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的作家夢 | 保安阿微

作者：就2003年到現在也差不多20年時間，你喜歡北京嗎？

阿微：我覺得還好，比老家要好。在村裡我覺得人情負擔特别重，我也不喜歡當面應酬那種人，在這邊如果是我不認識就不用理、不用應酬，最多說句客氣的話就完事。

作者：對，大家還是有距離。

阿微：對，在老家那種距離感不好把持、不好把握，而且我感覺我就是那種情商特别低的人，容易得罪人。

作者：我覺得今天特别有魔幻現實主義，一邊在聊這樣的一個曆史，一邊背後特别奢侈的，或者是特别富貴的一個山莊、豪宅裡面，還能聽到孔雀在叫，特别魔幻現實主義。你會有這樣的感受嗎？就覺得進入到北京另外一個世界。

阿微：對。我剛來的時候覺得，北京在一個城市裡還有這種像草原什麼的。

作者：好的房子、豪宅我其實看過很多，但像這麼誇張的還第一次。

阿微：對，感覺好多人都在尋找遠方，其實這差不多。

作者：就在遠方，但這種遠方其實就在眼前，在這樣的眼前卻是另外一個世界。

大家好，我是嚴飛，歡迎收聽《身邊的陌生人：社會學家的10次追問》。今天對話的主人公是阿微，現在是一個高檔小區的保安。這個小區離城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隻有大約20分鐘的車程，進入小區随處都能看到我們在動物園才能看到的動物，比如白天鵝、黑天鵝、鴻雁、斑頭雁、綠頭鴨、鴛鴦、紅頭潛鴨、銀鷗。整個小區就像一座巨大的堡壘，周圍全部被高高的圍牆圈了起來，圍牆内一排排茂盛的植被，天然地遮擋住了小區内部的風景。

在來到這個小區做保安之前，阿微是一名木工，是以小區裡所有有關木工的修補工作，都由他一個人完成。我們找到他，其實也和他之前工作的一個地方有關。

工友之家的文學小組

阿微：我來北京是2003年，非典那一年。

作者：03年，18歲的時候來北京。

阿微：18歲我是去的平谷，那時候做的是裝修。我們那做這一行特别多，我們是德州樂陵的，我們那一個是做裝修的、還有一個蒸饅頭。國中畢業以後也沒有選擇，我還想進過工廠，去了以後好像是要押金，我就沒去。

作者：實際上高中畢業以後，沒上大學就來了？

阿微：對，也沒考上。嚴飛：然後在平谷做木工？

阿微：對，做了三年，三年以後去的河北文安，現在固安新區挺有名的，固安南邊就是文安，在那裡也差不多做了三年。文安縣城很小，我印象中縣城裡還沒這個園區大，有時候騎自行車半個多小時能轉一圈。

作者：然後又從文安再回到北京？

阿微：對，文安以後我就自己幹了有一年，不怎麼樣，也掙不到錢。我還幹過一年的櫥櫃，做完櫥櫃我應該就去北京了。當初我來北京是我叔叔給我找了一個，我想當學徒做雕刻，還做過一年的木雕。做完木雕以後就進的工廠、家具廠，工廠是在皮村，應該是2013年、2014年左右。嚴飛：2013年、2014年一直待到2020年？

阿微：差不多，幾乎就是在工廠裡做家具。

在剛剛阿微的講述裡，他提到了一個地點，皮村。

皮村位于北京五環外，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因為租金低廉，居住在此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外來務工者。像所有的城中村一樣，這裡在城市整治之前低矮雜亂，人流車流在坑坑窪窪的路上混行，破敗脫落的土牆上、東倒西歪的電線杆上，橫七豎八貼滿了五顔六色的各種小廣告。因為離機場近，幾乎每隔幾分鐘就能看見一架飛機飛過頭頂，伴随着飛機的低沉轟鳴聲，讓人感覺到這個地方雖然屬于城市的郊區，但是卻和城市有着如此緊密的連接配接。

2013年，阿微來到北京皮村的家具廠打工，幾個月後，他就聽說了這裡有一個勞工文藝服務組織——皮村工友之家。這是皮村人氣最旺的地方，這裡有一座小型的劇場，一家二手服裝商店，還有自己的博物館、圖書館，曾經因為主持人崔永元過來主持打工春晚而名噪一時。因為工廠離得近，阿微隻要不加班就經常去工友之家大院裡的圖書館裡面安靜地看書。

