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則謠言在華北的日軍中廣為流傳，謠言的内容是：
當時的八路軍配備了“達姆彈”
，被這種彈藥擊傷的士兵，傷口處會因彈頭鉛屑在身體内濺射而有強烈的刺痛感。而當時八路軍所使用的子彈，确實也給予了這些日軍類似感受的痛苦，曾有一名被八路軍“達姆彈”擊中的日軍老兵在回憶錄中寫道
“當彈藥穿過身體的那一刻，整個肩膀似乎都像是被挖去的一塊”
。
然而實際上，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從未使用過在1899年《海牙公約》中被禁止的“達姆彈”，擊中日軍，并給予日軍巨大痛苦的，是當時八路軍的一種土制子彈，該款子彈仿制日制6.5毫米三八式尖頭步槍彈，但與這款日制子彈較為明顯的差別是：
子彈的彈頭呈現出顯眼的暗紅色，是以被日軍稱之為“紅圓頭”。
而且，這種子彈在打出去的一瞬間，會産生刺耳的尖嘯聲，伴随着尖嘯聲的，要麼是被擊倒在地的屍體，要麼是躲在戰壕裡不敢擡頭的日軍士兵。
這讓八路軍的“紅圓頭”子彈，成為了日軍在抗日戰場上為數不多忌憚八路軍的作戰武器。
（儲存于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的“紅圓頭”子彈）
那麼，八路軍的土質“紅圓頭”子彈，為何究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名為“土質”的背後，究竟有着怎樣的軍事科學奧秘，或者國際友邦的支援？
然而，“紅圓頭”子彈的來曆，恐怕會讓一些聽衆感到失望：因為“紅圓頭”子彈本身既沒有太高深的軍事科學原理，也無涉國際友邦的支援，
它更多的是在那個艱苦的抗日環境下，八路軍中為應對日益嚴峻戰局的産物。
（抗戰期間的八路軍）
自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來，軍隊的彈藥等資源便主要由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提供，
當時八路軍普遍使用的彈藥是适用于漢陽造、中正式的7.92×57毫米毛瑟步槍子彈
，與國軍部隊趨同。然而，在1939年後，蔣介石便逐漸減少了對八路軍的彈藥供給。究其原因，是因為在1938年武漢會戰爆發，抗日戰争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後，在日軍兵鋒前屢屢受挫的蔣介石便妄圖儲存實力，同時遏制我黨我軍發展。1939年前後，陝甘甯邊區多次爆發由國軍挑起了邊界沖突，而蔣介石便以此為由，中斷了對八路軍的彈藥援助，在蔣介石的批示中，有這樣寫道
“第八路軍未退出綏德，開往河東以前，切勿發械彈”
。。
在失去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彈藥供給後，位處陝甘甯邊區的八路軍就隻能靠兩個途徑擷取彈藥補給：其一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其二便是
“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
（陝甘甯邊區的抗日遊擊隊）
受影視作品影響，長期以來公衆普遍認為繳獲敵軍彈藥是八路軍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繳獲敵軍彈藥也理應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實際上，在抗日戰場上繳獲敵軍彈藥的過程卻并不輕松。因為想要繳獲日軍的彈藥，必須要有兩個條件：其一，
成建制的日軍必須要被消滅
；其二，
在確定消滅日軍的同時，日軍還存留未曾打出的子彈。
雖然條件隻有兩點，但想要在抗日戰場上實作這兩點要求卻是難上加難：首先，日軍在抗日戰場上占有裝備優勢，軍隊同等規模下，我軍一時間也很難占到便宜，當時一名日軍步槍兵配備有“明治三十年彈藥盒”，該款彈藥盒共有前、後兩個彈藥倉，
共可容納30發子彈，而一般一名日軍步槍兵會配備有2個“明治三十年彈藥盒”，是以總計加起來一名日軍步兵會帶有60發子彈
，在單兵火力上要強于我軍。在戰場上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當我軍戰士的子彈已經快要打光時，日軍的子彈卻還綽綽有餘，這也是為何八路軍經常會和日軍開展白刃戰的原因之一。而影響繳獲日軍子彈的第二個因素，便是日軍在1940年後也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士兵可能會被繳械的風險，是以後來限制和
八路軍作戰的日軍士兵所攜帶的彈藥最多不過40發
，而戰鬥力相對低下的僞軍部隊，日軍更是嚴格限制了他們攜帶的彈藥量，以防被我軍繳械。
（日軍“明治三十年式”彈藥盒）
