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以前，中華文明面臨深刻危機之時，一批闳識孤懷的知識分子登高而呼，在南京創辦了《學衡》雜志，提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以“學衡派”之名在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一個世紀之後，中華民族迎來新的發展契機，文明傳承和文化創新成為時代的召喚。2022年為《學衡》雜志創刊一百周年，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将舉辦系列學術文化活動，以期進一步發掘學衡派的文化遺産，深化和拓展有關現代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澎湃新聞·私家曆史與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共同推出“《學衡》百年”系列文章，介紹相關研究，期待與讀者交流探讨。
《學衡》雜志
1924年夏，東南大學教授吳宓即将離開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南京，遠赴沈陽東北大學任教。離别之際，他用詩抒發自己的感受：“骨肉親朋各異方，别離此日已心傷。江南未許長為客，塞北緣何似故鄉。逼仄乾坤行道地，蕭條生事載書箱。依依回首台城柳，辛苦三年遺恨長。”詩中充滿不舍和惆怅。
吳宓同時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即《學衡》雜志的總編輯。1922年1月《學衡》在南京創刊，到1924年《學衡》随吳宓北上，這兩年被認為是學衡派最具創造性和影響力的時期。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诒徵和胡先骕等學衡派骨幹均是東南大學教授，學衡派的興衰也和東大這所學府有着密切關系。
吳宓
一、西洋文學系
學衡派的主将是梅光迪和吳宓，二人在美留學時即結識。梅率先歸國後在南開任教，但并不順意。1920年初，梅光迪辭去南開教職，轉赴南京高師教授西洋文學。
梅光迪的南下，緣于南高“副校長”劉伯明的力邀。梅、劉二人曾為美國西北大學同學，多年交誼，志同道合。劉伯明在南高倡導“培養融貫中西學術之人才……使學者以西洋眼光及方法，觀察及研究吾國固有學問。不泥于古，不迷于新”。這一主張與後來學衡派的宗旨可謂一脈相承。南下後的梅光迪乃決以南高“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即宣揚人文主義主張，糾正國内風起雲湧的新文化和新文學潮流。1920年秋，梅光迪與中華書局約定，拟編輯出版《學衡》雜志。1921年，梅又向學校舉薦哈佛舊友吳宓和樓光來。梅光迪寫信給吳宓說，東南大學即将成立，他将提議在該校增設西洋文學系，以為發展志業的根據地。
此前，吳宓曾與北京高師訂有聘約，月薪300元。後因梅光迪的召喚，改受南高每月160元的“微薪”。梅謀劃中的西洋文學系，是吸引吳宓的重要因素。1921年10月，二人聯名提出《增設西洋文學系意見書》在東大教授會通過。11月2日，東大評議會決議增設西洋文學系，以梅光迪為主任，這是中國大學成立的第一個西洋文學系。
西洋文學系為梅、吳發展理想志業提供了重要的學科平台。培養學生，支配經費，聘任教員，開設課程，都将享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吳宓“屢函在美諸友”來校任教，包括時在哈佛的湯用彤和樓光來。1921年12月，吳得知湯用彤欲就聘清華，他寫信給劉伯明說：“竊意若重實利，常人必赴清華。惟為友誼及吾侪志業計，則湯君當以來此為宜。”在吳宓的力邀下，湯、樓二人此後都來到東大。一批懷抱着相似理想志業的學者彙聚東南，形成一股新銳的學術力量。
在西洋文學系，梅、吳亦深得學生認可。吳宓認為，“梅君雅自矜重，不妄談講，不輕作文，故成績雖少，外人鮮知，而親炙之生徒，則固結深信而不疑焉”。清華學子梁實秋1923年在東大旁聽吳宓講授法國文學，“滔滔不絕，娓娓動聽，如走珠，如數家珍”，回校後盛贊東大學風之醇美。吳宓自稱：“1921-1924三年中，為宓一生最精勤之時期。不僅以宓編撰之《學衡》雜志能每月按定期出版，亦以宓在東南大學之教課，積極預備，多讀書，充實内容，使所講恒有精彩。且每年增開新課程，如《歐洲文學史》等，故聲譽鵲起也。”
梅光迪
二、“少數倔強不馴之分子”
