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编辑部成员有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吴宓、柳诒徵等人，撰稿人有南社、国粹派、常州词派、桐城派、同光体派的大多数成员，这些保守派人士被称作学衡派。图为柳诒徵全家合影(1936年)。（资料图/图）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刊。以“哈佛帮”为主干的学衡派，继《新青年》之后阐释和传播新文化。彼时，《新青年》站在时代舞台中央，它所标举的“德先生”“赛先生”、文学改良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
吴宓等学衡派同人另有侧重。他们把社会革命放在一边，潜入书斋，解读百年未有之变，被后世评价为保守主义。学衡派师法西方，以人文主义为主，尤其是白璧德所标榜的新人文主义。而当时世界的潮流是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学衡派显得不合潮流。
吴宓留学美国时，就为中国局势和民族危亡忧心。他回国后主持《学衡》长达十年，募集费用，协调编辑。绝少有人支持吴宓，反学衡派者贬斥他，学衡派内部又很疏离。但吴宓不肯放弃，几乎以一人之力支撑，自言“予半生精力，瘁于《学衡》”。《学衡》存世十年间，共发行79期，与《新青年》《语丝》等新派刊物相比，堪称“长寿”，不过每期平均销量只有数百份。
1922年，鲁迅以“风声”为笔名发文批评《学衡》：“夫所谓《学衡》者，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事实上，鲁迅主张奋力向前，学衡派则要“论究学术，阐求真理”，他们关心西方整体，囊括了杜威、柏拉图、荷马、马修·阿诺德等人物，希望通过考据、翻译、学术，达成“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标。
学衡派兴盛时，正值现代学科在中国全面展开。学衡派很多人都兼有民族抱负和学术精神。吴宓曾忧心“如何用中国文字，表达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这旧工具，运用新得于彼之材料”，这是学衡派做翻译、研究的一个焦虑。为了化解这个焦虑，学衡派不仅不反对“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还兼顾“穆姑娘”（道德），在历史学、哲学、古典文学、植物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化学、训诂学等多门现代学科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学衡的遗产留了下来。2014年，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2016年更名为学衡研究院。学衡研究院继承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念，展开概念史、集体记忆、社会史等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2022年4月将召开学衡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学衡研究院院长孙江教授涉足社会史、概念史、思想史、记忆研究、区域研究等多个领域。概念史是孙江现在学术研究的重心。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历史不足二十年，他是首倡者之一。
“概念本身就是历史，一个个概念里有思想，有政治，有博弈。”2022年1月，孙江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说。
《新青年》《学衡》都是新文化
南方周末：“五四”时谈论新文化运动，时人主要采取的是进步派立场，而学衡派属于保守主义。如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学衡派的选择和立场？
孙江：“手心手背都是肉”。无论是《新青年》的拥趸，还是《学衡》的粉丝，都是中国人。以此为前提回看近代历史，《新青年》和《学衡》是有共同点的，即都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都赞成超越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只是看法有矛盾，方式有差异而已。《新青年》生长出激进主义，《学衡》聚集了保守主义。即便如此，这些并没有影响很多当事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学衡派的坚守在百年后回看，是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前一段时间，我们酝酿“百年学衡纪录片”，有一集涉及学衡派人物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无论在沦陷区，还是在颠沛流离中，学衡派人物的操守都是可圈可点的，没有一个附逆投敌的汉奸！
理解学衡派，要看它的四句箴言：“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是学衡派的追求，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昌明国粹”，一个是“融化新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讲“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我以为国粹和新知就是学衡派的“双元宗旨”，它如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共同支撑了学衡派人物去论究学术、阐求真理。
国粹应该是文化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展现。五四时期批判“家父制”，批判“封建专制”，是对的。但对家的贬斥，十分偏颇，在现代化进程中很罕见。家，是中国文化的原点，中国人怎能没有家呢？百年后回看，学衡派的文化主张不仅没错，而且很正确。
关于融化新知。学衡派认为，当时流行的新知还不是真正的新知，学人应考虑如何把西方精华吸纳到中国的国粹里。百年后，对于这个想法，人们已经没有异议了。现在只剩下一处可商榷的：白话文。我个人认为白话文很好，但不能因此贬低文言文；也不能因为简体字方便而否定繁体字。关于白话文，梅光迪与胡适的意见龃龉，似有被夸大之嫌。学衡诸子中，除胡先骕、柳诒徵外，鲜有诟病白话文者。汪懋祖《致＜新青年＞杂志记者》一文道出了学衡诸子所反对的，不是白话文，是言辞粗鄙之白话文。汪懋祖希望《新青年》既然提倡新文学，就不应该向青年灌输妖孽恶魔等名词，不能动曰“妖魔丑类”“寝皮食肉”，这是太古野蛮时代的遗风。
南方周末：学衡派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西学东渐”“东学入中”的尾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孙江：“西学东渐”上起于16世纪的耶稣会士，继起于19世纪的来华西人。东渐的西学知识与本土知识碰撞而发生“解构”（deconstruction）、“转位”（dis），重塑了中国人的“自他”认识，也开启了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历程。
