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给我们这一级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老师，是徐和雍先生。
当时的徐老师，年近50岁，中等个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皮肤有些黝黑，全身上下，透露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气质，在课堂上，他的讲话慢声细气，授课的内容也中规合矩，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杜绝虚饰，不见激情，没有抑扬顿挫的张扬与汹涌，也没有天马行空式的自由发挥，至为平和，唯有质朴，总之，一句话，徐和雍老师他的授课风格，与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海绝缘，而是那种风平浪静、朴素自然的小河流水，不会给人带来情绪的亢奋，感官的刺激，但却是淡定稳重，真切管用，一如他的外表形象。所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徐老师这样讲授中国近代史，固然是他个人性格特征的曲折反映，但是，我觉得这也与这门课程的性质有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上，都有不少“禁区”与“戒律”，只能照本宣科，不许别出心裁，到了“十年艰难探索”期间，更是“红线”纵横，“雷区”遍地，成为典型的“重灾区”。我们上学时，刚刚告别“艰难探索”不久，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完全改变，所以，一说到曾国藩，那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面目的呼之欲出；一说到李鸿章，那就是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形象的深入人心；一谈及“义和团运动”的伟大意义，那就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这一类“政治正确”定性语言的反复强调、不断重复。所以，许多老师在授课时，不免心有余悸，岂敢胆大妄为、“越雷池一步”，唯有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才是安全的底线，徐老师在这方面，当然也不可能有例外。
尽管如此，当时的政治氛围毕竟开始宽松了，因此，徐和雍老师在课堂上，偶尔也会透露他自己的一些独到而深刻的学术见解，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不啻为重要的启蒙。譬如，他在谈及光复会时，曾指出，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公允的评价，在同盟会中，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足鼎立，光复会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联合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却多少遭到了淡化，并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的历史。这与后来把持话语权的同盟会主导势力的排斥与抑制直接有关，换句话说，革命党在推翻清王朝的大目标上一致，但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有江湖，则难免有人事上的纠葛和矛盾，免不了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同盟会中占主流的是兴中会系统，对不完全听从命令、坚持独立性的光复会，自然要打入“另册”，于是，上海光复后，出现了两个沪督(陈其美、李同夑)，后期光复会的栋梁陶成章，终于被暗杀。而在居正等人撰写的辛亥革命史书中，光复会不是所谓的“正统”，它的历史功绩，于是乎就很不幸地隐没不彰，基本上被边缘化了。
徐老师的这类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谈不上惊世骇俗，但是，在当时，他带给我们这些初学者的，则是一场头脑“风暴”，令人惊诧，令人震撼，可以说，这逐渐帮助我们建立起对既有历史“书写”范式秉持“质疑”的态度与意识，懂得了真实历史背后原来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终于能够明白，作为历史学从业者，应当拥有不满足于现有历史叙述系统所提供的历史事实及其诠释结论的必要性。
由于时间久远，我是怎么同徐和雍老师建立师生之间的个人联系？其中具体的细节已难以回忆起来了。不过，当时我的确经常去他府上求教请益，这应该是事实。可以不夸张地讲，大学本科期间，我去他家里叨扰的次数，应该是在20次以上，也许是他比较欣赏我的勤奋与努力吧，所以，他从来不以我的唐突造访与冒昧打扰为忤，而总是很热情地接待我，并将他手头唯一的一套《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龚书铎主编，上下两册)相赠，以示鼓励！尽管我后来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的前半段，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渐行渐远，但这套书，我始终视为十分珍贵的礼物，一直置放在我书柜中的醒目位置上。
当然，我记忆深处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陪同徐和雍先生和师母黄碧华老师(时在杭州大学宣传部工作，后来曾任学校人事处副处长)前住绍兴东浦镇的一次调研活动。当时，安徽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一些与安徽历史有关的人物传记小册子，在这些人物中，包含有徐锡麟。因为徐锡麟虽是浙江绍兴人，但其一生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事迹，乃是在安徽发动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英勇献身！缘此之故，徐锡麟传记的撰写，被该社列入了出版计划，而徐和雍老师，则被出版社方面约请为此书的作者。
