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場｜闫東方：八分之一的冰山

八分之一的冰山

——性别話語在孫頻創作中的顯與隐

□闫東方

一

孫頻的早期創作很容易被歸于女性文學序列，集中鮮明的女性形象、兩性問題書寫、冷豔的語詞風格，女性視角……這幾種創作特點是批評家指認其女性特征的重要緣由。也是由于這幾種特點，孫頻的創作經常被與張愛玲的創作相提并論，其中，“蒼涼”又成為批評家勾連兩者關系的一個重要語詞。這種指認的問題在于，僅以人物形象、題材、語言風格、女性視角等特點判定女作家創作屬于女性文學序列，忽略了創作中性别話語運作的複雜性。如果說，人物形象、題材、語言風格的定義尚且具有一定的确定性，那麼，女性視角就多少有點含混，所謂的女性視角中，是否摻雜着男性凝視是一個從未被提出的問題。

在孫頻回顧自己的閱讀史之時，王安憶、鐵凝、範小青等人之外，林白、陳染也赫然在列。但是，緊接着，她進一步澄清50後女作家對自己的影響更大。[1]如果以代際為分界線，這一序列中，林白的代際感顯然與王安憶、鐵凝、範小青等人不同，而陳染則直接被排除出50後女作家群。林白、陳染與王安憶這一序列的50後女作家最為顯著的不同在于，她們常常被指認為“個人化”寫作的代表，而王安憶等人，雖然也擅長書寫具體的人，但卻總是在宏闊的社會曆史結構中展開書寫。在張莉的性别觀調查中，孫頻對“女性私小說”到《上海寶貝》所謂的女性發聲、女性解放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2]如此謹慎，反複闡釋，或許孫頻正是避免自己的創作與遭受污名的女性寫作，尤其是“身體寫作”發生關聯。

但問題在于，所謂的性别經驗，首先是一種身體經驗，而身體作為個人與世界的物質中介，無論如何都繞不開。孫頻早期寫作中的身體又是如此觸目，《隐形的女人》《不速之客》等小說中複出現妓女形象，《半面妝》《無相》《月煞》等小說中多次出現拉偏套現象[3]，《淩波渡》中陳芬園以誇張服飾展露的内心世界……都直指女性的身體問題。那麼，在對1990年代女性寫作的反思之下，孫頻如何進行有關身體的書寫？反複書寫妓女形象是否意味着女性作家在自我主體的建構之時，尚未脫離男性凝視中的女性身體意義？随之而來的追問是，女性作家對于男性凝視就毫無反抗嗎？

這些問題一旦提出，《不速之客》在孫頻的早期創作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紀米萍是城市中的一個底層妓女，她所奉行的重要原則是，堅持不在性交易中與男性接吻，以此為标志，自認其純潔。在蘇小軍的拒絕中，紀米萍一次又一次，決絕地敲響他的家門。在研究所學生階段的文章中，筆者的研究僅注意到紀米萍的行動是對蘇小軍行動的回報，認為孫頻早期創作中不少女主人公的行動事實上被男性所牽引，但是未能體諒，像紀米萍這樣的人物，雖然也是對男性行動做出回應，但充滿着對男性意志的叛逆。[4]并且，小說的結局雖然是蘇小軍打電話喚回了紀米萍，達成的卻是紀米萍的意願。

紀米萍自認純潔與叛逆蘇小軍意志更為深層的意味可以放置在上野千鶴子對“喜歡女人的男人的厭女”的闡釋中來了解。她指出這種厭女的實質在于“他們的喜歡，并不是把娼妓當做人來愛，他們喜歡的，是對用錢買來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讓她們甚至身不由己地主動服從自己。”類似永井荷風雖願意取悅娼妓，但始終未放棄階級、性别的嚴格界限。[5]正是在叛逆男性意志、達成自我意願，以及以純潔反抗自身階層的意義上，《不速之客》呈現了女性不得不從男性凝視中認識自我，并從反抗這種凝視開始，走向真正自我的确立。

由此，不難了解孫頻早期創作溢出文字的強烈痛感，其來源正是主體建構之時的劇烈掙紮。從孫頻一系列充斥着痛感的小說中閱讀《無相》，這篇小說似乎就顯得另類。但就女性個體與身體的緊張關系有可能，也應該松弛下來而言，《無相》的出現又是必然的。小說末尾，萬物生長的聲音淹沒于國琴的身體，身體不再是男性凝視中的身體，返歸了自然的節律。

二

女性可以借由身體清晰地感覺自我，卻不一定能僅從對身體的感覺中确立自我的價值。發現自我之後，擺在孫頻面前的一個嚴肅問題是如何填補自我意義的匮乏。顯然不能重複1990年代女性寫作的老路，較為可行的辦法或許是向曆史邁進。大約以《我看過草葉葳蕤》和《光輝歲月》的發表為界，孫頻嘗試在曆史坐标中拓展自我的次元。

《我看過草葉葳蕤》和《光輝歲月》顯然都意欲将人物的命運與下崗浪潮結合起來，在下崗浪潮的宏大時代背景中結構個人的命運——這或許才是50後女作家真正給予孫頻的啟示。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若不是下崗浪潮，而是其他形式的工作挫折，小說的意蘊依然不會有所減損。較之個人命運在時代中的沉浮，小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顯然是其中的性别關系，而性别關系所指涉的依然是主體的建構。