作者：當時皮村也有一個文學社，對不對？

阿微：對，說的是文學小組？

作者：對。當時大家怎麼就不約而同的，都開始進行了文學這樣一種創作？

阿微：以前是工友之家會開好多這種小的教育訓練課程，各式各樣的什麼都有。當初很簡單，比如說發條微信可以編輯一下，比如說發個朋友圈寫幾句話的這種，想請一個老師指導一下。當初其實很簡單，就想開幾節就完事了，沒想到堅持了好幾年。

作者：最早是怎麼想到要加入教育訓練，去聽這樣的課？

阿微：當初想開這種課程之前小付（音）還問過我，說想不想咱們提高一下自己，比如說發朋友圈可以編輯得長點，想提高一下，我說好，小付（音）就發了一個宣傳的。

作者：你最喜歡的詩是誰？或者最喜歡的文學作品。

阿微：以前我沒有，自從開課以後我覺得許立志，跳樓的那個，特别好，也就他了。還有一個是很久以前我在微信上看到的，具體怎麼講的我忘了，它是一首詩，意思是一個中國的農民把日本人的屍體給埋了，我就記住這麼一個意思，别的我沒記住，感覺寫的挺那什麼的。還有陳年喜他寫的一首詩，讓他兒子避開書本、看看世界，我覺得特别好，因為我也有兒子。

作者：你現在孩子多大了？

阿微：2011年的，10歲了。

在阿微這一路的北漂打工生涯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經曆，就是加入了皮村的文學小組。這個小組成立于2014年，由工友之家主辦，是想為阿微這樣的“新勞工”提供一個穩定的學習文學的課堂和練習寫作的平台，其他的文化服務活動，還包括文藝小組、攝影小組、電影觀看、圖書借閱之類。“新勞工”這個詞是工友之家為外來務勞工員帶來的一個新名字，用來差別國企機關制裡享有體制福利的“勞工”，以及帶有歧視性色彩的“農民工”。而文學小組，也是“新勞工”文化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

文學小組成立之後，阿微開始寫作。雖然他在國中時，很讨厭國文，“看着作文題目頭疼”，國文成績幾乎沒有及格的時候，但是現在讓他“自個兒寫點東西”，他覺得還是比較容易。

作者：你現在到了這邊還寫詩嗎？

阿微：其實我不怎麼寫詩，最近兩年也沒怎麼寫過。

作者：為什麼在皮村的時候會想寫？是有教育訓練班，有一群同樣喜歡文學的工友在，有工友之家，是以大家會有這樣的一個環境和氣氛。

阿微：最近這兩年和疫情也有關，因為去那邊去得不怎麼勤了，封閉了一年多，寫的确實不多。如果我多參與點，應該能寫得快點。

作者：你現在和皮村工友之家的這些人、這些朋友，聯系還多嗎？

阿微：還好，那邊一開課我幾乎都去，明天我也去。

作者：開文學小組？

阿微：對。

dw：就是每周六、每周日。

作者：你還會再去？

阿微：對，明天我也會去。這邊如果沒有突發事件，我都會去的。

kh：這邊需要跟他們請假還是什麼？

阿微：下班以後幾乎就沒事了。周六是上司們都不在，沒什麼事我就可以提前走，因為五點半，如果正點下班的話，我到那兒肯定是七點半或者是八點，我都會提前走。沒事，别墅區那邊不報修，我都沒事。像我主要是做綜合維修的，這邊有專門的水電，我這種綜合維修可以拖到明天幹，除非是他們把自己鎖屋裡了這種問題。

kh：那你周六去，周日還回來嗎？

阿微：有時候會當天回來，有時候在那兒住一晚上。

作者：那您到那兒就已經七八點鐘了。

阿微：在那兒是九點，往回趕到這差不多是十一點。

作者：在那邊待一個多小時。

作者：你現在跟以前比不是更有空了嗎？為什麼會寫不好？

阿微：我也是想自己多寫點。

作者：你還記得自己寫得印象最深的一首詩嗎？

阿微：我沒什麼作品，我寫的第一個是《斷指》，一會兒我可以發給你。

文學小組的規定作業是每個月寫一篇，上交給文學小組的負責人。但事實上，真正能堅持每個月完成作業的工友非常少，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不固定，日常工作也相當繁重。阿微争取完成一個月寫一篇的任務，雖然有時候會寫不出來，但硬着頭皮寫個一兩千字的小作品也能交上去。

