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月，《學衡》雜志創刊，編輯部成員有梅光迪、胡先骕、劉伯明、吳宓、柳诒徵等人，撰稿人有南社、國粹派、常州詞派、桐城派、同光體派的大多數成員，這些保守派人士被稱作學衡派。圖為柳诒徵全家合影(1936年)。（資料圖/圖）
1922年1月，《學衡》雜志在國立東南大學創刊。以“哈佛幫”為主幹的學衡派，繼《新青年》之後闡釋和傳播新文化。彼時，《新青年》站在時代舞台中央，它所标舉的“德先生”“賽先生”、文學改良對中國知識青年産生了巨大影響。
吳宓等學衡派同人另有側重。他們把社會革命放在一邊，潛入書齋，解讀百年未有之變，被後世評價為保守主義。學衡派師法西方，以人文主義為主，尤其是白璧德所标榜的新人文主義。而當時世界的潮流是現代主義和民族主義，學衡派顯得不合潮流。
吳宓留學美國時，就為中國局勢和民族危亡憂心。他回國後主持《學衡》長達十年，募集費用，協調編輯。絕少有人支援吳宓，反學衡派者貶斥他，學衡派内部又很疏離。但吳宓不肯放棄，幾乎以一人之力支撐，自言“予半生精力，瘁于《學衡》”。《學衡》存世十年間，共發行79期，與《新青年》《語絲》等新派刊物相比，堪稱“長壽”，不過每期平均銷量隻有數百份。
1922年，魯迅以“風聲”為筆名發文批評《學衡》：“夫所謂《學衡》者，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于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铢兩來，于新文化無傷，于國粹也差得遠。”
事實上，魯迅主張奮力向前，學衡派則要“論究學術，闡求真理”，他們關心西方整體，囊括了杜威、柏拉圖、荷馬、馬修·阿諾德等人物，希望通過考據、翻譯、學術，達成“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目标。
學衡派興盛時，正值現代學科在中國全面展開。學衡派很多人都兼有民族抱負和學術精神。吳宓曾憂心“如何用中國文字，表達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這舊工具，運用新得于彼之材料”，這是學衡派做翻譯、研究的一個焦慮。為了化解這個焦慮，學衡派不僅不反對“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還兼顧“穆姑娘”（道德），在曆史學、哲學、古典文學、植物學、比較文學、中國文化學、訓诂學等多門現代學科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學衡的遺産留了下來。2014年，南京大學學衡跨學科研究中心成立，2016年更名為學衡研究院。學衡研究院繼承學衡派“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理念，展開概念史、集體記憶、社會史等跨語言、跨學科和跨文化的研究。2022年4月将召開學衡百年紀念學術研讨會。
學衡研究院院長孫江教授涉足社會史、概念史、思想史、記憶研究、區域研究等多個領域。概念史是孫江現在學術研究的重心。中國概念史研究的曆史不足二十年，他是首倡者之一。
“概念本身就是曆史，一個個概念裡有思想，有政治，有博弈。”2022年1月，孫江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說。
《新青年》《學衡》都是新文化
南方周末：“五四”時談論新文化運動，時人主要采取的是進步派立場，而學衡派屬于保守主義。如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學衡派的選擇和立場？
孫江：“手心手背都是肉”。無論是《新青年》的擁趸，還是《學衡》的粉絲，都是中國人。以此為前提回看近代曆史，《新青年》和《學衡》是有共同點的，即都憂國憂民、愛國愛民；都贊成超越舊文化，建立新文化。隻是看法有沖突，方式有差異而已。《新青年》生長出激進主義，《學衡》聚集了保守主義。即便如此，這些并沒有影響很多當事人之間的私人關系。
學衡派的堅守在百年後回看，是很重要的文化遺産。前一段時間，我們醞釀“百年學衡紀錄片”，有一集涉及學衡派人物在抗日戰争中的作為，無論在淪陷區，還是在颠沛流離中，學衡派人物的操守都是可圈可點的，沒有一個附逆投敵的漢奸！
了解學衡派，要看它的四句箴言：“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是學衡派的追求，産生了兩個結果，一個是“昌明國粹”，一個是“融化新知”。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講“雙元革命”（dualrevolution），我以為國粹和新知就是學衡派的“雙元宗旨”，它如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共同支撐了學衡派人物去論究學術、闡求真理。
