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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逃22年,賭徒變身知名作家,被捕前通知同夥:快跑,我會供出你

1995年11月29日,在浙江省湖州市發生了一起當地建國以來的最大命案,在織裡的一家旅館内,一名山東商人于峰和旅館老闆一家三口都被殘忍的殺害。

山東商人于峰身上的20多塊錢不翼而飛,于峰當時并沒有帶太多的行李,他身上帶着5000多元,偷偷藏在了自己的褲裆裡,可惜兇手并沒有搜出這筆錢,而旅店老闆的雙手都被捆綁,身上還有被擊打過的痕迹,旅店裡的幾十塊錢也全都不見,警方由此判斷這是一起典型的搶劫案。

究竟是誰搶劫了這四人?對其下如此毒手?警方為此锲而不舍地調查了22年,而高科技手段成為千裡追兇最為關鍵的一環,也為兇手定罪提供了不容推脫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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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案發時沒有目擊證人,也沒有任何的監控影像,旅客在入住時也不需要登記資訊,是以在偵破此案時難度很大,雖然案發後鎖定兩名旅客為重大犯罪嫌疑人,但沒有任何的線索能追查到兩人的活動軌迹,這成為該案無法偵破的最主要原因。

不過,在提取現場痕迹證物時,在屋子裡抽過的26根煙蒂還是被保留了下來,煙蒂上留下的唾液成為22年後破案最為重要的關鍵之處。除此之外,在案發現場也提取到了指紋,留下了一對鞋印和一根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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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指紋比對全靠肉眼識别,一個地方的指紋庫通常是一摞白底黑紋的卡片,沒有太多痕迹鑒定經驗的警察踏遍了皖南的每一個縣,一張張去翻看卡片。多的時候,一天需要辨識幾千份指紋,到最後,那個案發現場的指紋深深地刻在辦案人員的腦子裡。

指紋是鎖定嫌疑對象的最主要線索,經過幾個月的指紋對比,結果還是對比不上,辦案人員陳紅躍隻能挨街挨戶地去走訪調查,他跑遍了大半個中國,近至上海,遠至廣東、雲南,隻要外地出現了類似的案件,陳紅躍總要前去看看能不能并案偵查。

由于案發時兇手作案手法十分娴熟,警方一直以為兩個人是慣犯。當時專門負責追蹤鞋印的警察嚴關炳跑遍了華南的大部分鞋貿市場,可是卻毫無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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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并沒有打擊兩個人的信心,他們說“越是特殊的、找不到的,那說明找到了以後價值就越大”。

1996年春節,嚴關炳在南京水西門的一個鞋子攤位前轉來轉去,突然,一雙高幫登高鞋吸引了嚴關炳的目光,他把鞋底翻過來一看,正和案發現場時的那個腳印一模一樣。

經過調查,這雙鞋産自昆山的一家南韓企業,這鞋專門出口加拿大,唯一的一箱在出口前不小心遺落在倉庫的角落,除此之外,工廠還會将一些損壞的鞋作為福利發給員工。

嚴關炳立刻趕往了昆山,想通過這雙鞋印來确定嫌疑犯是否就是這家鞋廠的員工,可由于搜尋範圍太大,簡直如大海撈針,最終案件陷入停滞。

2008年,當時分管此案的湖州市警察局副局長李剛病危,他把當時負責參與此案的民警叫到病床前,叮囑道“這個案子是我一生的遺憾,你們這些同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想盡辦法把它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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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句話,嚴關炳和陳紅躍感覺到萬分的心痛,13年來,他們已經盡力找尋一切可以比對的線索,可當年的兇手卻如泥牛入海,了無音訊。

每當有類似的案子出現之後,幾人都會将這些辦案筆記拿出來翻閱一遍,可惜卻沒有在李剛去世前完成偵破。

時間轉眼來到了2017年,湖州市警察局再次開展“抓逃犯,破積案”活動,此時,用于刑偵領域的Y-DNA染色體檢驗技術越發的成熟,破獲了沉積30年的甘肅白銀案便是一個絕佳的典範。

