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的第三個農曆春節。過年、返鄉、核酸檢測，再次作為「熱詞」出現在每個人的資訊流。
一位北京醫生告訴我們，今年因為母親的身體原因，他提前申請了返鄉。但回鄉前後，他卻屢次遇到因各方資訊偏差帶來的問題、困惑。
以下，是這位北京醫生回鄉的自述。
本文口述作者：北京某醫生
撰文：Tsunami
我是醫生，但我想回家
這是今天給老家打的第十通電話了，依舊沒有一個明确的答複。
用紅筆在廢病例上将兩個正字塗出厚厚的血色，等着老家不知道哪個機關能給我一個詳細說明白我究竟能不能回家的電話。
在北京工作這七年，其實也沒幾年有回家的機會，畢竟是科室所謂的骨幹嘛。主任也說我這樣的年輕人得起到科室骨幹的模範作用，「勇做醫院排頭兵」。
但今年，我必須回去。
那天，父親在電話說，你娘不行了，這個虎年恐怕是她這輩子最後一個年。
撂下電話的第二天，我就開始天天跑科秘和主任的門路，小人送出了人情，骨幹敲出了骨髓，排頭兵被罵了逃兵。好在，調休申請終于過了。
但中午的一條微網誌，卻讓我剛泛熱的心頭為之一涼：1 月 15 日，北京海澱區新增一例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确診病例。
雖然我的活動範圍離海澱還有一小時的地鐵。但嚴防嚴控下，究竟能不能回家，我還是心裡打鼓。
按照家鄉的防疫要求，那天下午我立刻提前跟有關部門進行報備：
第一個電話按要求打給市裡：「啊北京回來的啊，麻煩你給區裡打電話對接。」
第二個電話。區裡：「啊北京回來的啊，我登記了，你還得給街道辦裡打電話報備。」
第三個電話。街道辦：「啊北京回來的啊，你打錯了你應該找社群。」
第四個電話，社群：「我這邊記錄了，但是你還得跟市裡找一下疾控要一個表.......」
截至 1 月 17 日，三天，十個電話，我終于摸清楚了回家路數。
不過，當我到高鐵站那一刻，第十一個電話來了：
「喂？你是在醫院上班是吧，那你不能這樣就回來了，你得去開一個證明，不開的話你可能得集中隔離。」
就這樣，我退票、改簽，又回去見了我的主任。
「小王，怎麼還沒回家？你這假期可不能延後啊，年後的手術高峰還得等着你這骨幹呢。」
我心想，我現在隻是一個想回家的軟骨頭罷了。
核酸和自費 CT
1 月 18 日，來到挂着雪霜的黃土上，就是久違的家鄉。
迎接我的，不是鮮美的羊肉和甜掉牙的蘋果，是一根根我早已習慣的棉簽。
在當地疾控和街道辦的要求下，我已在北京進行了 48 小時以内的核酸檢測。
本當我以為萬事大吉，現實又給我腦瓜狠狠敲了一記：1 月 18 日，北京市朝陽區發現 1 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不巧的是，我就住在朝陽區。
當地的街道比我急，新聞釋出會開後不到十分鐘，就來了奪命連環 call，意思是讓我馬上去指定醫院進行核酸檢測，不然将安排自費的集中隔離。
于是，我按照要求，去到了一個定點區醫院進行核酸檢測。
本來，我以為這是很簡單的一個事情。但看到那個小小醫院門口排隊都要排到宇宙盡頭鐵嶺的長隊，和一片片腦瓜子上冒的熱蒸汽時，我旋即兩眼一黑。
「大爺，這麼長的隊都是核酸的嗎？」
「是啊，不隻核酸哩，要摳嗓子，摳鼻子，摳皮燕子。做完了進裡面抽血加做 CT。」
「啊？那一次要做多久？」
「做一次兩個小時哩。」