阿微的第一篇小說《斷指》寫的就是他所在的木工行業裡最常見的工傷：

“一年到頭小傷不斷，别出大傷就行。斷指也算是個稍微大一點的傷。我們以前廠子機加工上，我是幹木工的，機加工是專門下料的，他們那是五六個人，大部分手上都有傷。就是機加工的那個斷指的，掉了一截，然後兒子也掉了一截。我看到他兒子掉了一截，他也掉了一截。他一個表哥在這裡鋸了一刀，我隻是看他手上一道疤，然後聽說是鋸完了以後手已經耷拉著，幾乎把骨頭切斷了，然後接上了。還挺好的，還能用。從幹木工活來說，我手還好。然後看他們幹時間長了，大部分手要不然掉一截，要不然歪的，應該是接的。工傷的時候公司會給一點賠償，也不多。”

阿微後來告訴我，他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作品，他說其實他寫東西大部分是覺得應該寫，應該把他看到的記錄下來，他覺得他有這個責任。他就是代表這個基層，他是在這個裡邊的。如果是别人來寫的話，他不在這裡邊，在主觀上可能和他看到的不一樣。

像阿微這樣的書寫，我們可以稱作“打工文學”。打工文學開始于1980年代，和“新勞工”的流動相伴而生，到現在已經演化為當代中國社會一個特定而龐大的群體的心靈史。他們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經曆，以及徘徊于城鄉之間的迷茫，帶給了他們不同于以往鄉村生活的生命體驗，其中的不适和痛苦催生了這種打工寫作文化。

但是，文學寫作在“打工寫作者”身上所凸顯的意義絕不止于文學理想——當打工者執筆書寫自己以及所屬群體的故事、以詩歌為矛直指生活苦痛的時候，文學便已經超越了形式本身，構成了底層群體表達自我意識、呈現主體性的重要管道，甚至是一種“弱者的武器”的展現。這在阿微的作品裡，我們甚至可以他看到為群體而書寫的責任感。

阿微還有一篇短篇小說，叫《路》。他寫的書兩位想自己幹裝修的木工，在北京周邊不斷尋找活幹的故事。說是小說，其實就是阿微自己早年在北京的郊區和在河北的小縣城做木工的經曆。在小說的開頭，主人公們是抱着夢想來的：

“在和表哥經過了三年的木工學徒後，又和本村的一個老闆幹了兩年的裝修，那時候心裡不安分起來，經常看一些成功學雞湯類的書籍，身邊成功逆襲的例子多了起來，某某自己當老闆了，某某開着轎車回家了，某某出了二十萬給村裡修的路，等等。當時我總是懷疑，這是不是對我預兆，這些成功的例子是在激勵我的，就像成功學裡講的，隻要想要，就能得到？我也想成功，也想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也想為村裡做點像是修橋鋪路的好事，當時我的心一直在蠢蠢欲動，思索着趁年輕自己也闖一闖，沒準就能成功了呢。”

在這篇小說的結尾，阿微寫道：“我也認命了，在這一線的勞動中了此餘生。現在環保排查，取締五小企業，我還是高估了自己的命運，廠子倒了，天亮後又要去找活了。”

嚴飛：你對于未來有期待嗎？會一直在這邊，沒有辦法，不會有一份工作會一直做下去對吧？你不可能一輩子都做保安。

阿微：我覺得這邊待遇都挺好的，如果可以就在這待下去。我對未來也沒什麼期待，我覺得在這混到退休完事了，如果能混下去的話，這老多老人，比如剛才我們打招呼的那個，大部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勞務的，現在招的話稍微超過50他會招勞務的。