Y-DNA染色體是利用男性父系之間的單向傳承,如果男性嫌疑人在案發時留下了DNA,那麼通過檢測與嫌疑人有相同Y-DNA淵源的親屬,可以直接确定嫌疑人的姓氏,這成為抓捕兇手的最有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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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湖州市警察局成立了專門的DNA實驗室,徐志成就是負責法醫物證的專員,他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實驗室裡工作,裡面的裝置不僅先進,而且價值不菲,隻需要一枚指甲,一個喝過水的杯子,一灘尿液,通過 DNA技術就能查出兇手究竟是誰。

對于本案來說,可用于DNA檢驗的證據僅限于當時留下的煙蒂,由于物證已經儲存了22年,可能會出現嚴重的降解,由此導緻DNA資訊量的缺損,再加上有時候會把檢材放到一起,存在互相污染的問題,是以究竟能否驗出兇手的DNA,徐志成并不确定。

不過幸運的是在保管煙蒂時,當時的辦案人員特意往裡面放了一些紙,這些紙幫助去除掉了環境裡的潮氣,使煙蒂變得非常幹燥。是以在提取時,徐志成采用了醇化的濃縮方式,将其中的雜質全部去掉,通過沒日沒夜地化驗,10天之後,他從煙蒂中提取出了10個人的DNA。

徐志成随後又進一步排除了其他的嫌疑,最終确定出了犯罪嫌疑人1号和2号,其中1号抽了6根煙頭,2号抽了10根煙頭,而恰好兩人的煙頭中都包含了産自安徽蕪湖的盛唐牌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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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成拿着這兩個提取出來的DNA在全國犯罪分子DNA資料庫中進行比對,可結果卻一無所獲,于是他又到各省的DNA庫比對,依然沒有比對的結果,随後,他又到皖南各市的DNA庫排查,此時終于出現了轉機,一個叫做劉永利的名字浮現了出來。

劉永利曾經因為打架被錄入到DNA資料庫,和嫌疑人2号的DNA相比存在4步差異,一步不同意味着相隔十代,也就是說劉永利和嫌疑人存在着親緣關系,換句話說,在300年前他們擁有同一個祖先,這個線索就像縫隙裡透出的微光,帶給了民警們破案的信心。

民警們從公安系統調取了甘肅白銀案的卷宗,請教當時辦案的甘肅民警,白銀案當時排查出了高氏遠房堂叔和現場遺留的DNA高度吻合,最終找出了兇手高承勇,這一做法與本案極為相似。

考慮到犯罪嫌疑人和劉永利都來自于皖南地區,最終一位河南的遺傳學專家一錘定音“我們需要繼續偵破下去”,此時,陳紅躍已經不在刑偵一線工作,他已經是國内屈指可數的刑偵專家,每年勘查現場多達300多起,無一例勘察錯誤,最快的一場破案隻用了7個小時。

得知DNA驗出姓氏關系後,陳紅躍主動請纓,他說“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破案的機會了”,此案需要格外的細心,陳紅躍每一個都沒有放過,他攤開一張南陵地圖,将劉氏家族聚集的地名全部圈出來,一家一家的排查,排查了一個多月,把包圍圈縮小到了三人。

這三人分别是作家劉永彪,20世紀80年代在鄉政府任職的南陵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和一個從美國留學歸來、在深圳工作的一位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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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彪

2017年8月8号,嚴關炳和陳紅躍商議,決定從劉永彪開始調查,兩人假扮成科研人員來到了劉永彪家中,對劉永彪說,“我們要調查劉氏家族遷徙,需要采集一下你的血樣”。

劉永彪看上去斯斯文文,面色和善,聽到這句話,他連聲說“可以,可以”,配合地坐到沙發上。嚴關柄坐在劉永彪旁邊,陳紅躍打開了醫用器械準備采血,此時,一根針掉到地上,他趴在地上找針,劉永彪的兒子從房間裡出來,劉永彪大喊了一聲“回去”,兒子不高興地回到了房間。