这个知识再生产过程，还有近邻的中介作用。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惊觉明治维新的成功，大举东渡，移植日本化的西学知识，可谓“东学入中”。晚清官员和士人不乏抵制东学入中者，但大都淹没在“东学”的大潮中。
我研究近代史，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或近代性。“近代”（modern），取其最大公约数，是指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秩序等由“杂质性”迈向“匀质化”的过程。微观史学大家金斯伯格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谈到16世纪末发生的一桩无法按以往标准归类的异端事件。原来，伴随古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新知识的普及，异端梅诺乔（Menocchio）脑海中的旧知识和新知识发生了龃龉，他抨击教会，称爱邻人比爱上帝更为重要。知微见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欧洲近代知识发生的契机，这种知识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发酵，在1800年前后其轮廓清晰起来。概念史研究的先驱科塞雷克则将其命名为“鞍型时代”（Sattelzeit）的开端。晚于欧洲一百余年，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更替，固有的知识无法对应新时代，新时代扬弃了以往的知识体系。
概念本身就是历史
南方周末：历史波谲云诡，但知识、概念自有真实的源头和演绎。百年学衡纪念也涉及概念与历史的博弈，你能否具体举例说明？
孙江：我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本小书《人种》，将收录于我主编的“学衡尔雅文库”丛书。人种概念是近代科学种族主义的产物，考察人种/种族概念，首先要确认在启蒙其思想的谱系中的位置。无论是主张人种多元论的伏尔泰，还是一元论的康德，以及以林奈和布鲁门巴哈为代表的人种学家，他们都认为欧洲人处在文明的顶端，其他族群是退化的标志，从而构筑了以白、黄、黑等为代表的可视的、不平等的人种等级结构。这种人分若干等的概念是怎样传入东亚的，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回响？这既是一个概念的词语史和翻译史，也是一个概念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历史。就结论讲，“黄祸论”作为帝国主义的修辞背后实际上宣告了白种优越的破产，而令很多人吃惊的是，今日黑人在实现权利平等的历程中，中国革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你看，概念本身就是历史，一个个概念里有思想，有政治，有博弈。
南方周末：2015年至2021年，《牛津英语词典》评出的年度热词有：疫苗（vax）、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有毒的（toxic）、青年震荡（youthquake）、后真相（post-truth）、笑哭表情。这七个词汇分别代表了一个概念，也折射着不同地区、不同代际、不同群体的当下状态。中国也有层出不穷的网络流行语。当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概念爆炸现象？
孙江：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学者，我能对这些问题感同身受，并给出我自己的观察和判断，但我提供不了标准答案。宏观来看，我们正处在文化转型期，全世界都在经历文化范式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印刷文化日薄西山，网络文化蒸蒸日上。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基本不看报纸了，大多时候在屏幕上看书。借用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霍斯金斯的话，这是一个“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的时代。人们只需按下一个键就可以“穿越”到古代去。现在老师讲课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学生能“穿越”，通过网络瞬间搜到老师的讲义的出处。老师靠记忆力和经年累月积累的知识，学生用一台手机就可以攻破。但同时，学生用手机掌握的知识是外在的知识，并没有进入内心。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讲了一则文字发明的故事。埃及古神塞乌斯发明了文字，他将文字献给国王。国王看了后说，文字好是好，但从此会在人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手机、电脑，真的给新一代播下了遗忘——心中可能无痕，只是需要时才提取出来。如此一来，我们对知识的感受是即时的、瞬间的。我的判断是：个性化的、即时性的新名词、新概念会不断再生产，通过网络的传播成为一时的热点；也会由此散开，飘落在不受人关注的角落里。
学者孙江曾写现代诗，酷爱摇滚，在朋友圈引用过日本评论家柄谷行人的观点“(思想)通常在摇滚中”。（受访者供图/图）
了解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
南方周末：中国概念史学者，发现和开拓概念史的机缘都不太一样。似乎到了2010年左右，很多学者开始做概念史。有什么契机吗？此前的准备是什么？
孙江：2008年，我主编了《新史学》集刊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同年，我发表了《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短文。在文章中，我说道：“我相信一个个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读下去，多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历史充满了正反二义的吊诡：拿破仑之伟大在于他颁布了不朽的《拿破仑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仑却是和滑铁卢之败纠缠在一起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我当时做概念史研究雄心万丈，蛮冲动的。
当时国内有意识地进行概念史研究的学者很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概念史寂寞无声、了无响应。2008年，我曾搜索国内是否有概念史研究，无论是输入“概念史”三字，还是“概念”二字，蹦出来的都是“新概念英语”。《新概念英语》是1980年代最流行的一套英语教材。
