謂吐火羅民族與古代新疆曆史關系的研究，能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視角，能獲得一個新的認識。如是，我們在這一研究工作中，寄托的願望，就算基本實作了。

本文由孫莉、郝莎莎摘編自 王炳華 主編《孔雀河青銅時代與吐火羅假象》“序二”。内容略有删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