誰知過了一會兒,他的兒子又從房間裡跑了出去,這一次劉永彪徹底生氣了,大喊道“回去”,似乎發怒了。

劉永彪是中國作協的會員,也是很著名的作家,在回去的路上,陳紅躍問嚴關炳,“這是個作家,采血這麼配合,全程表現的也非常得體,估計不是他吧”。

可是沒有想到在8月10号,徐志成在DNA實驗室中将采集的血液進行比對後,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采集的DNA和當時提取煙蒂上提取的DNA完全吻合。

興奮的徐志成立刻給幾位主要上司打去了電話彙報,嚴關炳和陳紅躍聽到這個消息喜極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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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劉永彪在抽血時已經知道自己馬上就要被捕,後來他說“我看了那個白銀殺人案,怎麼會不知道呢?什麼DNA比對,他們不講我都知道的,隻不過當時我還是沒有勇氣,有一點僥幸的心理”。

嚴關炳和陳紅躍走後,劉永彪給身在上海的同夥汪維明打了個電話,他說“我今天被采血了,警察晚上就會來抓我,我不想逃了,你快逃吧,不然到時候我肯定要把你供出來的”。

此時的汪維明人在上海,是一家企業的CEO,這家公司的老闆是他弟弟,汪維明雖然光鮮亮麗,但工資并不高,一個月隻有5000元。

警方在8月10日連夜趕到劉永彪家中,此時的劉永彪身穿條紋T恤和肥大短褲,看到警察登門,他沒有任何的反抗,順從地戴上手铐,說道,“我等你們等到現在,我曉得我自己一定跑不掉,我盼望這一天,我終于不用再做噩夢了,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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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之前,劉永彪給妻子寫了一封信,通過民警轉交了出去,信中寫道“今天有幾個人在家裡采集我的血,我知道是因為20多年前的案子,你要讓子女堅強一點,讓他們學會一點技能......”

此後的兩天,劉永彪吃不下飯,在家中靜靜地吸着煙,唯一吃的飯是一包3塊5的友善面,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等待着警察的上門。

五小時後,在上海浦東一個小區内,汪維明也被抓獲,他見到民警時噗通一聲跪倒在地,說道,“我跑不掉的”。

兩名在逃22年的罪犯最終被抓獲,他們也完整交代出了當年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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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彪出生在安徽省南陵縣的一個偏僻山村,他從小喜歡畫畫,上國中後喜歡上了魯迅和《紅樓夢》,國中畢業之後立志成為一名作家。

不過劉永彪卻有一個陋習,那就是好賭,而且非常情緒化,他與鄰村年長他11歲的汪維明關系特别好,汪維明同樣好賭成性,輸多赢少,每當劉永彪在家裡不順心時,他總會找汪維明傾吐,兩人很快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當時劉永彪已經成家生子,他三歲的女兒被診斷出“先天性小睑裂綜合症”,眼睛很小,需要動手術,可手術費用需要5000塊錢,在當時那個年代,這無疑是一筆巨款,而劉永彪好賭成性,一窮二白,是以動起了歪腦筋。

劉永彪将煩惱告訴了汪維明,汪維明說“織裡有一些有錢人,咱們去闖一闖吧”,織裡位于湖州市東部的太湖沿岸,每年有超過4.5億件童裝從這裡發往全國各地,是以這裡也有“兒童童裝城”的美名,由于經濟發達,是以有不少的商人。

兩人于11月28日中午1點多來到了織裡,入住在闵記飯店旅館,放下行李後他們在樓下餐館裡吃了飯就出門去轉悠了。

29日,山東商人于峰和酒店老闆闵老闆在三樓房間裡賭博,門口有人放風,劉永彪站在門口看了一會兒,随後走出了旅館,當時放風的人還以為他要去報警,趕緊上去通風報信,“剛才那個人去報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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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老闆擺了擺手說道,“不會的”,結果沒過多久,劉永彪又回來了,他們将目标放在了于峰身上,當天晚上,兩人趁于峰熟睡之後,用榔頭猛擊面部,緻其死亡,搶得20多塊錢,由于搶的錢太少,兩人又以退房為由,将旅店老闆闵某騙到房間裡,逼其交出錢财,兩人得到了一枚金戒指,可依然決定有些少,于是又進入闵某妻子的房間繼續勒索,在此期間,他們12歲的孫子被驚醒,為了防止事情敗露,兩人将闵某三人都解決掉,一晚上搶到一百餘元,倉皇逃跑。