「兩個小時？？那怎麼不在裡面等。」
「裡面不讓進哩，人家大夫說了你們這都是待查病人，都有可能有病毒不能進的。」
說實話，我在北京抗疫這麼久，各種拭子+抽血+CT，這麼「奇怪」的要求還是第一次見。後來，等我進去跟裡面醫生核實的時候，被告知這種檢測是「規定」的。
我掏了掏衣服口袋，翻出來防疫通知，卻發現對面防護服裡的人已經不耐煩了：
「都是規定的，說了有文就是有文。」
「你這是綠碼嗎？你這帶星的綠碼能叫綠碼嗎？」
「你到底還做不做了？做就外面排隊去。」
圖源口述者
我想了想，冬天的西北晚上早，今天是必做不完的。我不如到市醫院碰碰運氣。
「呦，北京回來的？有綠碼嘛？」
「有的有的，但帶星。」
「沒事，綠的就行，出門左轉做核酸。」
「啊.....不需要 CT 啥的麼？」
「不需要啊，你聽誰說的？」
「區醫院啊，說是規定的。」
「我這也是規定的，做核酸就行了，趕緊去吧，我再給你标一個加急。」
拿着管子，我不禁納悶：到底是什麼規定的呢？但轉念一想，似乎這個問題在哪都是羅生門。
罷了，不如歸去。
薛定谔的隔離
做完核酸，結果都是陰性。我想，我可算是可以過個好年了。畢竟對我來說，家鄉是故鄉，是父母，是過年。
現在的問題是，我并沒有明确接下來該是「集中隔離」還是「居家隔離」，抑或是「健康監測」。
據我所知，跟我一車回來一起核酸的農民工大哥，被拉去集中隔離。
一起從京返鄉、住在隔壁小區的師妹，簽了自我健康監測後，已經出門拍照約劇本殺。
而我這裡，社群大姐給了我一張封條、一個警報器，然後告知我的父母必須馬上離開家裡自己找地方住，立刻開始居家隔離。
家門口的隔離封條（圖源口述者）
作為醫生，我知道理應遵循防疫政策，不能給疫情防控團隊添亂。
可泥人尚有三分火氣，從北京打電話到核酸的層層問詢都無所謂了，但想到父親得帶着虛弱的母親卷着鋪蓋另找住宿，我還是沒能忍住去不耐煩，找到我的負責人問詢。
結果，并不樂觀：
「隔壁小區隻要健康監測？那你去隔壁小區報備吧。」
「核酸陰性？你也不看看現在北京啥樣了？三個區可都有病例了，誰知道你去過哪沒有。」
「你父母住哪裡我管不着的呀，或者你可以選擇自費集中隔離 14 天。」
「我警告你哦，不要亂說話知道吧，你是簽了同意書的。惡意返鄉是要拘留的！」
一聽到惡意返鄉，我就像針紮了皮球，頓時沒了脾氣。
安排好父親住宿後，大門口封條一帖，小燈一挂， 「居家就居家吧，起碼能過上年。」
後來，我的運氣似乎變好了許多。
1 月 21 日，人民日報評「惡意返鄉」太傷人後，我再也沒聽到這些話出現在電話裡。1 月 22 日，北京新增一例高風險，除了再次核實我的行動軌迹以外，我的身邊無事發生。1 月 23 日，有人從門縫裡塞進來幾張出入通行證，說下周隔離結束後再做一次核酸就轉入健康監測，可以出門。
這也意味着，我終于可以把父母接回來過年了。
1 月 24 日，北京同僚給我打電話，埋怨道過年是肯定回不去了，還順便狠狠羨慕着我在家裡的暖氣裡啃西瓜：
「回家肯定比北京好吧。」
「湊合吧」
「明年要是還有疫情，你還回家不？」
「老鄭。」
「嗯？」
「可以的話，明年我想把爸媽接到北京過年。」
不知道為什麼，說完這句話後，我已經淚流滿面。
策劃：carollero
監制：gyouza
題圖來源：醫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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