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百年︱劉伯明：了解學衡派的另一線索

1922年，35歲的劉伯明異常忙碌。他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國立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的哲學教授，有教授知識、指導學生之責任；他也是南高-東大的校長辦公室副主任，承擔着維持全校秩序、改造浮蕩學風的使命。此外，他還是剛剛創辦的《學衡》雜志的重要支援者和主要作者。僅1922年一年，他就在《學衡》雜志發表了六篇文章，且皆為“生平刻意之作”。過度勞累使他疲憊不堪，次年即因腦膜炎英年早逝。在紀念《學衡》創刊一百周年的日子裡，劉伯明不應被忘記。

劉伯明

一、劉伯明與學衡派

遍觀有關學衡派的曆史叙事，梅光迪與胡适的糾紛常為人津津樂道，吳宓對《學衡》的苦心經營也着實令人唏噓不已，其餘如頗具長者風範的柳诒徵、兼通科學與文學的胡先骕，無一不展現出獨特的人物風貌。然而，被《學衡》雜志諸位創辦者們公推為領袖的劉伯明，至今仍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實際上，梅光迪和吳宓等人之是以能夠彙聚于南京，并與已在南京的柳诒徵、胡先骕等人共同創辦《學衡》雜志，劉伯明的支援不可或缺。1920年，梅光迪自美歸國，先執教于南開大學，不久即應劉伯明之聘，來到南高-東大任教。同時，梅光迪也力邀吳宓一起前來，如此才有了1922年《學衡》的創刊。不僅如此，劉伯明本人也深度參與了《學衡》從開始構想到付諸實踐的整個過程。除了撰寫大量文章，據筆者推測，“學衡”一詞本身就可能出自劉伯明之手。在發表于《學衡》1922年第1期的《學者之精神》一文中，劉伯明對當時學術界“渴慕新知”但“不加别擇”的現象提出了批評，而且總結說：“凡此種種，衡以治學程準，其相懸不可以道裡計。”無論是在字面上還是在字義上，“學衡”與“衡以治學程準”之間都有着很高的關聯度。

有感于劉伯明對學衡事業的重要影響和意義，吳宓稱他是“高标碩望，領袖群賢”；梅光迪也曾深情回憶說：“民十一年（1922），《學衡》雜志出世，主其事者，為校中少數倔強不馴之份子，而伯明為之魁。”

二、《學衡》創刊前劉伯明的思想轉變

不過，劉伯明與梅光迪、吳宓等人的合作并非一蹴而就。實際上，對于五四以後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現象，劉伯明的态度和主張有過相當程度的轉變。用劉伯明本人的話來說，他“在五四之時，提倡向外的精神”，但不久之後“又主向内的精神”。這一轉變不僅對劉伯明本人意義重大，也是學衡派成員能夠在南高-東大發展其事業、倡導其人文主義主張的必要前提。

所謂“向外的精神”，主要表現在社會意識與社會服務上。1919年4月，教育部組織的教育調查會建議将原有的教育宗旨改為“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對此，劉伯明表示贊許。在他看來，所謂健全的人格，實際上就是符合共和精神的人格。“所謂共和精神者，敏慧之同情也，善良之意志也，社會的動機也，自尊而亦尊人之謂也，互通經驗之謂也，以自身為鹄而亦視人為鹄之謂也。”這種精神主要指向外部社會，展現出一種“為人”而非“為己”的品格。