國粹應該是文化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展現。五四時期批判“家父制”，批判“封建專制”，是對的。但對家的貶斥，十分偏頗，在現代化程序中很罕見。家，是中國文化的原點，中國人怎能沒有家呢？百年後回看，學衡派的文化主張不僅沒錯，而且很正确。
關于融化新知。學衡派認為，當時流行的新知還不是真正的新知，學人應考慮如何把西方精華吸納到中國的國粹裡。百年後，對于這個想法，人們已經沒有異議了。現在隻剩下一處可商榷的：白話文。我個人認為白話文很好，但不能是以貶低文言文；也不能因為簡體字友善而否定繁體字。關于白話文，梅光迪與胡适的意見龃龉，似有被誇大之嫌。學衡諸子中，除胡先骕、柳诒徵外，鮮有诟病白話文者。汪懋祖《緻＜新青年＞雜志記者》一文道出了學衡諸子所反對的，不是白話文，是言辭粗鄙之白話文。汪懋祖希望《新青年》既然提倡新文學，就不應該向青年灌輸妖孽惡魔等名詞，不能動曰“妖魔醜類”“寝皮食肉”，這是太古野蠻時代的遺風。
南方周末：學衡派所處的曆史時期，是“西學東漸”“東學入中”的尾聲，我們應該如何了解這段曆史？
孫江：“西學東漸”上起于16世紀的耶稣會士，繼起于19世紀的來華西人。東漸的西學知識與本土知識碰撞而發生“解構”（deconstruction）、“轉位”（dis），重塑了中國人的“自他”認識，也開啟了中國建設近代國家的曆程。
這個知識再生産過程，還有近鄰的中介作用。甲午戰争後中國知識人驚覺明治維新的成功，大舉東渡，移植日本化的西學知識，可謂“東學入中”。晚清官員和士人不乏抵制東學入中者，但大都淹沒在“東學”的大潮中。
我研究近代史，關心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的現代性或近代性。“近代”（modern），取其最大公約數，是指時間、空間、人群以及秩序等由“雜質性”邁向“勻質化”的過程。微觀史學大家金斯伯格在《奶酪與蛆蟲》一書中談到16世紀末發生的一樁無法按以往标準歸類的異端事件。原來，伴随古騰堡印刷術所帶來的新知識的普及，異端梅諾喬（Menocchio）腦海中的舊知識和新知識發生了龃龉，他抨擊教會，稱愛鄰人比愛上帝更為重要。知微見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歐洲近代知識發生的契機，這種知識經過一百年左右的發酵，在1800年前後其輪廓清晰起來。概念史研究的先驅科塞雷克則将其命名為“鞍型時代”（Sattelzeit）的開端。晚于歐洲一百餘年，19世紀的中國和東亞在歐風美雨的浸淫下經曆了前所未有的時代更替，固有的知識無法對應新時代，新時代揚棄了以往的知識體系。
概念本身就是曆史
南方周末：曆史波谲雲詭，但知識、概念自有真實的源頭和演繹。百年學衡紀念也涉及概念與曆史的博弈，你能否具體舉例說明？
孫江：我最近剛剛完成了一本小書《人種》，将收錄于我主編的“學衡爾雅文庫”叢書。人種概念是近代科學種族主義的産物，考察人種/種族概念，首先要确認在啟蒙其思想的譜系中的位置。無論是主張人種多元論的伏爾泰，還是一進制論的康德，以及以林奈和布魯門巴哈為代表的人種學家，他們都認為歐洲人處在文明的頂端，其他族群是退化的标志，進而構築了以白、黃、黑等為代表的可視的、不平等的人種等級結構。這種人分若幹等的概念是怎樣傳入東亞的，在中國和日本産生了怎樣的回響？這既是一個概念的詞語史和翻譯史，也是一個概念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曆史。就結論講，“黃禍論”作為帝國主義的修辭背後實際上宣告了白種優越的破産，而令很多人吃驚的是，今日黑人在實作權利平等的曆程中，中國革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你看，概念本身就是曆史，一個個概念裡有思想，有政治，有博弈。
南方周末：2015年至2021年，《牛津英語詞典》評出的年度熱詞有：疫苗（vax）、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氣候緊急狀态（climate emergency）、有毒的（toxic）、青年震蕩（youthquake）、後真相（post-truth）、笑哭表情。這七個詞彙分别代表了一個概念，也折射着不同地區、不同代際、不同群體的當下狀态。中國也有層出不窮的網絡流行語。當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概念爆炸現象？
