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學曆史系讀大學時，給我們這一級學生講授“中國近代史”課程的老師，是徐和雍先生。
當時的徐老師，年近50歲，中等個子，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皮膚有些黝黑，全身上下，透露的是一種樸實無華的氣質，在課堂上，他的講話慢聲細氣，授課的内容也中規合矩，四平八穩，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杜絕虛飾，不見激情，沒有抑揚頓挫的張揚與洶湧，也沒有天馬行空式的自由發揮，至為平和，唯有質樸，總之，一句話，徐和雍老師他的授課風格，與波瀾壯闊的大江大海絕緣，而是那種風平浪靜、樸素自然的小河流水，不會給人帶來情緒的亢奮，感官的刺激，但卻是淡定穩重，真切管用，一如他的外表形象。所謂的“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徐老師這樣講授中國近代史，固然是他個人性格特征的曲折反映，但是，我覺得這也與這門課程的性質有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上，都有不少“禁區”與“戒律”，隻能照本宣科，不許别出心裁，到了“十年艱難探索”期間，更是“紅線”縱橫，“雷區”遍地，成為典型的“重災區”。我們上學時，剛剛告别“艱難探索”不久，中國近代史領域的“話語體系”并沒有完全改變，是以，一說到曾國藩，那就是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劊子手”面目的呼之欲出；一說到李鴻章，那就是簽訂喪權辱國的“賣國賊”形象的深入人心；一談及“義和團運動”的偉大意義，那就是“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這一類“政治正确”定性語言的反複強調、不斷重複。是以，許多老師在授課時，不免心有餘悸，豈敢膽大妄為、“越雷池一步”，唯有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才是安全的底線，徐老師在這方面，當然也不可能有例外。
盡管如此，當時的政治氛圍畢竟開始寬松了，是以，徐和雍老師在課堂上，偶爾也會透露他自己的一些獨到而深刻的學術見解，這對我們這些初學者來說，不啻為重要的啟蒙。譬如，他在談及光複會時，曾指出，光複會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并沒有得到很公允的評價，在同盟會中，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三足鼎立，光複會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聯合會黨、發動武裝起義等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卻多少遭到了淡化，并未能客觀地反映真實的曆史。這與後來把持話語權的同盟會主導勢力的排斥與抑制直接有關，換句話說，革命黨在推翻清王朝的大目标上一緻，但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有江湖，則難免有人事上的糾葛和沖突，免不了争權奪利，黨同伐異。同盟會中占主流的是興中會系統，對不完全聽從指令、堅持獨立性的光複會，自然要打入“另冊”，于是，上海光複後，出現了兩個滬督(陳其美、李同夑)，後期光複會的棟梁陶成章，終于被暗殺。而在居正等人撰寫的辛亥革命史書中，光複會不是所謂的“正統”，它的曆史功績，于是乎就很不幸地隐沒不彰，基本上被邊緣化了。
徐老師的這類看法，在今天看來，也談不上驚世駭俗，但是，在當時，他帶給我們這些初學者的，則是一場頭腦“風暴”，令人驚詫，令人震撼，可以說，這逐漸幫助我們建立起對既有曆史“書寫”範式秉持“質疑”的态度與意識，懂得了真實曆史背後原來存在着巨大的複雜性，終于能夠明白，作為曆史學從業者，應當擁有不滿足于現有曆史叙述系統所提供的曆史事實及其诠釋結論的必要性。
由于時間久遠，我是怎麼同徐和雍老師建立師生之間的個人聯系？其中具體的細節已難以回憶起來了。不過，當時我的确經常去他府上求教請益，這應該是事實。可以不誇張地講，大學大學期間，我去他家裡叨擾的次數，應該是在20次以上，也許是他比較欣賞我的勤奮與努力吧，是以，他從來不以我的唐突造訪與冒昧打擾為忤，而總是很熱情地接待我，并将他手頭唯一的一套《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龔書铎主編，上下兩冊)相贈，以示鼓勵！盡管我後來興趣主要集中在中國古代史的前半段，與中國近代史的學習與研究漸行漸遠，但這套書，我始終視為十分珍貴的禮物，一直置放在我書櫃中的醒目位置上。
當然，我記憶深處印象最為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陪同徐和雍先生和師母黃碧華老師(時在杭州大學宣傳部工作，後來曾任學校人事處副處長)前住紹興東浦鎮的一次調研活動。當時，安徽教育出版社計劃出版一些與安徽曆史有關的人物傳記小冊子，在這些人物中，包含有徐錫麟。因為徐錫麟雖是浙江紹興人，但其一生中最為可歌可泣的事迹，乃是在安徽發動起義，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為推翻清王朝的統治而英勇獻身！緣此之故，徐錫麟傳記的撰寫，被該社列入了出版計劃，而徐和雍老師，則被出版社方面約請為此書的作者。
