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什麼能像我的文字那樣，讓我從容地獨立于世。我曾狂妄地說過，哪怕所有的人都讨厭我，我也會因我的文字、我的繪畫，活得自由自在……
——張潔
據中國作家網消息，著名作家張潔2022年1月21日在美國因病逝世。
張潔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重要代表性作家，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其《沉重的翅膀》《無字》《愛，是不能忘記的》《祖母綠》《森林裡來的孩子》等作品具有廣泛影響。曾獲第二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多次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并獲意大利騎士勳章及德國、奧地利、荷蘭等多國文學獎。
張潔《沉重的翅膀》手稿。1985年，《沉重的翅膀》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張潔的作品風格、主題、藝術特色多樣，很難用簡單的文字概括，但無論如何，“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的直接、熱情與真誠以及她的作品将長久地陪伴讀者。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特别推送，資深出版人汪家明先生在張潔晚年的最後一次與朋友們的歡聚後所寫的回憶與張潔交遊的文字，聊以哀思。
坐在樹下長椅上的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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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明 文
本文原刊于2016年1月12日文彙報·筆會
2014年秋末，張潔畫展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開幕，鐵凝等一大幫作家到場，使之成為一次感情色彩濃厚的“為了告别的聚會”——此前，張潔已将北京的住房賣掉，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區買了一套小小的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在短短的緻辭中，她說：“張潔就此道别了”；“我在一家很好的律師事務所留下了一份遺囑：我死了以後，第一，不發訃告。第二，不遺體告别。第三，不開追悼會。也拜托朋友們，不要寫紀念我的文章。隻要心裡記得，曾經有過張潔這麼一個朋友也就夠了……”
我自知，跟那些環繞着她，與她挽着臂、拉着手，高聲或低聲交談的作家朋友相比，我不過是她的某本著作的出版者，僅有幾面之交，是以隻是與她打了招呼，會後悄悄離開。
轉眼已是一年。初冬北京，霧霾連綿，有時我會想，張潔是否正坐在她曾說過的紐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外，一棵樹下的長椅子上，感受她寫過的、不同方向吹過來的風？不必再忍受這污濁的、令人無可奈何的空氣了。
知道張潔，始于1978年她的《從森林裡來的孩子》獲全國小說獎；但喜歡張潔，是讀了1979年發表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之後。這篇小說當時曾激起那樣大的社會波瀾，甚至上升到道德觀和人身攻擊的程度。但不論是那時還是現在，我對社會輿論都不屑一顧，隻是為小說中表現出的沉重、低緩、刻骨銘心而又滿含詩意的情感所震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在寫文章之前，都要讀一讀這篇小說，它總能撥動我的創作靈感之弦。其中個别段落，已能成誦。1980年8月，作為“《北京文學》創作叢書”第一部的《張潔小說劇本選》出版，我買了一冊，收藏至今。書前作者照片中，她穿着大衣，坐在雪後公園長椅上，按慣例膝上放着一本打開的雜志，歪頭看着我們，飽滿的臉上分明透着文氣和澹定。那年她四十三歲。照片背面的作者手迹，正是《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一頁。
由于喜歡這篇小說，我還動手做了編輯工作：把兩段我認為多餘的文字勾去。我很想把這意見告訴張潔，可是去信無門。二十年後，1999年3月2日，瑞典大使館舉辦《漢字王國》新書釋出酒會，使館特約嘉賓中有張潔。我作為這本新書的出版者（山東畫報出版社）、編輯者，與她邂逅于此。西式酒會比較随意，就是拿着酒杯走來走去，互相交談。我沒有貿然與張潔談《愛，是不能忘記》的修改意見，而是談到她的長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我很喜歡。這本書記錄了張潔的母親從發病到去世八十多個日夜的事情，其中穿插母親、張潔和張潔的女兒唐棣三代女人的故事。但出版社把它和其他作品編在一起，很不合适。我建議另出一種單行本，并增加三代人的人生照片，而且要把母親的挂号證、病例、診斷書、藥方、醫療費明細單、死亡通知書、火葬證、殡儀館收費發票、往生位收費收據，母親生病前後标注時間安排的月曆、母親生前養的貓的照片、母親給外孫女唐棣（昵稱“書包”）的幾封信，以及唐棣的結婚照、唐棣的兒子和新生女兒的照片……所有與這本書有關的圖像資料都收進來，做成一本“全紀錄”，一本最直覺、最真實、最有紀念意義，有社會學價值的書。張潔稱贊我對圖像内容的敏感，認為我的想法很有新意。她同意回家收集一下這些資料後再說。
回濟南後，我立即給她寫了一封信，并附上我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的修改意見，她于4月3日回信說：
