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的扶翼之臣———扶嘉

摘　要：出生于重慶雲陽的扶嘉，曾為劉邦出謀“定三秦”,劉邦認為他“志在扶翼”，故賜姓“扶”。後來又被劉邦委以廷尉之職。歸隐鄉野之後，發明吸鹵煮鹽的方法，使雲安成為中國最古老的鹽場之一，為繁榮當地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遺憾的是扶嘉在《史記》中無傳，但以扶嘉在曆史上的貢獻，他不應該就這樣默默無聞，該文意欲通過對曆史的梳理，使關于扶嘉的撲朔迷離的東西清晰,并彰顯其現實意義。

一、扶嘉得名的由來及“定三秦”之計的貢獻扶嘉，本為伏嘉，“伏”變為“扶”是源于劉邦。據《蜀中名勝記》之“雲陽縣”記載：“扶嘉，朐忍人也。初，嘉母于湯溪側遇龍,後生嘉，巧發奇中。高祖為漢王，與嘉相遇，獻定三秦策。高祖因其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為廷尉”[1]。又同書卷45《人物記》雲：“扶嘉，朐忍人。秦始皇時雲陽有婦人，浣衣于湯溪水上，見一物流近岸，視之，龍也。惶駭伏地，龍蟠據其身須臾去。歸而有娠，彌勝嘉，即能言，道人禍福，巧發奇中，遠近神之。及長，有智謀，沈毅端重。漢高祖王于新鄭，聞奇名，往見之，因問計焉，嘉勸高祖定三秦取關中，以形勢判天下。高祖以為廷尉，刑罰無枉，遂封于朐忍，賜姓扶，以其有匡扶之績雲。”說相同。因為出“定三秦”的奇策而得姓“扶”，這種說法比較可信。一來因為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王巴、蜀之地，實為貶遷，因而他迫切需要高人指點迷津，以便壯大實力，揮師東向，與項羽抗衡。扶嘉此策，切中時勢，于劉邦心有戚戚，認為他“志在扶翼”，故賜姓“扶”；二來古代君王為表示對臣子的恩寵，常常賜姓，正如婁敬因建議劉邦定都關中被采納以後，劉邦賜婁敬姓劉氏，改名劉敬一樣。伏與扶、婁與劉都因音近而賜。

有關扶嘉的生平事略，傳說色彩特别濃厚，給人以撲朔迷離之感。如今其生卒年已不可确考。據雲陽當地傳說，秦二世末年，時局動蕩。當朝文臣伏嘉見朝廷腐敗，憤然離開京城，來到巴郡朐忍（今重慶雲陽）的崇山峽谷之中，過着獵狩墾荒的生活。可見扶嘉是一位慣于以隐逸來避世全身的人，因而他在漢高祖時再次辭官歸鄉也是性情使然，在情理之中了。

在劉邦未為漢王之前,扶嘉與劉邦曾有過一次接觸，并深得劉邦賞識。據《雲陽縣志》記載：“嘉自幼聰敏好學，長大後能占蔔吉兇，每巧發奇中，且通曉地理。早年曾沿江東下遊曆，在沛縣與劉邦相遇相知，暢談天下事，深受劉邦敬重”。把扶嘉寫得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神童”一般。恰巧，劉邦也是“其先劉媪嘗息于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已而有身，遂産高祖”。[2]兩個都是沾了神龍靈性的非常之人，英才惜英才，難怪會一見如故。劉邦是一個個性張揚，極端自我的人，他在泗水亭長時，“廷中吏無所不狎侮”，他所推崇的助其取天下的“三傑”，除張良外，蕭何、韓信都曾受其輕辱。更不用說,郦食其、黥布去見他時,劉邦倨傲地繼續讓兩個女子為他洗腳，極端輕慢無禮。扶嘉此次東行，與劉邦究竟說了些什麼，由于曆史沒有記載，我們已無從得知。但從他受到劉邦敬重這一點，我們可以推知，扶嘉确有識見過人之處，方可征服劉邦，讓劉邦深深折服，這也才會有公元前206 年劉邦的專程回訪。就在這次的回訪中，扶嘉為劉邦獻出“定三秦”的大策。