但西洋文學系在東大的處境并不順意。首先是經費短缺。該系成立于學期中，1921年無獨立預算，“除教員薪金照常領得外，他項費用一籌莫展”。1922年梅光迪提出了17540元的預算，因學校經濟支绌未能執行。1923年全系預算僅列六千餘元，與師生期望有很大差距。其次是師資不足，當時西洋文學系隻有梅光迪和吳宓兩名教員。再次是圖書匮乏，吳宓不僅要到同城的金陵大學借書，還将私人藏書供系内學生參考。學生抱怨稱：“參考無書，教授乏人，課程缺少，生等今日在校不能得高深之學問。”礙于經費壓力，系務步履維艱。
更為重要的是觀念的分歧。論者多強調五四前後南北學風的新舊對立，以及學衡派倡導的人文主義和胡适等倡導的實驗主義的差別。在東大内部，這種對立表現得更為直接。學衡派的新人文主義，源于20世紀初年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主張。新人文主義突出道德人格的重要性，注重人格養成，認為教育不僅為了追求純粹的知識，而且有其道德的目的。吳宓即認為，要把學生培養成有“淵博之學問，深邃之思想，卓越之識見，奇特之志節”的全面的人。劉伯明主張教育要緻意于個人之感化和精神之涵養，反對狹隘的職業主義和商業化的教育。學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柳诒徵，以人倫道德為中國文化之要素，強調人格教育。他認為中國傳統最重教育，“講教育而不本之中國古義，徒執歐美近事以為法，洵所謂棄家雞而寶野鹜”。
在中國近代大學史上，東南大學是倡行新教育的重鎮。郭秉文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在校務管理上提倡以事功、效率為導向的實用主義，強調大學為社會服務。郭秉文稱：“夫教育不切于實用，則凡教授、訓練、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會之需要。”這與學衡派的教育觀有很大不同。梅光迪認為，東大在教育主張上存在争論，文理科注重人文及純粹科學訓練，為學問而學問，不求急切實用；而農工商各科則旨在造成專門職業人才，其精神大有差別，“故兩派之争論時起”。西洋文學系教授李思純當時也指出，學衡派的主保守、講國故，不過是彼輩個人的思想主張，與東大在“實利主義”、“商人式”教育家的指揮之下的學風相去甚遠。
展現在辦學上，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農、商、教育等科通過與政府和社會機關的合作，可得校外挹注，發展引人矚目。農科主任鄒秉文曾向郭秉文直言，“文理科為一大雜碎店，農科則不然”。在東大的文化氛圍中，講求基礎學理的文理科被稱為“雜碎店”，旨在探究西方古典文化和文學的西洋文學系更顯得曲高和寡，甚至不合時宜。李思純就曾反思道：“所謂西洋文學者，雖為國民表現最高精神之學科，雖為講求原理原則之文理科所必備，徒以‘商人式’之教育家，其心目中惟有實利之見，其視為贅疣固宜。”
正如新人文主義在美國學界處于邊緣地位一樣，作為其東方信徒的學衡派在中國教育界同樣置身于一種非主流的境遇。在1932年的回憶中，梅光迪便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東大校内的學衡派不過是“少數倔強不馴之分子”的集合體。
三、牛李恩怨
西洋文學系的慘淡經營，人事糾葛和系科沖突在所難免。東大成立前，梅光迪與英文系主任張士一之間已經芥蒂頗深。西洋文學系離開英文系獨立門戶，使得舊怨又添新仇，沖突持續發酵，終至決裂。
長期以來，英文系學生即不滿于本系師資狀況，屢次要求學校聘請英美良師。西洋文學系成立後，英文系學生可選擇留在本系或轉入西洋文學系，結果在1922年夏請求轉系者“人數全班之半”，釀成了一場轉系風波。學生張佩英即直言，轉系是因為“對于英文專修科功課不甚滿意”。張士一寫信給郭秉文稱，“如此多數學生任意變遷，大足以損害以後學生之精神，破壞全系事業之發展”。但最終學校仍準許了學生轉系，讓原本就芥蒂頗深的兩系更添新怨。
沖突最終在英文系主任人選問題上激化。1923年7月，張士一再次請辭主任職務。主持校務的劉伯明挽留無果，準許了張的辭呈。但8月3日，英文系教授便聯名對未來主任人選提出标準四條，其中規定：“二、須于語言的科學及教學法上有專門研究，在學術上為國内素所聞名之人。因本系注重語言，僅有文學知識者，不足勝任。三、須有多年語言教授經驗及教育上辦事之經驗，為社會上所素悉者，非僅外洋大學畢業、得有學位之人所能敷衍。”可以看出其針對性有二，其一是語言與文學的分際，其二是排斥外洋留學生。
英文系教授提出的标準沒有得到校方重視，4日，學校即宣布由樓光來出任該系主任。樓不僅是剛剛從哈佛歸國的留學生，精于英美文學研究，他本人與吳宓、梅光迪也師出同門，交往密切交往。