如果說，《光輝歲月》中的梁珊珊可以放置在孫頻早期創作的女性人物序列中，那麼，《我看過草葉葳蕤》中的李天星似乎就難以納入其中。然而，若仔細推敲，不難發現李天星這一男性角色總是重複着孫頻筆下女性角色的某種處境。李天星兜轉于不同女人的床上，有一天卻發現其中一個女人的丈夫是警察，“冒煙的槍口正陰森地對着他們”，槍口的背後，顯然是難以逃脫的凝視。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李天星進入了被凝視的場景之中，真正的槍口雖然并未出現，卻始終是這段韻事中缺席的在場者。李天星與總監偷情之時，所謂的“服從秩序”與“合理”，服從的是公司等級中所包含的強弱秩序，而性别關系的強弱，一向是以“男強女弱”為“合理”的。

占據着男人身體的李天星總是處于“女性”的境遇之中。通過李天星所占據的位置，我們切實地看到“女性”作為一種社會性别在文化建構、主體建構中所處的位置。如何打破這一位置，不僅事關女性，也事關所有處于女性位置上的人。

就現有的創作曆程來看，孫頻向曆史拓展自我次元的嘗試并未持續太久，這或許反映了這一次元上拓展自我意義的困境。相對于在曆史場景中展開的自我與某種宏大結構的關系，孫頻更傾心也更擅長的或許是自我内部的開掘。

三

近年來，孫頻似乎在追求一種“超越性别”的寫作。以2019年《鲛在水中央》的發表為标志，其後的《遊園》《天物墟》《我們騎鲸而去》《以鳥獸之名》可以歸于同類。其他作品，如《天體之詩》雖然以女性形象為中心，但性别卻不再作為人物塑造的重要因素，類似的《白貘夜行》盡管與孫頻早期以女性為中心的創作關聯密切，但以文學和勞動塑形的中心人物康西琳顯然也超出了性别的範疇；《我們騎鲸而去》雖然也以少數筆墨寫到了性别關系，但那種關系似乎更是作為一種權力關系而出現的，性别僅是其形式。一如孫頻在“性别觀與文學創作的關系”調查中說，“世界上畢竟不是隻有男人和女人，不是隻有那點性别差異，這個世界太廣袤、太遼闊，高山大海、草原湖泊，幾千年的文明還在大地上聳立。一個作家如果一直寫下去卻一直囿于那點性别上的書寫，這種書寫看起來就會比較枯燥、比較淡薄。”

這些小說尤為突出的變化是開始采用第一人稱叙事。《鲛在水中央》《遊園》《天物墟》《我們騎鲸而去》中的“我”都對自身的精神處境有着清晰的認識，去往廢棄的鉛礦、隐園、山林、海島不可以簡單地看作是要逃離現世，而是表明作家借人物處理自我問題之時，選擇與整個社會保持一定距離。并且，不同于早期創作中女性人物總是借助應對男性他者的言行而确立自身，這些小說中“我”的行動與追求有着絕對的自覺。

另一個較為明顯的變化是，文學，或者更寬泛意義上的文化取代了性别關系作為建構主體性的重要方式。頗具意味的是，《鲛在水中央》中“我”的閱讀嗜好豐盈了廢棄鉛礦之上的心靈，《天體之詩》中的康西琳和《白貘夜行》中的李小雁光澤來自于文學的魅力，《天物墟》中古老的器物延展着老元這一形象的厚度，這些作品都在肯定文學、文化建構主體性的可能。但是，《遊園》中藝術家的真相直接為藝術袪魅，似乎又在拆解這種可能。又或者，孫頻對于完全隔絕于社會現實的文藝，有着相當的警惕。

隻是，在有意識的超越性别的書寫中，無意之間出現了一個屬于曆史上的女性的結構。簡單地說，這些作品中，人物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是絕對但卻微弱的，如同曆史上的女性與社會有關，但這種有關不僅晚近才被提出，而且對于具體關系的闡釋依然不足。《鲛在水中央》《我們騎鲸而去》《天物墟》《遊園》沒有把空間設定為一塊天外飛地，也沒有把人物隔絕在某塊飛地之中，而是讓人物和主要行動空間始終與整個社會保持着微弱的關聯。

孫頻筆下人物與曆史上的女性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個人沒有被直接組織到宏大的社會結構中的時候，個人與社會存在怎樣的關系？是否有可能在看似松散實則緊張的個人與社會之間建立一個恰當距離？個人是否可能有益于社會？社會又是否可能給個人提供一定的舒展空間？也就是在共同問題的基礎之上，有關女性問題的回答期望能夠為處理當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提供思路，真正将女性作為立場與方法。

冰山僅有八分之一浮在水面。性别作為分析方法能起到的作用或許正如這八分之一的冰山。有一個顯豁而且難以推翻的預設支援着對剩餘八分之七冰山的挖掘——性别是流動的，性别不可能消失，隻能以其他面貌存在。小說創作的迷人之處正在于其不可被知識、觀念束縛。這提示我們，應該盡量給予作家寬松的創作環境，從對作家性别觀念的判斷，走向對作品性别問題的分析。

注釋：

[1] 孫頻：《女人與女人，女作家與女作家》，《文藝争鳴》，2016年第4期。

[2] 張莉：《性别觀與當代文學創作的關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2期。

[3] 呂梁山裡，女性以身體擷取物質資料供養家人的一種現象。

[4] 見拙作《孫頻小說中的“隐形的女人”——從看孫頻小說的叙事模式》，《名作欣賞》，2016年第12期。

[5] [日]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王蘭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第3-10頁。

[6] 孫頻：《我看過草葉葳蕤》，《收獲》，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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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1期

責任編輯 | 何子英 熊夢柔

▲闫東方|

闫東方，文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與中南大學聯合培養博士後。曾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長江文藝評論》《文藝報》等報刊發表批評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