作者：勞務派遣。

阿微：以前大部分和公司簽的差不多該退休了，幹了一個20多年大概是這麼大歲數，好多這種。

作者：這邊公司會有五險一金嗎？還是會有一些社保，這些基本的都有？

阿微：我想五險是有的，我是農村戶口，是沒有一金。

作者：就是五險。你會想在學點新的東西嗎？

阿微：學點東西，技術類的就算了，我歲數也到了，也是多看點書，也就是能寫點就寫點，寫不了拉倒，隻能這樣。

kh：您想未來北京買房子什麼之類的？

阿微：沒有想，買也買不起。

作者：老家有買房嗎？

阿微：老家沒有。過幾年可能會給我兒子買處房，也隻能這樣。

作者：對，兒子壓力多大，有兒子的話。

阿微：也隻能完成任務，做父母的給他買處房，結婚生子，也就這樣。

作者：你希望你的孩子上大學，比如變成一個辦公室的白領嗎？

阿微：我當是還是希望他多讀點書，盡可能的能上大學肯定要上，但不是特别追求這個，就這樣，能活着就行。反正能上肯定是特别好。

作者：現在孩子學習好嗎？

阿微：說實話也不怎麼好，我兒子在班上應該是中遊左右，我們那教育，我讀書那會，我數學考61分能拿到全校第一，就那種教育水準。

作者：他和你以前上的學校一樣的對嗎？

阿微：一樣的。

作者：小朋友希望爸爸經常回去嗎？

阿微：應該希望。以前我别的工作可以經常回去，在這兒經常回不去。我們是每周休一天，而且不讓連着休，連着休兩天可以，連着休三天就太難了。雖然說有時候會沒什麼事兒，但是就預備着有事。

dw：你有沒有覺得你現在這份新的工作，給你在寫作上有新的啟發，或者是表達欲、創作欲、創作靈感，有嗎？

阿微：沒有。

作者：你沒有寫過你來這邊之後跟這裡有關的東西嗎？

阿微：沒寫過。

作者：因為我想到像範大姐，她會寫她做家政工是育嬰嫂的時候，她的家庭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會寫出來，比如你跟名人的互動什麼的。

作者：對，見到一種冷漠的，但是又有城市的距離感的感覺。

阿微：确實有感覺。其實我也想寫，但是一直沒寫。有可能是懼怕這種東西，其實寫是想寫。

作者：為什麼會懼怕？

阿微：怕自己寫不好，還是沒準備好？想準備好了再寫。

外來打工者的文學，外來打工者的曆史

事實上，作為“打工文學”創作主體的農民工群體，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數、底層的無聲者，長期以來面臨着話語的缺失。但是“打工寫作者”成為自身的書寫者的事實讓我們看到，他們不僅有表達的意願，而且在不斷地嘗試去表達。

從2014年開始，皮村的文學小組每年年底都會将小組成員的所有年度作品編輯成冊，到2020年，已經有了六冊《皮村文學》。在每一冊《皮村文學》的封底，都印着同樣的兩行字：“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曆史。沒有我們的曆史，就沒有我們的将來。”

這些打工者的求學生涯幾乎都止步于國中，有的甚至國小都沒有畢業。辍學之後，他們隻能在家務農或者直接外出打工。若是在家務農多年，到了組建家庭、生兒育女的階段也因迫于生計而外出打工，“做過十幾份職業”的人并非罕見。脫離了學校教育體系，打工者與寫作者的雙重身份顯得更為尴尬割裂，而家人對他們堅持文學閱讀與寫作的反對幾乎是貫穿始終的。

這一本自己設計、自己印刷、隻在内部傳閱的小書，承載了太多工友的文學理想，他們透過文字傳達出對于現實的寄托，讓我們看見漂泊中那些浮遊的感情，生活裡的褶皺與肌理。

作者：我不知道這樣問合不合适，你覺得文學是一種心靈的寄托嗎？

阿微：也可能是，像我是的，其實我是什麼興趣愛好都沒有，好多人大部分都是抽煙喝酒打麻将了，這一套我是不會的。還是想最起碼自己有一個愛好，比如說人家抽煙也好，我也不抽煙，我還特意學過，學了有好幾個月也沒學會。因為當初——我不是在這——在村裡幹活的時候，是每天會發一包煙的，有時候我會跟着抽。抽了一個月，别人不讓，我都忘了，也沒學會。

