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定浩
（作家、《上海文化》副主編）
（作者供圖/圖）
離異三次且獨立撫養四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做過中學老師、電話接線員、急診護士、清潔工，酗酒又戒酒，業餘寫叙述自己生活的小說，這樣的履曆一定讓批評家如獲至寶，認為又發現了一個典型的可被他們扶植、利用和肆意發揮的“底層寫作者”，但露西亞·伯林用她的小說擊碎了這種虛妄。實際上，她是作家中的作家，修養良好，文筆既簡練斬截又豐潤多姿，所思所想廣博而深刻，如果找一個參照系，我覺得她有點像莉迪亞·戴維斯和埃萊娜·費蘭特的合體，誠實到令人不安，面對人性的弱點毫不留情，同時又擁有歡樂和捕捉歡樂的能力。我相信她的小說中譯本在2021年的引進，會帶給當代中國小說一點新的氣象，正如雷蒙德·卡佛當年所帶來的，而很有可能，露西亞是比卡佛更強悍也更值得效仿的存在。
《伊春》，趙松，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1月
伊春，是東北一個邊遠小城的名字，但《伊春》這部反映作者近十年來創作面貌的小說集卻和批評家們關心的所謂時代性、曆史感乃至東北現實問題沒有多少直接的關系，趙松并無意驅使小說去成為某種普泛和陳舊觀念的見證，相反，他十餘年來努力的方向，恰恰是撕碎這種深入人心的普泛和陳舊，并呈現一種“獨特和強烈”的“體驗世界的方式”。我們在《伊春》中可以看到一種特殊的、獨獨屬于這個時代的體驗，它附着于電話、手機短信、QQ聊天室、電子郵件、微信，彌散在《伊春》的每個角落，一種由文字所參與構成的新聲音，一種不必見面的傾談，一種類似并聯電路般可同時展開的情感回路。人們看似被現代性逼迫得各自孤絕，但實際上卻也擁有了更複雜隐秘的交流可能。趙松希望重新恢複小說與生活之間的聯系，将種種似乎隻屬于小說的動蕩、奇遇和激情還給生活。
《面孔》，東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小說集《面孔》的同名篇目，由三百多則叙事短章構成，曆時五年，東君雖自謙這些短章都是小說寫作之餘的産物，但當它們集腋成裘，或許會成為東君迄今為止在小說可能性上所做出的最強有力的探索。
今日之文學，常常隻是生活的簡化，進而淪為曆史的僞證。東君奮而反對這種簡化和淪落，他希望寫出完整的生活，而不是可以被批評家概括分析進而為某種叙事服務的生活。《面孔》從兩個方向着手探索生活的完整。一是尋找和感受萬物之間隐秘的聯系，二是傾聽并呈現作為謎一般自在生活的他者。某種意義上，維特根斯坦的箴言恰可作為《面孔》的抱負：“凡是能夠說清楚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保持沉默。”
黃德海
（《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
《誰在敲門》，羅偉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
《誰在敲門》細節密密實實，事與事之間的關系千頭萬緒，卻又因為用筆的堅決和果斷而顯得疏朗自如。父親生日的急管繁弦、治療的勞而無功、喪禮的變怪百出，鄉村扶貧的萬般曲折，城市打工的委曲求全，結尾的曲終人散，竟無端讓人想起《紅樓夢》來。這想法來得沒有緣由，《誰在敲門》裡面的說話聲，絕不像《紅樓夢》那樣字正腔圓，相反，羅偉章有意在人物的聲口上使用了方言，仔細一點兒，幾乎能在叙事語言裡聽到方言的調子。非要拿《紅樓夢》做比方的話，《誰在敲門》大概可以稱為“鄉土紅樓”的吧？如果是這樣，是不是可以說，《誰在敲門》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承接了某種傳統？或者，索性不要這比方，我們在這本書裡看到，那些遠離故鄉的人們兜轉回來，原本熟悉的禮俗之類都已變得生疏。自覺或不自覺，他們要在這生疏中發現那些合理的，也嘗試着如何再一次置身其中，把自己的遊曆所得帶回故土。
《引路人》，李宏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9月