公元前206 年正月，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領巴蜀、漢中等地，都南鄭。劉邦采納蕭何的招收巴蜀人定三秦的計策，在國内招兵買馬，招賢納士；加緊進攻三秦的準備。這年四月，劉邦同樊哙将軍一起，從南鄭出發，經四川宣漢的鹿子山、樊哙店[3]，到東門關進朐忍縣招募闆族人當兵，行至路陽壩（今路陽鄉）時，劉邦見此地地勢平坦，土地肥沃，适宜屯田養兵，于是令樊哙駐紮此處訓練闆蠻兵。後劉邦在樊哙的陪同下再行進到雲安，駐跸元天宮（今玄天宮）[4]，再遇扶嘉。扶嘉力勸劉邦自故道入關中平定三秦以奪取天下。三秦，就是指項羽所封的三個故秦将領即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的封國。這三人過去都是秦國大将，後來投降項羽，項羽一方面封降将，另一方面又非常殘忍地在新安活埋秦國降兵二十多萬，造成秦地百姓對這三人的仇恨情緒。見識敏銳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三秦是進入關中最薄弱的一個缺口，能攻掠三秦，把關中作為根據地，就可順利地東向取天下。實際上，勸劉邦平定三秦，并不止是扶嘉一人的主意，韓信和蕭何都曾提出過類似的主張，《史記·淮陰侯列傳》尤其詳細地記載了韓信為劉邦分析平定三秦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且三秦王為秦将，将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鹹知之。大王失職于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後人認為韓信的這一段對天下形勢的縱論，後世隻有諸葛亮的“隆中對”堪與媲美。扶嘉究竟是怎麼說的，我們也無從得知，但我們從劉邦聽了他的政策後，認為他“志在扶翼”，進而賜姓他為“扶”這一點可以斷定扶嘉也一定分析得鞭辟入裡、切中肯綮，不然不可能如此打動劉邦。

扶嘉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的人，雖然不如韓信、蕭何有名氣，但他們确實是英雄所見略同，尤其是在劉邦遭項羽擠兌，偏居漢中一隅之時，“定三秦”之策，無疑為劉邦指點了迷津。後來劉邦能以關中為根據地，決策東向并一舉統一天下，可以說是得益于該方針路線的英明。是以，我們稱扶嘉為政治識見睿智明晰的“賢者”實不為過。

二、首創開井吸鹵煮鹽之法，改寫當地經濟發展史的實幹家

扶嘉不僅具有卓越的政治見識，而且具有超前的經濟頭腦，同時還有雷厲風行、“聞斯行諸”的實幹家風采。是以，他不僅是位賢明的政治家，而且還是位具有開拓意識的經濟能人。其最大的業績就是首創開井吸鹵煮鹽之法，并推而廣之，不僅使雲陽當時的經濟就非常活躍，而且兩千多年來對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曆史都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據說，雲陽鹽泉的最早發現與樊哙有關。據清代《雲陽縣鄉土志·耆舊錄》（卷上第1 頁）載，樊哙在雲安打獵射傷一白兔，向荒山逃去，遂跟蹤追至今大井附近，白兔鑽進茅草失蹤，撥茅草尋找，發現亂石縫中有水緩緩流出，嘗之味鹹。樊哙将此發現告之劉邦，劉邦極為重視，命扶嘉采鹵制鹽。在這種說法中，樊哙是發現者，劉邦是倡導者,而扶嘉是執行者。1999年8月版《雲陽縣志》“白兔井的傳說”的記載與此稍異：“樊哙追趕受傷的白兔時發現一地洞，洞口蓋着一石闆，掀開後，一股白色霧氣從洞口直沖天空，久久不散。扶嘉找來三根竹竿連接配接起來，試探地洞，發現洞底有泉水，提起竹竿，見上面粘着乳白色的東西，一嘗，味鹹醇香，扶嘉知道這是一口鹽泉”。這兩種說法似以第二種更符合他們以此為據點打井的常理。再說，如果鹽泉是直接在地面流淌的話，長期出入于山野中的山民不可能不發現。在這種記載中，鹽泉是樊哙扶嘉共同發現的。

發現鹽源後，扶嘉以土石圍住井口，挖掘井身,然後請匠人用材料在井口框成八卦形（叫龍口），上面支起木架（叫耳闆），找一根繩索繞在木架上，繩索的另一端拴上木桶（叫千斤）打上鹽泉，井旁設竈汲鹵煮鹽。他們設計的煮鹽竈也很特别，方形，前低後高，以柴薪作燃料，火力直達底部，火門較大，便于加放大量柴薪。其制鹽的程式是：引鹵至鍋——燒鹵——攪動——成鹽——收倉——打包。這種單竈制鹽的方式一直從漢高祖元年延至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從此，揭開雲陽鑿井汲鹵煮鹽的曆史（參見《鹽業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第5頁）。這第一口井因為是追趕白兔時被發現的，人們就叫他“白兔井”。它現在又名“大井”，是目前國内儲存得最好的大口徑淺井，它見證了雲安的繁榮，在中國鹽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其濃度低、水分重、開發成本高,大井早已不出鹽了。