孫江：作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學者，我能對這些問題感同身受，并給出我自己的觀察和判斷，但我提供不了标準答案。宏觀來看，我們正處在文化轉型期，全世界都在經曆文化範式的轉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征就是，印刷文化日薄西山，網絡文化蒸蒸日上。時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們基本不看報紙了，大多時候在螢幕上看書。借用英國社會學家安德魯·霍斯金斯的話，這是一個“連結性轉向”（connective turn）的時代。人們隻需按下一個鍵就可以“穿越”到古代去。現在老師講課面臨着很大的挑戰。學生能“穿越”，通過網絡瞬間搜到老師的講義的出處。老師靠記憶力和經年累月積累的知識，學生用一台手機就可以攻破。但同時，學生用手機掌握的知識是外在的知識，并沒有進入内心。
柏拉圖在《斐德羅篇》講了一則文字發明的故事。埃及古神塞烏斯發明了文字，他将文字獻給國王。國王看了後說，文字好是好，但從此會在人心中播下遺忘的種子。手機、電腦，真的給新一代播下了遺忘——心中可能無痕，隻是需要時才提取出來。如此一來，我們對知識的感受是即時的、瞬間的。我的判斷是：個性化的、即時性的新名詞、新概念會不斷再生産，通過網絡的傳播成為一時的熱點；也會由此散開，飄落在不受人關注的角落裡。
學者孫江曾寫現代詩，酷愛搖滾，在朋友圈引用過日本評論家柄谷行人的觀點“(思想)通常在搖滾中”。（受訪者供圖/圖）
了解中國近代知識的來曆
南方周末：中國概念史學者，發現和開拓概念史的機緣都不太一樣。似乎到了2010年左右，很多學者開始做概念史。有什麼契機嗎？此前的準備是什麼？
孫江：2008年，我主編了《新史學》集刊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同年，我發表了《近代知識亟需“考古”——我為什麼提倡概念史研究》短文。在文章中，我說道：“我相信一個個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讀下去，多少會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近代知識的來曆。曆史充滿了正反二義的吊詭：拿破侖之偉大在于他頒布了不朽的《拿破侖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侖卻是和滑鐵盧之敗糾纏在一起的英雄形象。”可以說，我當時做概念史研究雄心萬丈，蠻沖動的。
當時國内有意識地進行概念史研究的學者很少，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研究方法，概念史寂寞無聲、了無響應。2008年，我曾搜尋國内是否有概念史研究，無論是輸入“概念史”三字，還是“概念”二字，蹦出來的都是“新概念英語”。《新概念英語》是1980年代最流行的一套英語教材。
我接觸概念史研究比較偶然。1999年我從早稻田大學的一個讀書會知道裡希特寫的《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這本書現在已經有中文譯本了。我翻閱本書後茅塞頓開，衆裡尋他千百度，這不正是我需要的研究方法嗎？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剛寫完，寫作中我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困境是：雖然中國的相關學術論著很多，但真正能用的、能讓人放心引用的東西其實很少。最近李伯重教授寫文章說，國外的社會經濟史學者已經不怎麼看中國學者的論文了，除了少數幾位學者。可以說這本書是我投入到了概念史的一個契機。
2008年，我推介概念史，在學界引起了微瀾。很快各種名為概念史的研究多了起來。社會史研究如果不明确概念，得到的可能是一地碎錢；思想史研究如果沒有曆史支撐，就是少數精英的個體思維活動。
南方周末：中國學界對概念史衆說紛纭，那麼什麼是概念史？
孫江：概念史是什麼？在拿出一個衆人首肯的樣本前，我不想下斷言。按照我的了解，所謂概念史，不是術語史，也不是思想史，是概念化的社會的曆史、概念化的政治的曆史。
據我判斷，概念史的含義至少有過四次變化。要了解什麼是概念史，首先要回到其發源地德國。“二戰”前的概念史是一種哲學詞典的編撰方法。概念史的最近一次變化則來自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概念史研究，是概念史研究的“亞洲轉向”。目前東亞的概念史還執著于與現代國家形成有關聯的概念研究上，如國族概念、學科概念、社會-文化概念、“主義”（-ism）概念等。