關于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劉伯明強調：“我之為我，本屬群我。我與大群，息息相關。”他甚至提出：“我之生命非我有，社會之委形也。我之人格非我有，社會之委蛻也。”我既從屬于社會，則為社會獻身實際上也就相當于為自己謀福利了。需要強調的是，為社會服務乃至獻身并非出于強迫，而是要通過個體的真正自覺來實作。而要實作真正的自覺，就要進行“群化教育”。劉伯明指出：“群化教育之真精神，約言之，即服務社會之精神也，參與社會事業之精神也。此次（種）精神，根于社會的想像。有是想像，則公普而曆久之同情緣之以生。”這裡，劉伯明提出了一個在今天看來都非常經典的觀點：個體對社會的想象。這與當代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體”有不謀而合之處、具異曲同工之妙。安德森認為，民族并非自古以來就實際存在，而是近代以來印刷資本主義等多方面條件綜合作用的産物。其樞紐所在，即是衆多個體對同一個共同體的想象，進而産生認同。于是，民族得以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義浪潮也不斷湧動。而在一百年前，劉伯明即已提出：社會的存在與發展，需要個體對它的想象。這種想象極其必要，否則，“囿于私利，而置他人之利害、社會之進退于不顧，苟有利于己，雖犧牲他人亦所不計”。

在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同時也有感于學生運動帶來的劇烈震動，1919年的劉伯明積極鼓勵學生培養向外的精神、社會的意識。他不無感慨地說：“像這一次的學潮發生，引起全國的人民留心國事，向來麻木不仁的社會，漸漸的有動機了。這是中國一線的命脈，不可小觑了的。”劉伯明希望以此為契機，引導學生走出教室，走向社會，進而真正成為社會的一員，而不是僅僅掌握知識和技能的自私自利之徒。

然而，一旦學生走出教室，走向社會，并參與到社會政治活動之中，其弊端也很快顯露出來。五四學生運動告一段落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希望盡快将學校的教學秩序導入正軌，為此他采取了諸多措施，但其效果“充其量不過是微有成效而已”。而且，不隻是北京大學，1919年以後全國各地的學校均不斷爆發各種學潮。教育秩序難以恢複，全國的學風也浮蕩異常。甚至，當學生的“自由”被釋放出來而又缺乏限制時，引發學潮的原因就不再限于國家、社會的重大事務，一些本應内部化解的問題也會直接影響校園秩序的維持。

作為南高-東大的上司者，劉伯明很快注意到學界風氣正在改變，學生的思想也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從前過于恭順，近來過于浮動。”受此影響，劉伯明本人的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五四之前，劉伯明認為：“吾國思想自周秦以後二千餘年之日以退化，學術之不發達、政治之不修明、工藝之不增進，要皆苦于舊思想之束縛，遂緻拘泥成法，而無創作以求發古人所未發之所緻也。”可以說，此時的劉伯明幾乎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全盤的否定，距離全面西化也僅有一步之遙。但在學生運動之後學風浮動之際，劉伯明敏銳地覺察到了此種主張的偏激性，并且很快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他提出：“要曉得大陸的舊文化、舊道德自有他的價值，我們要廢除他，就當先在研究精神上用功夫，研究他的意義，究竟有無存在的價值？然後再謀改造，才不至于偏激！”劉伯明對傳統文化的态度發生如此明确的轉變，這預示着他與當時引領時代潮流的新文化派漸行漸遠；同時，也預示着兩年以後學衡群體的聚合，以及他們對那些激烈否定傳統的主張的質疑與“反動”。

1920年之前，劉伯明發表的文章中既有署名“劉經庶”者，也有署名“劉伯明”者；但從1920年開始，他的所有文章均署名“劉伯明”。南高-東大校長郭秉文曾提到：“君諱經庶，字伯明，近年以字行。”1920年是劉伯明思想轉變的時間節點，同時也是其以字代名的時間節點。他似乎在有意識地對外宣布：今日的自己不再是過去的“劉經庶”，而是發生了轉變的“劉伯明”。

三、思想轉變後的劉伯明

在完成思想轉變之後，劉伯明最為重視的就是他所說的“向内的精神”，也就是引導學生注重精神修養，努力使他們回歸學業，回歸理性的思考，以學者的立場觀察和回應社會問題。其中，改造學風是其首要目标。