知道本地地下有鹽泉以後，扶嘉利用自己對地理熟知的優勢，對鹵脈進行探測，帶領女兒和鄉民有意識地鑿井取鹵煎鹽，進而結束了先秦時期利用天然鹽泉和鹽岩制鹽的曆史。後來，扶嘉之女依照其父“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的囑咐，一共掘井至九口，即上溫、下溫、東井、南井、西井、北井、石渠井、浣紗井和土窩井。再之後，又開鑿南岸章井。《水經注》雲：“ ??湯溪曆縣翼帶鹽井一百餘所，巴川資以自給”。随着鹽業開采規模的不斷擴大，當地的經濟迅速的繁榮起來，幾年時間就形成一個集鎮，人們請扶嘉為這塊風水寶地命名，扶嘉說：“剛發現鹽泉時，洞口有白色雲霧沖天，這是吉祥的兆頭，後來大家勤勞産鹽安居樂業，我看就把這個地方取名叫雲安吧”! 于是“雲安”這個地名就這樣叫開了。[5]雲安是因鹽而興的古鎮，它是大陸最古老的鹽場之一，兩千多年來，其獨特的鹽文化左右着整個川渝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風俗習慣的變化。甚至雲陽縣城的興旺發展，也是依附于雲安的鹽巴。因為雲陽縣城在湯溪河的下遊，面臨長江，是雲安鹽的商埠及中轉站。“巴人之鹽”成就了雲安和雲陽，而這一切扶嘉是有首創之功的。

不過，取鹵煮鹽的工作非常艱辛，勞工的手腳長期浸泡在鹵水中，以緻皲皺脫落，當時有民謠“頭頂千斤耳闆，腳踏萬丈深淵，熱天汗如雨下，冬天冷如冰山”。但這種苦卻有回報，特别是想到扶嘉不僅事必親躬，而且不計報酬，上司他們脫貧緻富，鄉親們就非常感激。他們在雲安修建龍君宮祀扶嘉，樊哙附祀于旁。[6]縣城文廟鄉賢祠，扶嘉被列為鄉賢之一，供有牌位。[5]扶嘉生時，民擁為“井主”，死後被奉為井神，封招利廣濟王。[7]據傳，今縣境扶姓人乃扶嘉後裔。雲安鹽竈于每年開煎時和農曆4月15日“火神會”都供“三扶将軍”（即扶君、扶民、扶邊陲）樊哙牌位祭祀。

三、扶嘉未能留名正史的原因探讨

扶嘉既有政治頭腦，又有卓越的經濟意識，并且頗有實幹家的風采，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司馬遷的《史記》裡居然沒有關于扶嘉隻言片語的記載，難道是扶嘉在為官時沒有卓著的政績，沒能達到司馬遷“扶義倜傥，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選人标準嗎? 可是，就憑他與女兒一起率衆打出今雲安第一口鹽井，上司當地百姓緻富，尤其是對大陸井鹽業的發展所産生的重大影響來說，扶嘉都不應該列于“富貴而名磨滅”者之列。至少，《貨殖列傳》的人物群像中應該有他的一席之地呀! 無鹽氏不就因為在吳楚七國之亂時，捐出千金放貸，收取十倍之利息，一年之中“富埒關中”而被司馬遷寫入《史記》了嗎? 雖然，清人譚仁職在“龍君宮”（即扶嘉廟）裡曾寬慰似地寫詩紀念扶嘉：“扶漢情殷姓氏傳，官高廷尉豈徒然。功名炫爛歸平淡，太史何須注簡編”。貌似達觀，實則隐含着一種無可奈何，畢竟譚仁職也不清楚遠離塵嚣，回歸鄉野，“絢爛至極歸于平淡”，是不是扶嘉心甘情願的選擇。因為從常人實作“人生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名的途徑來看，立德太難，若不能立功的話，便盡力追求留名于後世。即便聖明如堯者，在得了治理天下的“治名”之後，又想把天下讓給許由，不就是再想得個“禅讓”之名嗎(見《莊子·逍遙遊》）？司馬遷本人之是以在受宮刑之後忍辱著書，就因為他希冀能寫一部彪炳千秋的曆史巨著，千秋功罪留待後人評說。從古至今，能忘功利者多有，但能對青史留名抱着“何須”般達觀态度的人實在太少。在《史記》中覓不到扶嘉的蹤影，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但《史記》所要承載的是三千年的曆史，活躍于其間的人物如過江之鲫，司馬遷又怎麼可能不百密之中有一漏呢？正如清人徐時棟在《煙嶼樓讀書志》卷十二中解釋為什麼《史記》裡有《項羽本紀》、《呂後本紀》而無《孝惠本紀》時所言：“天下号令在某人，則某人為本紀，此史公史例也??。固以本紀為紀實，而非争名分之地也”。想到晉文公行賞功臣時，介之推尚不言祿，“祿亦弗及”，扶嘉在《史記》中無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畢竟《史記》不是讓人争名分的地方。可惜現扶嘉廟已不存，有的詩文也殘脫不可考，如劉孟伉的《栖霞宮》：“永樂有殘刻，乃在狐狸洞。首尾不可識，二語猶堪誦”。後面的注文雲：“扶嘉□□玉皇宣，褒賜甯琳号洞天。秦漢以來雖百世，大明永樂□□□。”[1]筆者認為扶嘉雖然《史記》中沒能留名，但也不應該随曆史沉寂。作為劉邦的輔弼之臣，扶嘉卓越的政治見識、超前的經濟思想和作為以及他能及時遠離政治鬥争的漩渦而歸隐山野的睿智和達觀都非常令人欽佩。作為重慶本土的名人，他不應該隻是牆内開花牆内香，而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他、紀念他，也許這也是筆者寫此文所希望産生的現實意義吧!