南方周末：概念史與曆史學、國文學、世界史等學科有關。伴随新文科、大社科、區域研究的興起，概念史能否成為各學科的基礎？
孫江：每個學科都有屬于自己的概念史，在英、德、法、日等學界基本上不成為問題。他們關于“話語”“概念”“關鍵詞”“翻譯語”等的研究都很多，類似的工作大緻已經結束。中國的研究才剛剛開始。
為什麼概念史能構成各學科的基礎？今天中國各學科的基本概念，差不多都是翻譯概念，大多來自歐洲，其中有些經過了日語的中轉，或者帶上了蘇俄革命的色彩。既然是翻譯概念，它就有兩種指向，一種指向自我，一種指向他者。換句話說，我們用這些概念了解“他者”，也了解自我。西方古典著作或現代著作翻譯為中文時，中文概念和西文概念是如何對應的？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複雜，有時甚至無法對應。
比如柏拉圖在《美諾篇》講“美德”（arete）。少年美諾來到雅典後請教蘇格拉底：“美德”是什麼？蘇格拉底用他特有的話術開導美諾，在一個中譯本中有這樣翻譯的：“我聽一些懂得宗教真理的人說……”且慢，希臘語裡可沒有“宗教”。“宗教”（religion）一詞源于拉丁語religio。如果對照原文不難發現，此處應該是“神的事情”（things divine）。這個翻譯問題就關涉我們對他者的了解。翻譯是兩種語言、兩個語境的對話，不是簡單的附會就可以的。翻譯是創造，概念的使用也是創造，使用概念時，概念的意思會發生轉位，甚至變異。今天我們都知道，republic對應“共和”，democracy對應“民主”，但19世紀最初的了解完全相反。類似的例子有很多，中國人文社科要想有大的發展，基本概念的梳理是不可或缺的。
曆史的寫作者，無時無刻不在應答
南方周末：再次回到百年前的曆史現場，學衡派創立時，五四新文化已經席卷全國。而學衡派逆流而動，取保守主義路線，倡導新人文主義，似乎成為未竟事業。百年後的今天，該如何接續這項事業？
孫江：學衡派人物均稱贊“新文化”，批評的是“偏激之論”（胡先骕）。《學衡》強調本土的國粹與外來的新知之間的互通，而《新青年》則将二者視為對立關系。
吳宓說，年輕學子誤将國粹與歐化對立，“苟虛心多讀書籍，深入幽探，則知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百年後回看學衡派的主張和實踐，需要繼承的就是開始提到的那四句箴言，我将其中的昌明國粹和融化新知，凝縮為一個現代人的表述：全球本土化。既要有全球視野，也要有本土實踐。梅光迪說得好：“特以真理有獨存之價值，不以衆人之好惡為是非。”
南方周末：全球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仍處在高漲中，2021年你開了“民族主義理論譜系”的課程，你如何看當下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孫江：在現代的學術語境裡，民族主義已經成了一個貶義詞。據我的觀察，冷戰結束後，學界把“族群”（ethnic groups）和“民族”（nation)之間的關系倒置了，強調族群的重要性。我們經常聽到非洲裔美國人、亞洲裔美國人，但幾乎聽不到歐洲裔美國人的說法，為什麼呢？以往，歐洲裔美國人是自明的，而從亞洲遷徙來的移民、從非洲被販賣來的奴隸，即使成為美國國民，也是弱勢群體。随着時代的變化，這些美國國民的權益慢慢被重視起來。發生這一轉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學界認為民族這個裝置具有強勻質化特點，過分強調集合單數的重要性，族群性的東西可能會被屏蔽掉。
現在外國人研究中國，他們更關心中華民族内部的族群問題，新清史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興起和成為熱點的。但是，我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架構不變，民族主義就永遠是主導性的概念。而且無論如何強調族群的意義，由于民族這個概念首先是作為政治概念出現的，在現代國家裡，族群必須服從民族的主導需求。
南方周末：2020年你寫了一篇随筆，說年輕人應該成為有批判精神、有擔當的一代。你為什麼将責任看得如此重要？
孫江：“責任”（responsibility）這個詞，直譯就是應答的能力。曆史的寫作者，無時不刻不在應答。應答誰？首先是過去。借用卡爾在《什麼是曆史》裡的說法，曆史是過去和現在的互動，是史學家和事實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此外，作者不可能不關心現在，關心當代。如果沒有當代史的自覺，很難成為優秀的學者。面向過去的應答，同時也是面向現在的。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