樓的任命在英文系中引起軒然大波。英文系教授當天聯名緻函劉伯明，對于任命表示“不能承認”。劉針鋒相對，稱聘任系主任權在校方，沒有各系承認與否的先例。雙方此後函牍往來，措詞日趨尖銳，但語境卻有很大的錯位。英文系教授提議，系主任由系内教授公推，或輪流出任，或組建教授委員會主持，都有不願主任之權旁落之意。尤其是由與梅、吳交往甚密的樓光來出長系務，萬萬難以接受。但在劉伯明看來，曆年來英文系師資和教學多為學生不滿，已到難以維持、須加改組的地步，并建議将兩系合并。在他看來，合并應以西洋文學系為主體，樓出任主任一職又在情理之中。
1923學年，樓光來一直遭到英文系教授的抵制，難以開展工作。李思純描述當年狀況說：“樓光來君為英語系主任教授，而舊日之英語系主任教授張士一君位置如故。于是去年一年之中，該校同時有兩英語系主任，有兩主任所定兩課程，有兩英語系預備室。學生惶惑，無所适從。該校主者，置之不理。而新聘樓君，則尤然愕然憤然。”
1924年秋，吳宓感懷三年東大歲月，在詩中寫道：“江南去後兵烽起，秀水明山蕩劫塵。勝會新亭成隔世，分飛舊侶剩何人。從頭恩怨說牛李，瑣尾流離共苦辛。薪盡火傳玉石碎，滄桑過眼谶為真。”其中“從頭恩怨說牛李”一句，所述正是英文系和西洋文學系的積年恩怨。
四、風流雲散
1923年11月，身心疲憊的劉伯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失去劉伯明行政上的“保護”後，西洋文學系在東大的處境更為艱難。
1924年初，江蘇省因整理全省财政，削減東大預算，校内很快傳出裁撤系科之議。西洋文學系與英文系多年積怨纏鬥，因英文系主任人選勢不兩立，在學校考慮裁撤系科之際，西洋文學系和英文系的整理可謂首當其沖。3月16日，吳宓寫信給吳芳吉稱：“東南大學已決定将工科、政法經濟系及西洋文學系裁撤。所有教員，一個不留。”東大學生曾就裁科之說質問郭秉文，郭答複稱：“外間雖有此議，然必不能實行。”可見，校内外對此已多有耳聞。
4月27日，校董會議決合并西洋文學系、英語系及德文、法文、日文學程，改組為外國國文系。5月初，成立外國國文系委員會處理改組事宜。該會以文理科主任孫洪芬為主任，委員有吳宓、張士一、溫德（Robert Winter）和程其保。7月，東大任命溫德代理外國國文系主任。
雖名改組合并，西洋文學系實際上被裁撤，相關諸人風流雲散。數月來處于兩派鬥争中、如“踞爐火之上”的樓光來于4月即宣布辭去主任一職。樓本欲轉赴南開，但終未成行，暫時栖身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書。梅光迪因與該系女生李今英的戀情在校内備受攻擊，早已無心戀棧。梅于該年5月因恩師白璧德舉薦受聘哈佛漢文教員。吳宓不滿于梅光迪荒于系務，但風雨飄搖之際又苦無善策，最終選擇與西洋文學系共進退。郭秉文挽留他繼續擔任教授，但吳宓兩次堅辭，表示将與西洋文學系共始終，遠走塞外東北大學任教。法文教授李思純回到四川老家，内心不無耿耿。1924年11月，李在詩中懷念遠在奉天的吳宓，詩雲：“莎米文章入市非，與君勞燕各無歸。塵埃颠倒誰堪問，呴沫相從世已稀。”
在吳、梅等人看來，西洋文學系被裁并是東大校園“暗争”的結果。作為校内“少數倔強不馴之分子”，在“實利主義”、“商人式”的辦學取向中，西洋文學系和學衡派同人的處境并不順意。1923年，胡先骕再次遠赴哈佛求學。同年11月，劉伯明英年早逝，剛剛形成的學衡派頓失凝聚力。所謂的學衡派，其實并沒有真正的派别群組織，不過是學人因志業理想的松散結合。在東大系科間激烈的資源争奪中自落下風，在關涉個人切身利益的人事纏鬥上也是步步退卻。西洋文學系被裁之際，吳宓在給友朋的信中生動而悲憤地說：“以我輩同人在校之精勤奮勵、學問名望，亦足自豪，而乃輕輕一網打盡，全體遣散，世事之艱難奇幻，有如是哉！”
學衡派的風流雲散，造成的思想裂痕影響深遠。吳宓不顧挽留而出走，展現出不願同流的态度。柳诒徵、湯用彤雖然留在了東南大學，卻成為校内倡言改進校務的代表。1924年秋，柳诒徵在《學衡》撰寫《學者之術》一文，直言“谄官僚，拜軍閥，是得為學者乎？”對于辦學者奔走于權貴之門，給予了尖銳批判。在1925年東大易長風潮中，柳被稱為“禍首”、“漢奸”，柳、湯二人也都被迫離校北上。
東南大學時期的學衡派，将自身置于大學主流的邊緣，自居于批評者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群自诩為清醒的“少數派”。學衡派的批評，不僅是對新文學、新文化勢力的抗争，而且直指校内執政的主流群體。人文主義和實驗主義、實利教育與人格教育的不同，不僅是學術和教育理念上的差異，還展現為具體的校務和人事紛争。
1924年秋，胡先骕得知吳宓遠走關外，從哈佛寄詩兩首慰之。其中一首雲：“一齊衆楚奈群咻，辟墨排楊志未酬。率獸食人深隐患，徙薪曲突孰贻謀。遼東皂帽哀畸遇，門巷烏衣感舊遊。莫計窮通論得失，斯文未喪在吾俦。”曾經“少數倔強不馴之分子”，留給東南大學和中國文化的是一份豐厚的思想遺産。風流雲散之際學衡同人的勉勵，既是一種寬慰，又何嘗不是其内心流露的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