作案之後,兩人在上海待了幾天,之後就回到了安徽家中,此後多日他們非常後悔,不過,劉永彪依然賭性難改,搶到的錢很快又被他揮霍一空。

讓劉永彪沒想到的是,随後他竟然在文學領域闖出了一條陽光大道,1985年,劉永彪在合肥文聯主辦的《未來作家》發表了處女作,1990年又自費前往魯迅文學院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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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前途光明,劉永彪一直沉迷于賭博,一位作家透露,他經常看到劉永彪蹲在路邊的小賭攤上下注,賭桌上10元票子疊成了小山,回來時他已經輸得精光,劉永彪此後跑去跟朋友借錢繼續賭,後來很多朋友都躲着他走。最後,劉永彪連回家的錢都沒有了,還是一位作家對他施以援手,可這些錢後來又被他賭輸掉。

回到老家後,劉永彪成為了南陵一所私立學校的老師,負責招生工作,不過這份工作并沒有幹多久,這與他的陋習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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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劉永彪寫的中篇小說《一部電影》被評為“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出版”三等獎,他也成為蕪湖市第一個獲得“安徽文學獎”的農民作家。

2010年,劉永彪經人介紹到南陵一家大型私人企業上班,當時他做辦公室工作,很多人都很羨慕他,可沒過多久,劉永彪就被炒了鱿魚,據說當時老總進辦公室時,看到他把兩個腳搭在辦公桌上。

2013年7月,劉永彪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當年被準許加入中國作協的13名安徽籍作家之一。此後,劉永彪在南陵縣買了一套二手房,30多萬一次性付清,很多人覺得他有錢了,可知情人卻說“那套房子根本就不是他掙的錢買的,而是他老婆掏錢買的,還向親戚借了20多萬”。

劉永彪這麼多年來根本就沒攢下錢,在被抓捕前兩天,劉永彪還跟朋友打掼蛋,那一天,他輸了很多錢,非常的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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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彪被抓後,他的妻子黃蘭整日以淚洗面,她跟劉永彪沒有過一天的好日子,劉永彪把家裡的錢全部拿去賭,黃蘭在附近開了一所幼稚園,可依然不夠他揮霍的,他成為殺人犯的消息不胫而走,村民們不敢把孩子放到他家的幼稚園,她女兒也被冠上“殺人犯的女兒”,未來能否嫁人依然是一個未知數。

在看守所裡,劉永彪講述了自己的心路曆程,他說“在作案第2年清明的時候,他曾經買過一包老鼠藥到自己父親的墳前想做個了斷,可當時妻子抱着女兒來了,看着女兒還沒有被治愈的雙眼,他自殺的勇氣瞬間消失殆盡,他決定要堅強地活下來。

2005年,劉永彪當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己的案件永遠不會被偵破,這一年發生了兩件事對劉永彪來說很重要,第一就是他的兒子出生了,第二就是他在縣城開了一個作文輔導班,專門輔導孩子寫作。

不過在劉永彪骨子裡卻有一種難以啟齒的東西,他說“我從來不想把自己的經曆寫進作品,筆下的每一個人都是好人,都是向善向好的,沒有壞人”。

經過20多年的努力,劉永彪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作家,名聲非常大,2017年8月,當他被捕後,他承認“寫到後來你的名氣越寫越大,最終這件事出來,鬧的笑話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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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彪一直想把自己的經曆寫成一本書,連書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原罪贖》。

可惜最終劉永彪沒有機會完成他的這一心願。2018年7月30日,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搶劫罪名判決劉永彪死刑,對此,劉永彪提出上訴。

2018年12月20日,浙江省進階人民法院認為劉永彪在搶劫殺人過程中造成嚴重的影響,情節惡劣,後果特别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最終維持了一審的判決。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簽發的執行死刑指令,2019年10月22日下午,劉永彪離開了這個世界,再也沒有機會完成他的最後一本書。也沒有機會再和妻子說一聲抱歉。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每個人都要謹言慎行,劉永彪原本有着幸福的生活,卻被自己一手摧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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