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失而复得的文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曾于1993年投稿某行业报纸，介绍《俄国考古学》杂志1992年第4期刊发的柴尔德给苏联考古学家的一封信。在信中，柴尔德坦率、中肯地评价了苏联考古学的成就与局限，值得中国同行和关注考古学的广大读者借鉴参考。陈星灿先生的这篇文章当年并未发表，文稿原件也被报社遗失了。多年后，这份原稿重现网络平台，经友人觅得，现已物归原主。此文将收入陈星灿《考古随笔》（四），即将出版。此次经作者授权发布。
1992年是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82——1957）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东西方考古学界都有深远影响的著名学者，1992年莫斯科出版的《俄国考古学》杂志（第四期）刊发了柴尔德的一封信。此信是1956年12月16日柴尔德自伦敦寄给苏联考古学家Ａ.Ｂ.阿尔茨霍夫斯基的。信中对苏联考古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封不合时宜的来信虽然迟发了三十多年，然而今天在我们看来却仍是那么亲切感人切中时弊。
在信中，柴尔德首先对苏联考古学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他自1926年起便开始认真阅读苏联史前考古学的文献。对诸如旧石器时代晚期房屋遗迹的认定，特里波利村落遗址的全面揭露，谢苗诺夫对燧石器及骨器使用微痕的研究等等杰出的成就，“尤其感到高兴”。但是总的看来，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此(指苏联考古学——笔者)相当失望”。
青年柴尔德（澳大利亚）
柴尔德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发掘技术。他认为在这方面，“苏联考古学不仅远远落后于英国，也落后于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德国”。他特别指出，就资料报导而言，“发掘者有责任发表清晰而丰富的平剖面图，以便把他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细节表示出来”。因为“别的研究者通过报告的平剖面图能够发现不被发掘者认识的一些重要现象，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是苏联考古报告的平剖面图往往是既不充分也不清楚。在坟冢的发掘中，他认为没有哪一部报告的平剖面图像1915年发表的奥德厦报告那样完备，对比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报告则更要逊色许多。柴尔德相信墓葬材料“至少对于了解坟冢建造者的意识形态是相当重要的”，然而苏联考古学家对坟冢诸现象的研究似乎没有系统性，也很少明确地将其描述及用平剖面图表示出来。
对比墓葬，柴尔德认为“至少是房屋遗迹的报告更糟”。他特别指出1940年发表的康斯坦丁一期的报告竟没有发表准确的房屋平面图。“少有的几份‘长屋’的平面图（没有剖面图），毫无价值且使人徒增疑窦。”他认为“所谓‘长屋’实际上可能只是排成一排的12或13间小圆屋”。建造的年代先后不同且略有重叠。他还怀疑许多被苏联考古学家认定的穴居遗迹，也可能仅仅是地面建筑周围的垃圾坑而已。
李零、陈星灿、安家瑗与张瀚墨等译者 共谈“解读柴尔德”四书
其二是年代学的问题。柴尔德认为如果没有以分布图辅助的地层学的控制，确定相对年代的类型学是很靠不住的。“尤其是把它应用于纹饰母题或陶器形制的分析更令人怀疑。”他指出，布留索夫已经表明帕谢克关于特里波利文化的最后一“期”，在年代学上决非一期，而只是一个地区文化现象。只有在具备更周详的分布图的情况下，才能表示其它诸期——特别是帕谢克的第一文化期——是否确实也不是地方类型。他还认为，“金属工具和武器可能提供一个可靠的年代序列——假如有许多共存遗物和理想的墓葬组合的话”，这些条件在高加索并不具备，然而耶森所分的五个期别看起来却是煞有其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绝对年代因与近东历史文明的对应有了可靠的保证，但是这种对应必须是准确无误的。”然而现在从乌沙托夫出土的斧及剑并不与爱琴或近东地区可以断代的任一类型绝似——剑的形式十分特殊，它类似于西班牙南部或法国南部的型式但并不酷肖，况且后者也不能断代。因而他认为“特里波利最晚的文化完全不能从中取得断代的依据”。他还指出，有些苏联学者仅以器形相近即将其年代与近东比附，但后者的器形在一千多年里少有变化，并无断代价值。
在自然科学的应用方面，柴尔德指出英国、丹麦等国的考古学者借助于航空照片，“已经发现和描述了古代耕作的犁沟、田地布局、牲畜圈栏，因而对从史前到中世纪的农业经济的许多方面都有揭示”，然而，他问道“这样的成绩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有过吗？”柴尔德还发现，苏联公布的孢粉分析与波罗地海以西国家和英国的研究不容易相互对比。经丹麦和英国学者改进的方法在苏联考古杂志的孢粉分析图表中也没有见到。
关于文化的命名问题，柴尔德特别指出考古学文化必须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反映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的一群不断再现的特质—包括工具和武器、房屋和墓葬、装饰品及器物纹饰等等。然而就此而言，他认为苏联学者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比如土洞墓文化却是各取一端，有的用墓葬类型，有的用陶器形式，以致于给研究者带来许多误解。这是他一贯反对的。
1993年3月30日于河南汝州李楼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