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作家、《上海文化》副主编）
（作者供图/图）
离异三次且独立抚养四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做过中学老师、电话接线员、急诊护士、清洁工，酗酒又戒酒，业余写叙述自己生活的小说，这样的履历一定让批评家如获至宝，认为又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可被他们扶植、利用和肆意发挥的“底层写作者”，但露西亚·伯林用她的小说击碎了这种虚妄。实际上，她是作家中的作家，修养良好，文笔既简练斩截又丰润多姿，所思所想广博而深刻，如果找一个参照系，我觉得她有点像莉迪亚·戴维斯和埃莱娜·费兰特的合体，诚实到令人不安，面对人性的弱点毫不留情，同时又拥有欢乐和捕捉欢乐的能力。我相信她的小说中译本在2021年的引进，会带给当代中国小说一点新的气象，正如雷蒙德·卡佛当年所带来的，而很有可能，露西亚是比卡佛更强悍也更值得效仿的存在。
《伊春》，赵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
伊春，是东北一个边远小城的名字，但《伊春》这部反映作者近十年来创作面貌的小说集却和批评家们关心的所谓时代性、历史感乃至东北现实问题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赵松并无意驱使小说去成为某种普泛和陈旧观念的见证，相反，他十余年来努力的方向，恰恰是撕碎这种深入人心的普泛和陈旧，并呈现一种“独特和强烈”的“体验世界的方式”。我们在《伊春》中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独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体验，它附着于电话、手机短信、QQ聊天室、电子邮件、微信，弥散在《伊春》的每个角落，一种由文字所参与构成的新声音，一种不必见面的倾谈，一种类似并联电路般可同时展开的情感回路。人们看似被现代性逼迫得各自孤绝，但实际上却也拥有了更复杂隐秘的交流可能。赵松希望重新恢复小说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将种种似乎只属于小说的动荡、奇遇和激情还给生活。
《面孔》，东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小说集《面孔》的同名篇目，由三百多则叙事短章构成，历时五年，东君虽自谦这些短章都是小说写作之余的产物，但当它们集腋成裘，或许会成为东君迄今为止在小说可能性上所做出的最强有力的探索。
今日之文学，常常只是生活的简化，进而沦为历史的伪证。东君奋而反对这种简化和沦落，他希望写出完整的生活，而不是可以被批评家概括分析进而为某种叙事服务的生活。《面孔》从两个方向着手探索生活的完整。一是寻找和感受万物之间隐秘的联系，二是倾听并呈现作为谜一般自在生活的他者。某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箴言恰可作为《面孔》的抱负：“凡是能够说清楚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
黄德海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
《谁在敲门》，罗伟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谁在敲门》细节密密实实，事与事之间的关系千头万绪，却又因为用笔的坚决和果断而显得疏朗自如。父亲生日的急管繁弦、治疗的劳而无功、丧礼的变怪百出，乡村扶贫的万般曲折，城市打工的委曲求全，结尾的曲终人散，竟无端让人想起《红楼梦》来。这想法来得没有缘由，《谁在敲门》里面的说话声，绝不像《红楼梦》那样字正腔圆，相反，罗伟章有意在人物的声口上使用了方言，仔细一点儿，几乎能在叙事语言里听到方言的调子。非要拿《红楼梦》做比方的话，《谁在敲门》大概可以称为“乡土红楼”的吧？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谁在敲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接了某种传统？或者，索性不要这比方，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那些远离故乡的人们兜转回来，原本熟悉的礼俗之类都已变得生疏。自觉或不自觉，他们要在这生疏中发现那些合理的，也尝试着如何再一次置身其中，把自己的游历所得带回故土。
《引路人》，李宏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
如果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因为资源匮乏或者别的问题，人类需要被迫做出选择，人们将怎样决断自己的前途？李宏伟《引路人》或许可以看成某种决断的样本之一。有意思的是，尽管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决断可能，李宏伟始终站在中间，从未有轻易给出某种单一的倾向。虽然没有给出倾向，但选择累积的智慧仍然以特殊的方式往下传递，为未来增加了可能。或许是为了完满地表达多样的可能，这一由三个复杂年代的可能性构成的长篇，使用了包括悬疑、科幻、纪实等等在内的多种写作方式，展示了人类可能面对的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个小说提供的可能性，仔细体会，都有非此不可的理由，而另外的可能性并没有因此被削弱，而是提供了足够丰富、开阔的反驳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李宏伟展现了自己出色的想象力，用这些思维中的试验来探讨人类现实和思维的界限，并以复杂的人物形象来尝试打破这些界限的可能，从而让我们更为雄沉地面对现实世界。
《金枝》，邵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
在《金枝》中，父亲完成了祖母安排的婚礼后，追随祖父参加革命，与母亲相爱并结婚生子。没料想，祖母之命的婚姻有了女儿，此前的妻子也誓死不离嫁后之家。此后，父亲两段婚姻各自的子女又有了后代，并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了交集和冲突，关系越趋复杂。如此长的时间跨度，社会形态发生了数次重大变化，每代人都跟自己置身的时代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既有身不由己的跟从，也有干脆直接的选择，由此形成固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身处复杂代际关系中的“我”，既要面对上一代的遗留问题，又要学习处理与同辈和下代人的关系，事情千头万绪，没有什么可以一言而决。这样的复杂情形下，“我”没有停留在以自己的眼光看所有的问题，而是通过不同视角切入不同人的故事，慢慢部分理解了父亲和母亲，也对父亲此前婚姻中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有了新的了解，最终在各种碰撞和交流中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在对他人和自身的了解中，对后代有了深入认识，部分避免了在与后辈的相处中重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传递出与上代不同的生活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艰难的自我反省和成长，父亲母亲，包括其他长辈、同辈和晚辈，都在“我”的叙事中部分成立了自己的因果关系，有了“对”的可能。也正因如此，那些干净明亮的日子，在记忆里复返为年轻，鲜活地再生于文字之中。
《月球》，郭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
读《月球》，会意识到一种新的世界和世界观的形成过程。读过去的大部分小说，会觉得主人公有一个稳定的空间，去别的地方只是旅行。可是在《月球》里，人物基本上处于游荡状态，没有自己的土地或稳定的居住空间，一直动荡，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包括参与的各种项目，都好像在不停地变动。这个状态离开了土地，离开了过去所谓的乡土，甚至离开了过去定义的城市。即便回到乡村，人物的精神世界仍然携带着大城市的流动线索。因此，无论人物怎样流动，他们都携带着一个统一的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是阅读或经历造成的。就是在这样的不停流动中，居然有一批人在一个在过去看来居无定所、无法安顿的情境中，慢慢形成了相对绵延的对世界和对人的看法，这不是新的世界？也因为如此，他们的婚姻观、友谊观，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与上代人的关系，包括生育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跟此前并不相同。或许正是因为空间不再稳定，每个人就不得不孤单地面对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好是凭借已有的经验搭建起来的，在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出一块地方，让自己精神可以自如地呼吸。
张定浩 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