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地方趣味：新時期市井小說的審美特征

市井小說蘊含地方文化趣味，可追溯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老舍等作家創作的市民文學。那種對都市地方性的洞察和描摹為市井文學打開了新的書寫次元。新時期市井小說在地域文化自覺的背景下崛起，地理景觀、風土人情、方言土語等成為其突出表現的内容，被賦予重要的地方文化和倫理内涵。這極大增強了市井小說的文化趣味，推動市井小說超越時代局限，散發出恒久的藝術魅力。一時間京味、滬味、津味、蘇味、漢味等地域化市井小說風起雲湧，汪曾祺的江蘇高郵系列、林斤瀾的溫州矮凳橋風情也都為當時文壇所樂道，共同彰顯了地方文化趣味對市井文學的重要意義，也打破了長久以來北京、上海市井文學“雙城并峙”的局面，形成全面開花、異彩紛呈的多元化創作新格局。

展示城市地理景觀的文化内涵

新時期市井小說聚焦的不是鄉野而是城市底層空間，其立意在于表現文化趣味。對建築、房屋、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人情往來的描摹，對市井細民衣食住行、喜怒哀樂和命運變化的演繹，地方性書寫的知識性、趣味性和倫理色彩更為鮮明，都展現出自然地理與人文精神之間的緊密關聯，暗示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天人合一智慧。它折射出中國叙事傳統“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彰顯出市井文學世俗性和趣味性的審美特質。

市井風情小說注重挖掘各個城市的地标性文化景觀，在城市特色建築和居住空間中展示民情風俗與文化倫理内涵。北京胡同與四合院、天津老城廂與租界小洋樓、上海狹窄逼仄的弄堂與格子間、蘇州小巷裡精緻典雅的祖屋老宅、武漢嘈雜的碼頭與熱鬧的商業街，都成為作家濃墨重彩的表現對象。

京味作家更偏愛胡同和四合院，以四合院裡沒有隐私的“交集互聯”生活方式，呈現京城百姓厚德尚禮、互助互愛的生活情調。劉心武的《鐘鼓樓》用一節來描繪北京四合院，房挨房、屋連屋、共用廁所和水管的合居環境，使每一家都以各種方式與鄰居發生密切聯系，每一家的獨奏曲最終彙聚成五味雜陳、悲喜交集的交響樂。陳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對四合院的描寫生動幽默，“四合院”是傳統生活哲學的載體，小市民的喜怒哀樂和命運變遷都離不開擁擠又充滿人情味的四合院。

一個城市獨特的人文景觀既是自然環境的外化，也是這座城市曆史發展、市民精神和倫理操守長期共同塑造的結果，市井文學注重挖掘這種城市景觀的内在靈魂。海派市井小說聚焦“弄堂”“石庫門”“亭子間”等擁擠嘈雜而又充滿活力的世俗生活，以弄堂與洋房的沖突隔膜來展示上海市井文化的精神實質。程乃珊的《藍屋》内置了對比式叙事結構，外觀精緻奢華的“藍屋”充斥着道德缺陷和情感缺失，弄堂裡25平方米的簡樸民居卻承載着踏實穩定的市井生活，象征着道德和人性的至高境界。《藍屋》對市井的倫理化想象折射出20世紀80年代文人的道德理想，從中亦可見新時期作家穿過城市表層，進入精神倫理層面對市井文化的淬煉和升華。

表現不同城市文化的差異性

郁達夫在《北平的四季》中這樣概括他對中國各大都市的印象：“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還有杭州的“沉着”、北京的“典麗堂皇”。郁達夫的描述生動有趣，但隻适用于描述特定曆史時期不同城市的整體文化底色，帶有鮮明的個人感受色彩。城市文化研究者提醒我們，必須意識到城市的特色具有動态變化特征，且存在内部多面性和差異性。有價值的文學創作首先要突破這種刻闆的城市印象，跳出将城市文化本質化的思維誤區，呈現城市動态發展的趨勢及獨特的文化風貌。

新時期市井小說創作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聚焦社會轉型背景下城市的獨特文化韻味，描寫時代變遷中的市民心理波瀾，以及“物質化”“世俗化”“自主性”等觀念在市井社會的滲透與受阻狀态。這些創作于不同地域的市井小說，組合起來繪制成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的生活圖卷。京味作家表現出凝重的反思特征，《鐘鼓樓》《辘轳把胡同9号》《找樂》等作品寫出了具有悠久傳統的自足文化體系，在受到商品經濟沖擊時的無奈、抗拒等複雜心理。蘇州作家範小青的《褲裆巷風流記》中，有老派市民面對傳統文化漸漸消逝流露出的抵制和抗拒之情，但更多的是底層青年人突破傳統和地域局限投身到火熱時代中去的昂揚情緒，這是對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潮流的積極回應。馮骥才、林希等津味作家選取曆史視角，對近代天津市井小民的尊嚴氣節和家國情懷給予褒揚，以充滿曆史感的“道德化”市井回應了“世俗化”“物質化”思潮。

市井風情小說不僅能成功再現地方風俗習慣和文化積澱，也能敏銳捕捉市井文化所發生的動态變化，以及同一時代不同城市的多樣化反應，表現出不同城市文化的差異性。

方言增強地方文化趣味

方言進入新時期市井小說源于兩個因素：一是市井小說觀照的實體空間是城市底層和民間，市井小民操着方言土語符合人物身份地位，展現出文學創作遵循的藝術真實性原則；二是創作者往往是城市土著或有在某一城市長期生活的經曆，對城市方言極其熟稔和熱愛，加上懷有強烈的故土情結，是以作家傾向于讓方言進入創作。作家選擇富有地方文化韻味的方言土語進行叙述、描寫和展開人物對話，營造出生動鮮活、趣味盎然的語言氛圍。

不同作家使用方言的多寡程度和表現側重點不同。陳建功的京味語言生動鮮活，多用短句俗語，擅長模仿人物說話的腔調、口吻和字眼，透露出老北京人見多識廣、精通人情世故的特征。馮骥才更偏向以方言詞彙、口語句式和幽默風格凸顯天津人能說會道的“衛嘴子”風度。範小青則從叙事語言到人物對話，在整體上打造吳語方言氛圍，《褲裆巷風流記》中辰光（時候）、日腳（日子）、事體（事情）、清爽（清楚）、豁邊（脫離原來路線）等日常用語，姆媽、阿哥、好婆等稱呼用語，以及大量疊字、尾音、慣用詞等，增強了小說的市井俚俗色彩和日常生活質感，凸顯出這部長篇小說的語言魅力。

方言是生動傳達地方文化神韻不可或缺的工具，對塑造富有地方辨識度的人物形象發揮着重要作用。在新時期的市井小說中，創作者從方言土語中提取鮮活自然的民間語言，讓原汁原味的市井俚語參與文學創作，一定程度上使以國語為基礎的書面語表達模式更為生動多彩，增強了文學語言的生機活力和表現力，極大推動了市井風情小說的繁榮興盛和廣泛傳播。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期市井文學審美嬗變研究（1978—2018）”（19BZW120）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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