扶嘉與範蠡所走過的人生軌迹驚人的相似，都是先從政再歸隐，範蠡選擇的是經商，扶嘉的選擇是開發實業。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和《貨殖列傳》都記載了範蠡助越王勾踐滅吳以後，認識到勾踐鳥死藏弓、兔死烹狗的醜惡本質，毅然決然遠離政治鬥争的漩渦，“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适齊為鸱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緻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範蠡緻力于經商活動以後，其卓越的才幹依然大放異彩，家資巨萬，以至後世“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在另一個領域同樣實作了自我的人生價值，并且能全身遠禍，範蠡無疑是英明的。扶嘉與範蠡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屬于從政治領域轉向的轉型性人才。雖然,扶嘉的名氣遠不如範蠡大，我們也不知道扶嘉遠離權力之争歸隐山野，是不是他自己心甘情願的選擇，但從他回鄉以後，利用自己熟知地脈的特長，為百姓辦實事這一點，為他歌功頌德也不為過。而且，從史料中，我們還可以推測到，扶嘉提供技術服務是不計報酬的，當地所有的百姓都可以資源共享。比起範蠡把家财分給“貧交昆弟”，境界似乎還要高一些。

與扶嘉同時的留侯張良，對劉邦和呂後的為人了如指掌，并深谙“盛名之下難久居”的道理，雖沒有完全歸隐，但常常以多病為幌子，“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也得以保全自己。相較而言，韓信的命運就令人扼腕歎息了。由于扶嘉給劉邦出的“定三秦”的主意與韓信的主張不謀而合，是以譚仁職在“扶嘉廟”寫詩将扶嘉與韓信加以比較：“勸定三秦策最先，淮陰所見略同然。歸休朐忍馴龍日，勝似鹹陽烹狗年”。[5](P1305)袁汪樞在《續修高祖廟神像記》中對扶嘉一生有一個總的述評,說扶嘉“與張(良) 韓(信) 等比肩事王，勸定三秦，有勳烈，獨恨史遺其名。夫位廷尉則有其爵矣，食封朐，則有其地矣，賜姓名則有其人矣，奈何逸之。今鹽廠以龍名宮而祀嘉其中，以舞陽侯哙附其旁，而祀高帝于此村。”

扶嘉當然無法與韓信同日而語，劉邦也不太可能把他視作政治鬥争的勁敵，但“伴君如伴虎”，稍不留意就可能引火燒身。即便能壽終正寝，一輩子誠惶誠恐地過日子，也沒有什麼價值。如此看來，扶嘉歸隐，并緻力于鹽業開采，進而改寫了當時的鹽業史，其所建立的卓越功勳遠比當一個庸庸碌碌的廷尉更具有社會價值，扶嘉不愧是一個明于抉擇、富于創新的傑出之士。

參考文獻：

[1] 曹學. 蜀中名勝記[M] .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1

[2] 司馬遷. 史記[M] . 北京:中華書局,1959.

[3] 常明,楊芳燦,等. 四川通志[M] . 成都:巴蜀書社,1984.

[4] 汪承烈,鄧方達. 中國地方志內建(民國雲陽志卷二十一) [M] . 成都:巴蜀書社,1992. 198.

[5] 賈聚星. 雲陽縣志[M]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 袁汪樞. 續修高祖廟神像記[M] . 清鹹豐雲陽縣志傳卷之十. 35.

[7] 清光緒雲陽縣志. 耆舊錄[M]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來源：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 　二○○四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