謝謝你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意見……感謝你多年來對我作品的關注。如你所說，文學現在已經不時髦了，我的書更是沒有人讀，我想這很正常。文學本來就是“小衆”的事，像過去那些年萬衆一志讀文學的事，可能并不正常。而且就我前些年的創作來說，也并不都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比如我得獎的那些作品：《沉重的翅膀》《從森林裡來的孩子》《誰生活得更美好》……這樣說起來好像很沒良心，可事實上社會對得獎作品的衡量标準，首先必須進入“主流”，既然“主流”，與文學的關系就不是很大了。
在這封信裡我才得知，《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出版很不順利，先是在東北一家出版社出版，品質太差，“僅僅幾頁，錯誤就有二十多處……我隻好終止合同”；後來又有一家出版社要出，她隻敢簽一次性合同，印了五千冊。“我不是不講效益，但效益和好書不能兼得的情況下，我更關注的是一本好書……跟你談這些，是希望你對我有進一步的了解，如果你覺得我不好合作，不妨放棄出版的念頭”。她希望我到北京與她再談一次。
此前，我的确聽說張潔是最難合作的作者之一，而且版稅比較高。也是在這封信裡，她告訴我，她的長篇小說《無字》第一部出版時，上海一家出版社為了蒙混讀者，居然把“第一部”三個字删掉，而且文字錯誤多，制作粗糙，是以她甯肯放棄一萬五千冊的版稅，果斷終止合同。後來她送我的《無字》第一部，用紅筆在書中做了一些改正，勒口“内容介紹”也用紅筆劃掉，封面用鋼筆加上“第一部”字樣。但我有信心讓她滿意，也讓讀者滿意。6月3日我和編輯室主任劉瑞琳專程到北京與張潔面談，談得比較深入，到動情處，她流淚了。離開時我們帶走了一些照片和材料。7月上旬張潔赴美國之前，與我們簽了合同，并補了圖像資料。此後由于她幾次往返美國，此書拖至2000年底才付梓。出版不到一年就印了五次。後來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電影時，劇組人手一冊我們的書，說是對進入劇情和表演極有參考價值。電影的主角是斯琴高娃。
張潔和母親
張潔在本書的《後記》中記叙了坎坷的寫作經過：母親生病時，為了不影響唐棣在美國的學業，一直瞞着，沒想到母親的病急轉直下。母親去世後，張潔決心把這八十多天的經曆寫下來，因為唐棣“是媽的另一塊骨肉，她有權利知道每一個細節”。可是，“在我所有的文字中，這十多萬字可能是我付出最多的文字”——即将寫完的一個晚上，“我并沒有發出删除的指令，卻在電腦裡丢掉了八萬多字。一年的努力眨眼之間化為一片空白。而這時，離唐棣的歸期隻有十一天了……我呆坐在電腦台前，一直過了三更，苦撐着自母親去世後這個最沉重的打擊。國文兄說，可能是母親不願意我在這些文字裡跋涉，我卻認為，這是上帝的意思，他要我在這些文字裡再熬煎一次……”後來在一位電腦工程師的幫助下，僅從電腦中找回不成行、不成句、支離破碎的兩三萬字。無奈，她隻好咬牙振作精神重寫。奇怪的是，重新寫完之後，那丢失的幾萬字又讓另一位電腦工程師在電腦裡找到……
又過了十年。我們各忙各的，音問全無。2011年秋，我偶遇張潔的一位小朋友，才知道“張外婆”大多時間在美國，但有電郵可通，并給我信箱位址。于是我給張潔發了一封信。此後斷斷續續，将近一年時間裡，我們通了十幾封信。她在信中說“想起多年前的合作，真的很愉快，你們出版社是個正經的、可信賴的出版社。”這話讓我高興。我們在信裡談文學，談繪畫，談人生，甚至談生死。她的話樸實、真誠、有深意，給我很多啟發。我說她“悲觀之中帶着不甘，消極之中含有力量”，她回信未置可否。她談到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爾赫斯、高爾斯華綏、傑克·倫敦（巧了，也都是我喜歡的），談到她這幾年的寫作，談到她的短篇《一生太長了》，談到她喜歡法國畢沙羅的畫。我提出希望看看她的畫作，她說電郵照片無法反映真實效果，讓我去她在北京的家，請鄰居領我看她留在那裡的幾幅油畫。毫不誇張地說，看後我很吃驚。她的畫正如她的文字，優美而有力量，微妙展示了她的内心，一眼就能看出是她的作品。要知道這是很不容易的，許多畫家畫了一輩子也達不到這種境界。詩人、美術評論家西川說她的畫是“有内心的風景”，與我同感。
張潔的畫
那麼，張潔的内心有些什麼？她曾在一篇演講裡說：
寫完《無字》以後，很長時間我沒有交給出版社，因為我知道，一旦把它交出去，它就再也不會回來了。不像朋友，離開之後還會回來看望我，而我卻不可能再寫一部同樣的小說。我和它朝夕相處十二年，為它花費了許多心血，常常為了一個字放在前面、還是後面而推敲很久。有個朋友說，哪個讀者會注意你這個字放在前面或是後面的不同呢？我說，我在意……
朋友們說，你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事業成功，為什麼不快活？我說，也許僅僅是因為一棵樹……我和這棵樹的關系，沒有人可以了解。
再過四個月，張潔就七十九周歲了，按中國的算法八十了。跨越時空，我似乎又看到她在遙遠異國坐在公園樹下長椅上的模樣：優雅地側着身，眼神依然清澈而澹定。
2015年12月15日于北京
汪家明，筆名汪稼明、吳禾，1953年生于青島，曾任山東畫報出版社總編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副總經理，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現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宣傳出版委員會副主任。著有《難忘的書與插圖》、《難忘的書與人》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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