對于文學的熱愛，阿微這麼多年都沒有改變。一直到現在，作為保安的他依舊保持着每周參加文學小組線下活動的習慣。從他現在工作的小區坐公共汽車到皮村，路上大約要2個小時。每個周六，下午5點下班之後就出發去皮村，到那兒差不多7、8點鐘，一般待到9點多再往回趕，回來已經是夜裡十一點了，有的時候也會在那兒住一晚。對阿微來說，如此堅持不斷地重返皮村，是因為那裡在生命當中留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作者：你住的宿舍是幾人間？

阿微：宿舍是三個人。

作者：剩下兩位是什麼情況？哪裡人？

阿微：有一個東北的，50多歲，是勞務。工程組的就是一個勞務，就是我們宿舍那個東北的，因為來的時候歲數大了，公司不會和他簽正常的合同。還有一個就是待了有個10多年的，是個水工。

作者：比如說，你們在休假的時候，每周休一天，這一天裡面你會做什麼？你會到北京其他地方去走一走嗎？

阿微：對，有時候會騎自行車轉一圈，有時候會去皮村，周六去了，周日就在那待一待。

作者：是以實際上皮村也是在生命當中留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印記，即便你離開了皮村，還是要不斷地回去。裡面有很多的朋友，有一個社團、有一個社群、有一個大家可以一起說話的地方。阿微：對，這邊的人有時候會就聊不到一塊去。東北的就是愛喝點酒，我們部門有4個東北的，他們幾個都下了班湊在一塊，喝點。那個是河北的，他愛跑步，大部分下了班他會去奧森跑10公裡，有時候5公裡，有時候10公裡。我們這邊每年還開運動會，5月。

作者：職工運動會？

阿微：對，集團所有的人員。

文學，能帶來什麼改變嗎？

2017年4月，一位北京育兒嫂範雨素的自傳體文字《我是範雨素》在界面上發表以後，獲得了極大的關注。在這篇文章中，範雨素講述了自己一家三代人坎坷的經曆和命運，被認為交織了階級、城鄉和性别等議題。其中最有名的句子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

這篇文字所引發的媒體和社會關注為打工寫作群體投下了一束光，但是我們也看到，範雨素一夜成名的經曆卻難以再為其他打工寫作者所複制。打工寫作者群體雖然已初具規模，但文學寫作還無法成為打工群體真正實作向上流動的管道，他們自己也不認為可以通過寫作來維持生計、改變命運。文學無法拯救這個群體的生活困境，即便“成名”的少數個體亦難改變原先的生活軌迹。

同時，在我們田野調查中，所訪談的所有打工寫作者均為男性，這并非由于我們的疏忽，而是文學小組成員的男女性别比本就嚴重失衡，這反映出底層女性在文學寫作與表達上的缺失。

她們同樣經受着身份認同的焦慮，被社會現實所忽略，在城市中處于一種無根的漂遊狀态，她們的觀察與寫作理應更加細膩和清醒。但同時，即便打工女性在城市多年的生活已經大大提高了她們的個人主體性和自主決策權，但在普遍男性支配的父權文化體系下，她們依舊需要接受她們的性别身份，在家庭裡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并遵循文化傳統的預期，回到農村結婚，生兒育女，為家庭貢獻出她們的一生。

來了又去的媒體記者，一次又一次的媒體轟炸與狂歡，并沒能給打工者們的生活境遇帶來真正的關注與改善。他們不會去探讨這個群體的表達所指向的真正内涵，不會去關注個體的際遇，更不會深入整個群體的苦難；他們關注的是文學，是“才華”，是脫離作者生活實際的文學評價。但事實上，文學寫作隻是大多數工友生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時候，他們在工作、在流汗。而媒體的熱議、少數幾位個體的成名，絕不能代表整個群體已經獲得了足夠的關注。這些媒體目光的聚焦與流散，隻是漫長黑夜裡一個轉瞬即逝的火花。

但即便如此，像阿微這樣的打工寫作者依舊在堅持寫作，試圖通過文化與叙事争取話語權與表達權的可能，進而重新塑造外來打工群體的整體形象。打工寫作者的表達不會終止，就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書寫，非如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