1981年的暑假期間，在紹興家裡度假的我收到了徐老師的一封來信，信中告知我，他和黃碧華老師準備專程到紹興一次，計劃到徐錫麟故鄉……紹興的東浦鎮進行實地考察，以了解徐錫麟早年的生活環境與具體經曆，他在信中希望我幫助他們做兩件事情，一是在紹興城關鎮的招待所預訂一個他們在紹興期間住宿的一個房間，二是希望如果我屆時有時間，最好能陪同他們一起到東浦鎮，因為他們要通路的一些當地老人不會講國語，而他們則聽不懂一些紹興當地的土話，必要時，我可以起“翻譯”溝通的作用。“有弟子執其勞”，這個道理我自然懂得，于是就複函表示，歡迎老師和師母光臨，一切秉承老師之命做好相關準備。
徐老師與師母如期乘坐火車抵達紹興，我前往車站迎接，将他們送到預訂的位于紹興城關鎮人民路上的縣委第三招待所，在旁協助辦理好相關的入住手續。次日早晨，我扯着公雞尾巴起床，到他們的下榻之處與他們會合，陪同他們到城北橋的紹興航運公司碼頭，一起乘坐小火輪，前往東浦鎮，一個小時後，抵達東浦鎮(今天坐汽車，至多15分鐘即可到達)。
顧不得旅途勞頓，徐老師夫婦和我即穿過東浦鎮的沿河主街，來到了徐錫麟的故居，紹興名人如“過江之鲫”，徐錫麟的故居在文物保護的名單上根本排不上号，是以，早己頹敗傾廢為普通的民居，但規模尚在，徐老師夫婦前前後後進行了仔細的觀察，并向當時居住在那裡的老人詢問了一些情況，徐老師的此舉，貌似多餘，但是，其實是有深意存焉，即通過現場考察，進一步明确了徐錫麟的家境在當時是很不錯的，他積極投身革命，絕不是為了經濟上的翻身（他後來能捐得出一大筆錢，弄個廳局級的候補道台頭銜，可見其家庭的富足），而是出于愛國愛民的一片丹忱，是為了實作其矢志不移的政治理念。
參觀了徐錫麟的故居之後，我們就輾轉去了鎮上的“熱誠國小”，這國小的前身，就是徐錫麟本人1904年親自創辦的“熱誠學堂”，他當年創辦該學堂的宗旨，很顯然，是希望推廣新式教學，提高家鄉群眾的文明素質與文化覺悟，這是徐錫麟整個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在那裡，好不容易尋找到現在學校的一位管理者，通過他來了解當下該學校有關“熱誠學堂”的曆史介紹，追溯當年徐錫麟從事熱誠學堂辦學的定位與課程設定，進而從一個側面認知徐錫麟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在東浦鎮街上小餐館簡單用過午餐後，我們通過我的一個朋友找到一個曾經在鎮上任過小吏的先生，由他召集了5、6位老人，一起進行了一次座談。在座談會上，徐老師夫婦請他們介紹他們所知道的有關徐錫麟在東浦鎮生活與學習的傳說或故事，以更具體地了解徐錫麟的青少年時代。毫無疑問，徐錫麟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隔膜的，是以，老人們的回憶非常零碎，隻言片語，真僞混雜，可信度似乎并不怎麼高，沒有多大的史學研究價值，但是，徐老師夫婦依然聽得很認真，很專注，并全神貫注做了筆記。
在歸途的輪船上，徐老師和黃老師的興緻都很高，跟我說，東浦之行，雖然所收獲的“硬貨”并不多，但是，還是很有意義的，這些口述史料，可以參考和印證相關的文獻記載，這樣，他記叙徐錫麟的家世與青少年時期的事迹，心裡就比較有底氣了。
東浦之行的次日，徐老師伉俪還仔細參觀了勝利路上的大通學堂舊址和和暢堂秋瑾故居，傍晚時分，則采訪了時在紹興第二醫院工作的徐錫麟孫女徐乃英女士，不過，徐乃英對乃祖的事迹談不出太多的實質性内容，徐老師伉俪稍稍有點失望和落寞，但是還是對徐女士的幫助，表達了衷心的感謝！這些活動，我都陪伴在側，見證了徐和雍老師待人接物的誠摯與治學問道的專緻。
如前所述，徐老師撰寫的《徐錫麟》一書，隻是一本不到十萬字的小冊子，是通俗型的曆史普及著作，其中，有關徐錫麟家庭背景和早年生活經曆的文字，至多，也就兩、三千字而已。他完全可以根據現存的史料，做個簡單的叙述，就可以交差，可是，就為了這千餘字的鋪墊性内容，他不辭辛勞，冒着暑熱，專程從杭州來紹興（請注意，當時可沒有高鐵與動車，紹興與杭州之間，每天也就一趟快車，二趟慢車），到東浦鎮實地調研考察，這種治學上的嚴謹與認真，難道不是難能可貴，令人肅然起敬？
更讓人欽佩的是，當時并沒有課題這一說，出版社也不給作者任何撰稿補貼，徐和雍老師伉俪到紹興調研的費用，如車資、住宿費、餐費等等，花費的都是他們自己的錢，而且為了向采訪者表達謝意，他們還準備了小禮品，這方面的花費，也是掏自己的腰包。而當時的稿費，又低得可憐，大概也是千字8元左右吧。在這種情況下，徐老師夫婦不計成本，為寫好一本在不少人眼裡算不得是冠冕堂皇學術專著的小冊子，而舍得拿出自己并不富裕的工資投入于研究，這在今天很多人那裡，是無法想象的，恐怕會視這種做法為不合時宜。
其實，徐和雍老師的較真，才是學者風骨的真正展現，他的所作所為，恰恰映照出當下所謂學術研究的浮躁與淺薄，當連基本典籍都懶得覆按，動辄到度娘上尋覓資料，這意味着，我們所失去的，乃是對學術起碼的敬畏之心，而僅僅留下了那可憐的功利之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和雍老師伉俪四十年前的紹興東浦之行，對我來說，永遠是一面鏡子，一個警示，當我有所懈怠，想愉懶取巧時，眼前總會浮現當年東浦鎮上他們的身影，于是，我惕然警懼，沉下心來，做好手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