如果未來的某一個時刻，因為資源匮乏或者别的問題，人類需要被迫做出選擇，人們将怎樣決斷自己的前途？李宏偉《引路人》或許可以看成某種決斷的樣本之一。有意思的是，盡管給出了各種各樣的決斷可能，李宏偉始終站在中間，從未有輕易給出某種單一的傾向。雖然沒有給出傾向，但選擇累積的智慧仍然以特殊的方式往下傳遞，為未來增加了可能。或許是為了完滿地表達多樣的可能，這一由三個複雜年代的可能性構成的長篇，使用了包括懸疑、科幻、紀實等等在内的多種寫作方式，展示了人類可能面對的未來的各種可能性。這個小說提供的可能性，仔細體會，都有非此不可的理由，而另外的可能性并沒有是以被削弱，而是提供了足夠豐富、開闊的反駁空間。正是在這個空間裡，李宏偉展現了自己出色的想象力，用這些思維中的試驗來探讨人類現實和思維的界限，并以複雜的人物形象來嘗試打破這些界限的可能，進而讓我們更為雄沉地面對現實世界。
《金枝》，邵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
在《金枝》中，父親完成了祖母安排的婚禮後，追随祖父參加革命，與母親相愛并結婚生子。沒料想，祖母之命的婚姻有了女兒，此前的妻子也誓死不離嫁後之家。此後，父親兩段婚姻各自的子女又有了後代，并在長大的過程中有了交集和沖突，關系越趨複雜。如此長的時間跨度，社會形态發生了數次重大變化，每代人都跟自己置身的時代形成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既有身不由己的跟從，也有幹脆直接的選擇，由此形成固有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身處複雜代際關系中的“我”，既要面對上一代的遺留問題，又要學習處理與同輩和下代人的關系，事情千頭萬緒，沒有什麼可以一言而決。這樣的複雜情形下，“我”沒有停留在以自己的眼光看所有的問題，而是通過不同視角切入不同人的故事，慢慢部分了解了父親和母親，也對父親此前婚姻中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他們的後代有了新的了解，最終在各種碰撞和交流中意識到了自身的問題。與此同時，“我”也在對他人和自身的了解中，對後代有了深入認識，部分避免了在與後輩的相處中重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傳遞出與上代不同的生活狀态。正是因為有了這樣艱難的自我檢討和成長，父親母親，包括其他長輩、同輩和晚輩，都在“我”的叙事中部分成立了自己的因果關系，有了“對”的可能。也正因如此，那些幹淨明亮的日子，在記憶裡複返為年輕，鮮活地再生于文字之中。
《月球》，郭爽，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10月
讀《月球》，會意識到一種新的世界和世界觀的形成過程。讀過去的大部分小說，會覺得主人公有一個穩定的空間，去别的地方隻是旅行。可是在《月球》裡，人物基本上處于遊蕩狀态，沒有自己的土地或穩定的居住空間，一直動蕩，包括工作環境和工作本身、包括參與的各種項目，都好像在不停地變動。這個狀态離開了土地，離開了過去所謂的鄉土，甚至離開了過去定義的城市。即便回到鄉村，人物的精神世界仍然攜帶着大城市的流動線索。是以，無論人物怎樣流動，他們都攜帶着一個統一的精神空間，這個精神空間是閱讀或經曆造成的。就是在這樣的不停流動中，居然有一批人在一個在過去看來居無定所、無法安頓的情境中，慢慢形成了相對綿延的對世界和對人的看法，這不是新的世界？也因為如此，他們的婚姻觀、友誼觀，他們與土地的關系、與上代人的關系，包括生育觀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跟此前并不相同。或許正是因為空間不再穩定，每個人就不得不孤單地面對自己的世界，而這個世界隻好是憑借已有的經驗搭建起來的，在精神世界裡重新找出一塊地方，讓自己精神可以自如地呼吸。
張定浩 黃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