我接触概念史研究比较偶然。1999年我从早稻田大学的一个读书会知道里希特写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这本书现在已经有中文译本了。我翻阅本书后茅塞顿开，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不正是我需要的研究方法吗？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刚写完，写作中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是：虽然中国的相关学术论著很多，但真正能用的、能让人放心引用的东西其实很少。最近李伯重教授写文章说，国外的社会经济史学者已经不怎么看中国学者的论文了，除了少数几位学者。可以说这本书是我投入到了概念史的一个契机。
2008年，我推介概念史，在学界引起了微澜。很快各种名为概念史的研究多了起来。社会史研究如果不明确概念，得到的可能是一地碎钱；思想史研究如果没有历史支撑，就是少数精英的个体思维活动。
南方周末：中国学界对概念史众说纷纭，那么什么是概念史？
孙江：概念史是什么？在拿出一个众人首肯的样本前，我不想下断言。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概念史，不是术语史，也不是思想史，是概念化的社会的历史、概念化的政治的历史。
据我判断，概念史的含义至少有过四次变化。要理解什么是概念史，首先要回到其发源地德国。“二战”前的概念史是一种哲学词典的编撰方法。概念史的最近一次变化则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概念史研究，是概念史研究的“亚洲转向”。目前东亚的概念史还执著于与现代国家形成有关联的概念研究上，如国族概念、学科概念、社会-文化概念、“主义”（-ism）概念等。
南方周末：概念史与历史学、语文学、世界史等学科有关。伴随新文科、大社科、区域研究的兴起，概念史能否成为各学科的基础？
孙江：每个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概念史，在英、德、法、日等学界基本上不成为问题。他们关于“话语”“概念”“关键词”“翻译语”等的研究都很多，类似的工作大致已经结束。中国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概念史能构成各学科的基础？今天中国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差不多都是翻译概念，大多来自欧洲，其中有些经过了日语的中转，或者带上了苏俄革命的色彩。既然是翻译概念，它就有两种指向，一种指向自我，一种指向他者。换句话说，我们用这些概念理解“他者”，也理解自我。西方古典著作或现代著作翻译为中文时，中文概念和西文概念是如何对应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有时甚至无法对应。
比如柏拉图在《美诺篇》讲“美德”（arete）。少年美诺来到雅典后请教苏格拉底：“美德”是什么？苏格拉底用他特有的话术开导美诺，在一个中译本中有这样翻译的：“我听一些懂得宗教真理的人说……”且慢，希腊语里可没有“宗教”。“宗教”（religion）一词源于拉丁语religio。如果对照原文不难发现，此处应该是“神的事情”（things divine）。这个翻译问题就关涉我们对他者的理解。翻译是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对话，不是简单的附会就可以的。翻译是创造，概念的使用也是创造，使用概念时，概念的意思会发生转位，甚至变异。今天我们都知道，republic对应“共和”，democracy对应“民主”，但19世纪最初的理解完全相反。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中国人文社科要想有大的发展，基本概念的梳理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的写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应答
南方周末：再次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学衡派创立时，五四新文化已经席卷全国。而学衡派逆流而动，取保守主义路线，倡导新人文主义，似乎成为未竟事业。百年后的今天，该如何接续这项事业？
孙江：学衡派人物均称赞“新文化”，批评的是“偏激之论”（胡先骕）。《学衡》强调本土的国粹与外来的新知之间的互通，而《新青年》则将二者视为对立关系。
吴宓说，年轻学子误将国粹与欧化对立，“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百年后回看学衡派的主张和实践，需要继承的就是开始提到的那四句箴言，我将其中的昌明国粹和融化新知，凝缩为一个现代人的表述：全球本土化。既要有全球视野，也要有本土实践。梅光迪说得好：“特以真理有独存之价值，不以众人之好恶为是非。”
南方周末：全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仍处在高涨中，2021年你开了“民族主义理论谱系”的课程，你如何看当下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孙江：在现代的学术语境里，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据我的观察，冷战结束后，学界把“族群”（ethnic groups）和“民族”（nation)之间的关系倒置了，强调族群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听到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但几乎听不到欧洲裔美国人的说法，为什么呢？以往，欧洲裔美国人是自明的，而从亚洲迁徙来的移民、从非洲被贩卖来的奴隶，即使成为美国国民，也是弱势群体。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美国国民的权益慢慢被重视起来。发生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界认为民族这个装置具有强匀质化特点，过分强调集合单数的重要性，族群性的东西可能会被屏蔽掉。
现在外国人研究中国，他们更关心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群问题，新清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和成为热点的。但是，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不变，民族主义就永远是主导性的概念。而且无论如何强调族群的意义，由于民族这个概念首先是作为政治概念出现的，在现代国家里，族群必须服从民族的主导需求。
南方周末：2020年你写了一篇随笔，说年轻人应该成为有批判精神、有担当的一代。你为什么将责任看得如此重要？
孙江：“责任”（responsibility）这个词，直译就是应答的能力。历史的写作者，无时不刻不在应答。应答谁？首先是过去。借用卡尔在《什么是历史》里的说法，历史是过去和现在的互动，是史学家和事实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此外，作者不可能不关心现在，关心当代。如果没有当代史的自觉，很难成为优秀的学者。面向过去的应答，同时也是面向现在的。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