據南高學生張其昀回憶：“其辦學方針，最重人格修養。當時每逢開學、散學、新年元旦及其他特别典禮，常有師生一堂的盛會。那時劉先生必親自出席，對于學風問題，常侃侃而談，令人聽了非常感動。”張其昀的同學胡煥庸也曾說：“劉師在校時主講哲學，餘則專習史地，故課業學問餘所受于劉師者甚少。然其思想、言論、行為、道德，餘受其感化者至深且巨。”張其昀與胡煥庸的回憶在劉伯明的家人那裡得到了印證。劉經邦為劉伯明胞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他兩次提到學風：“兄正有為之時，上司東南學子，改良社會學風，舍兄其誰！……憶昔兄在吾之年齡，已知刻苦自勵，文章已露鋒芒，而隐然已以改良東南半壁學風私自策勵矣。”

面對五四以後浮蕩的社會和學界，劉伯明在發表于《學衡》的第一篇文章《學者之精神》中提出五點期待：一、學者應具自信的精神（對本國文化的自信）；二、學者應注重自得（超脫名利）；三、學者應具知識的貞操（堅守真理，不趨衆好）；四、學者應具求真的精神；五、學者必持審慎的态度。這五點是針對當時學界廣泛存在的棄舊從新的潮流而提出的，對青年群體具有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

除了對當時學界，特别是青年群體在中西文化的抉擇中迷失方向感到憂慮外，劉伯明也深知學生在社會活動方面的“自由”已經超過了正常的限度，并影響了教育活動的正常展開。為此，他不惜“與近人所重背馳”，重提訓練在教育中的功能與作用。劉伯明提出：“訓練乃教育之中心，受過教育與未經教育者其最大差别即存乎此。”是以，他主張必須實施科學的訓練，進而使學生具備“刻苦自勵，不厭精詳、明晰、精密諸德”。有此諸德，教育才能夠取得理想的效果，中國的前途才有希望。

當學生走出校園、走向社會，劉伯明繼續強調精神修養的重要性。這種精神即是公民的精神、共和國民的精神。劉伯明認為，公民的精神中最切要的不外乎兩點，即“負責任”與“自動”。其中，負責任主要針對當時浮蕩的社會風氣，自動則是“德谟克拉西國家”所應具備的品格。“德谟克拉西”為英文democracy的音譯，現在一般譯為“民主”；但在清末民初之時，則是與“共和”混用的。劉伯明強調，德谟克拉西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精神，即共和精神。“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動的對于政治及社會生活負責任之謂也。”這種解釋與他對公民精神的認知完全一緻，即在認可自動之價值的同時，重點強調負責任的必要性。而要形塑公民自動負責的共和精神，學校和教師首當其沖。

需要說明的是，劉伯明提倡精神修養，但并未否定此前所注重的社會意識與社會服務。準确地說，此時的劉伯明隻是更加完善了這一思想，對學生如何關懷社會問題、參與社會活動有了更清晰的政策。他認為，關懷社會政治狀況是公民的權利與責任，至于如何參與社會活動，則應分别對待：中等學校以下的學生應以學業為重，盡量不要親身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大學生則責任較重，“凡政治社會問題之關系較大者，宜本學理之研究發為言論，其心廓然大公，不瞻徇任何黨系之私意，惟以高貴之精神、崇偉之心理，與國人相見。”至于罷課，劉伯明基本持否定态度，認為僅可偶然為之，且須為關系全國安危之大事。否則，“外部偶有刺激則學校内部以罷課應之，刺激無已，罷課亦繼續無已時。長處于擾攘紛纭之中，其思想亦被其影響，散漫無規則。”說到底，學生應關心社會政治事務，但其言行當以良好的精神修養為前提，既能行使自由之權，又能擔負責任之重。

所有這些，無一不與當時較為激進的新文化、新思潮保持距離，甚至是針鋒相對，這是劉伯明支援并參與學衡事業的主要原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與主要關注新舊沖突的梅光迪和吳宓等人相比，劉伯明似乎把重心放在了教育的現狀與教育的發展上。這與他作為大學上司者的身份直接相關，也展現了學衡派内部的差異性與複雜性。就此而言，在認識和了解學衡派的過程中，劉伯明的确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