而在1940年前後，我軍從日軍手中繳獲彈藥的條件則更為惡劣：當時日本在華北戰場上十裡一碉，八裡一堡，對我陝甘甯和晉察冀邊區革命根據地開展嚴酷封鎖，是為“囚籠政策”。這些大大小小的囚籠不僅限制了邊區以外的軍需資源流入，也讓我軍開展大規模作戰的活動範圍有所萎縮。在1940年前後，我軍“大仗少而小仗多”，是以也就少了一些大批量繳獲敵軍彈藥的機會：而在1939年4月的大龍華戰鬥中，我軍消耗和繳獲日軍彈藥均為5萬發；
但到了1939年11月的黃土嶺戰鬥中，我軍繳獲日軍彈藥5.35萬發，消耗彈藥11.6萬發。
長此以往，我軍的戰鬥力必受影響。
是以，擺在我軍面前的就隻剩下了一條路：必須要擁有自己造彈的能力，而毛主席也曾在抗日戰争期間的會議中提出過：
“每個根據地，都必須要盡力創辦自己的兵工廠，要辦到可以自制子彈、步槍和手榴彈的程度，確定遊擊戰争無軍火缺乏之虞。”
但是，随着日軍“大掃蕩”和國軍“大封鎖”的開展，莫說子彈，就連制作子彈的銅、硝石等原材料的引入都成了問題。是以，根據地的兵工廠也就隻能另辟蹊徑：
做自造複裝彈，簡而言之就是收集舊彈殼，裝填新火藥，“以舊造新”
，而這也正是抗日戰争時期“紅圓頭”子彈的由來。
（1940年前後八路軍中日益嚴重的子彈問題）
從1941年起，八路軍中便開展起了聲勢浩大的“收集子彈殼運動”，各處根據地的戰士紛紛在戰役結束後都會積極打掃戰場，收集子彈殼，以協助後方根據地的兵工廠将這些已經打出去的子彈再造成“複裝彈”。八路軍總司令員朱德更是親自在當年下令：
“以後來領子彈者，必須用子彈殼換子彈，一顆換一顆，否則不發。”
在“收集子彈殼”的号召下，八路軍也在此期間打響多次漂亮的伏擊戰：
由115師868團打響的臨沂伏擊戰中，我軍成功伏擊一批日軍，雖未能将其完全殲滅，但在戰役結束後，在戰場竟共計搜集到400多枚彈殼，
并交給上級，是以受到上級嘉獎。而在此之後，八路軍收集子彈殼的态度更是殷勤，部分戰士會根據戰時的回憶，為清掃戰場的同志們找到敵我機槍手在當時部署的具體方位，這樣一來，我軍便可從機槍打出去的廢棄子彈中找到更多的子彈殼。
不過，八路軍收集子彈殼的行動也逐漸吸引了日軍的注意，一時間日軍也開展起了“收集子彈殼”的活動，雖然對于他們而言，這些子彈殼并不能以舊換新，但卻也給我軍帶來了一些麻煩。在得知我軍戰士通過回憶機槍手位置尋找彈殼後，
日軍更是為機槍的抛殼窗外安置了一個布袋，将機槍打出去的彈殼一次性收走，
這足見當時敵軍的狡猾和我軍14年抗戰的艱難不易。
（日軍機槍手）
即便我軍在戰場上積極收集彈殼，但是做到這樣卻依然還不能徹底解決我軍的彈藥問題：因為子彈主要是由裝填火藥的彈殼子和彈頭兩部分組成的，我軍戰士總不能從戰友的身上找彈頭，是以子彈剩餘部分的彈頭也就隻能靠自己造來解決。彈頭的主要材質是由鉛和銅構成，
日軍的6.5毫米子彈，就是采用彈頭内包裝鉛芯，彈頭外包裹銅制被甲。
對于當時的八路軍根據地而言，鉛礦較易獲得，但用于制作彈頭被甲的銅卻是十分稀缺。後來，八路軍戰士發現清朝光緒年間的銅元，可作為彈頭所需銅的替代品，于是便将光緒年間的這些銅元收集起來，進行擠壓和敲打，再往内部灌入鉛，最終便産生了邊區土質的子彈。但是，因為這種子彈頭銅主要來源于光緒年間的銅元，是以在
外觀上也就和這種銅元十分相似，呈現出暗紅色，是以也被稱為“紅圓頭”或邊區造。
在解決彈殼和彈頭之後，剩下的便是解決彈藥内部的火藥問題了：在紅圓頭誕生之初，我軍主要采用的是由硝酸鉀、硫和碳制成的黑火藥，這種火藥自公元9世紀末時便在中國誕生，後傳至世界各地，堪稱是世界火藥的鼻祖。但是，在抗日戰争期間，這種黑火藥卻暴露了較為明顯的弊端：那就是在步槍開火的瞬間，燃燒的火藥會産生濃烈的黑煙，這些黑煙不僅會影響戰士後續的瞄準，而且也會暴露我軍的位置。是以，
我軍便嘗試改進“紅圓頭”的火藥，制作“無煙火藥”。
最初，我軍采用拆解日軍炮彈發射藥筒，取出無煙火藥條的方式來填充我軍子彈火藥，後因這一方法過于危險，而最終采用自制無煙火藥：
1940年河北唐縣，晉察冀軍工部用水缸做成陶塔
，成功煉制出硝酸和硫酸。自此以後，我軍部隊的“紅圓頭”子彈便配備上了無煙火藥。
（八路軍兵工廠生産無煙火藥的機器）
經過對彈藥、彈頭和火藥的多次摸索和改進，“紅圓頭”子彈最終可以被用在抗日戰場上大殺四方，成為了日軍揮之不去的夢魇。然而，因為“紅圓頭”子彈的原材料多數是“以舊換新”，是以在精準度上依然稍遜色于正常的子彈，而且在“紅圓頭”發射的過程中，
因高速移動會導緻本就薄薄的一層銅制被衣脫落，露出鉛芯，打在士兵身上時，這些鉛芯便會在傷口處濺射開來
，會給被擊傷的士兵帶來類似的巨大痛苦，這也就是為何日軍懷疑我軍采用“達姆彈”的原因所在。
但是，“紅圓頭”子彈所産生的威力，并非是我軍有意為之，而确實是在當時那個困難環境下不得已的産物。在抗日戰争進入尾聲之後，我軍的子彈供應便逐漸好轉起來，而“紅圓頭”子彈也就自己消失在了曆史的長河之中。據相關資料統計，
從1937年至1945年，抗日根據地共建設兵工廠130個，擁有2萬職工，累積生産子彈780萬發
，在抗戰尾聲的幾年，兵工廠生産子彈數量、品質的提升有目共睹。也正是軍民齊心協力，人民的一錘一犁，最終擊退了日本侵略者，讓中華民族自此走上了複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