1981年的暑假期间，在绍兴家里度假的我收到了徐老师的一封来信，信中告知我，他和黄碧华老师准备专程到绍兴一次，计划到徐锡麟故乡……绍兴的东浦镇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徐锡麟早年的生活环境与具体经历，他在信中希望我帮助他们做两件事情，一是在绍兴城关镇的招待所预订一个他们在绍兴期间住宿的一个房间，二是希望如果我届时有时间，最好能陪同他们一起到东浦镇，因为他们要访问的一些当地老人不会讲普通话，而他们则听不懂一些绍兴当地的土话，必要时，我可以起“翻译”沟通的作用。“有弟子执其劳”，这个道理我自然懂得，于是就复函表示，欢迎老师和师母光临，一切秉承老师之命做好相关准备。
徐老师与师母如期乘坐火车抵达绍兴，我前往车站迎接，将他们送到预订的位于绍兴城关镇人民路上的县委第三招待所，在旁协助办理好相关的入住手续。次日早晨，我扯着公鸡尾巴起床，到他们的下榻之处与他们会合，陪同他们到城北桥的绍兴航运公司码头，一起乘坐小火轮，前往东浦镇，一个小时后，抵达东浦镇(今天坐汽车，至多15分钟即可到达)。
顾不得旅途劳顿，徐老师夫妇和我即穿过东浦镇的沿河主街，来到了徐锡麟的故居，绍兴名人如“过江之鲫”，徐锡麟的故居在文物保护的名单上根本排不上号，所以，早己颓败倾废为普通的民居，但规模尚在，徐老师夫妇前前后后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向当时居住在那里的老人询问了一些情况，徐老师的此举，貌似多余，但是，其实是有深意存焉，即通过现场考察，进一步明确了徐锡麟的家境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他积极投身革命，绝不是为了经济上的翻身（他后来能捐得出一大笔钱，弄个厅局级的候补道台头衔，可见其家庭的富足），而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一片丹忱，是为了实现其矢志不移的政治理念。
参观了徐锡麟的故居之后，我们就辗转去了镇上的“热诚小学”，这小学的前身，就是徐锡麟本人1904年亲自创办的“热诚学堂”，他当年创办该学堂的宗旨，很显然，是希望推广新式教学，提高家乡民众的文明素质与文化觉悟，这是徐锡麟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那里，好不容易寻找到现在学校的一位管理者，通过他来了解当下该学校有关“热诚学堂”的历史介绍，追溯当年徐锡麟从事热诚学堂办学的定位与课程设置，从而从一个侧面认知徐锡麟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在东浦镇街上小餐馆简单用过午餐后，我们通过我的一个朋友找到一个曾经在镇上任过小吏的先生，由他召集了5、6位老人，一起进行了一次座谈。在座谈会上，徐老师夫妇请他们介绍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徐锡麟在东浦镇生活与学习的传说或故事，以更具体地了解徐锡麟的青少年时代。毫无疑问，徐锡麟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隔膜的，所以，老人们的回忆非常零碎，只言片语，真伪混杂，可信度似乎并不怎么高，没有多大的史学研究价值，但是，徐老师夫妇依然听得很认真，很专注，并全神贯注做了笔记。
在归途的轮船上，徐老师和黄老师的兴致都很高，跟我说，东浦之行，虽然所收获的“硬货”并不多，但是，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口述史料，可以参考和印证相关的文献记载，这样，他记叙徐锡麟的家世与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心里就比较有底气了。
东浦之行的次日，徐老师伉俪还仔细参观了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旧址和和畅堂秋瑾故居，傍晚时分，则采访了时在绍兴第二医院工作的徐锡麟孙女徐乃英女士，不过，徐乃英对乃祖的事迹谈不出太多的实质性内容，徐老师伉俪稍稍有点失望和落寞，但是还是对徐女士的帮助，表达了衷心的感谢！这些活动，我都陪伴在侧，见证了徐和雍老师待人接物的诚挚与治学问道的专致。
如前所述，徐老师撰写的《徐锡麟》一书，只是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是通俗型的历史普及著作，其中，有关徐锡麟家庭背景和早年生活经历的文字，至多，也就两、三千字而已。他完全可以根据现存的史料，做个简单的叙述，就可以交差，可是，就为了这千余字的铺垫性内容，他不辞辛劳，冒着暑热，专程从杭州来绍兴（请注意，当时可没有高铁与动车，绍兴与杭州之间，每天也就一趟快车，二趟慢车），到东浦镇实地调研考察，这种治学上的严谨与认真，难道不是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更让人钦佩的是，当时并没有课题这一说，出版社也不给作者任何撰稿补贴，徐和雍老师伉俪到绍兴调研的费用，如车资、住宿费、餐费等等，花费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而且为了向采访者表达谢意，他们还准备了小礼品，这方面的花费，也是掏自己的腰包。而当时的稿费，又低得可怜，大概也是千字8元左右吧。在这种情况下，徐老师夫妇不计成本，为写好一本在不少人眼里算不得是冠冕堂皇学术专著的小册子，而舍得拿出自己并不富裕的工资投入于研究，这在今天很多人那里，是无法想象的，恐怕会视这种做法为不合时宜。
其实，徐和雍老师的较真，才是学者风骨的真正体现，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映照出当下所谓学术研究的浮躁与浅薄，当连基本典籍都懒得覆按，动辄到度娘上寻觅资料，这意味着，我们所失去的，乃是对学术起码的敬畏之心，而仅仅留下了那可怜的功利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和雍老师伉俪四十年前的绍兴东浦之行，对我来说，永远是一面镜子，一个警示，当我有所懈怠，想愉懒取巧时，眼前总会浮现当年东浦镇上他们的身影，于是，我惕然警惧，沉下心来，做好手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