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醫療巨頭紛紛“倒戈”，亞洲醫療創新風口正從新加坡加速吹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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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動脈橙果局

近年來，一場全球醫療巨頭與中國創新的賽跑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着。

2018年7月，賽諾菲中國中西部營運與創新中心及賽諾菲全球研發營運中心正式落戶成都高新區；2019年6月，強生創新孵化基地“JLABS”正式在上海啟用；2019年10月，斥資8.63億元的羅氏上海創新中心在上海張江高科羅氏園區落成；2019年10月，波士頓科學西部首個創新中心正式落戶成都高新區；2021年9月，西門子醫療上海創新中心在張江科學城正式啟用；2021年10月，阿斯利康将上海研發中心更新為全球研發中國中心。

這還隻是“冰山一角”。據統計，僅在上海，全球排名前20的藥企落戶中國區總部或研發總部的就有18家，這些研發中心的落地在“炒熱”國内醫療創新市場的同時，也讓亞洲醫療創新中心的風向發生了偏移，開始逐漸從新加坡吹向中國。

那麼這背後的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01 為何風起新加坡？

當醫療巨頭們第一次将目光瞄準亞洲市場時，他們首先看到的并不是中國，而是國土面積僅有719.1平方公裡的新加坡。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上世紀80年代，已經結束第一波經濟騰飛的新加坡，開始将代表着的經濟的雞蛋放在了醫療領域。

但這并不容易。因為當時的新加坡在醫療領域完全就是一張“白紙”，本土沒有一家代表性企業，相關政策也不完善，也沒有成熟的教育條件培養出相關人才，可以說找不到一點與醫療相關聯的訊息。

好在新加坡人足夠聰明。他們大膽啟動“外援政策”，不惜重金在全球範圍内引入了一批生命科學領域的明星學者，分子生物學創始者、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西德裡·布倫納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新加坡還制定了諸如“BMS”計劃、“RIE2020”、醫藥創新計劃等鼓勵性政策，并促進多種資源融合打造了一個理想的營商和出口環境，其目的是竭盡所能地滿足醫療企業在新加坡本土的發展需求。

但真正留下這些行業“大佬”的還是新加坡抓住了“創新”這個關鍵變量。首先在投入上，新加坡每年會在醫療研發領域投入約15億新币（折合人民币約70億元），并會額外撥款約37億新币（折合人民币約174億元）用于研發基礎設施建設，這其中主要包括實驗室和孵化器的搭建。

其次在合作上。新加坡政府搭建了多個多元化的主體合作平台，其目的是促進跨國公司、本土企業、科研院校和政府機構等創新生态鍊的深度參與方能夠高效交流，重點解決其在技術研發、科研團隊組建、資金扶持和商務合作等核心次元的定向需求。

最後在科研人才培養上，新加坡推出了“生命科學人力開發計劃”，主要在三個橫向次元發力。其一是延續“外援政策”，在全球範圍内招募生命科學領域的頂尖人才；其二是依托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本土一流高校，專項培養醫療領域的研發人才；其三是與企業合作，以企業研發需求為導向，定向培養一批新興力量。

這一系列“精準服務”讓原本艱難的醫療創新變得相對容易了很多。一方面在培養創新力上，新加坡不僅為科研團隊提供資金，還幫助其建構人才團隊以及提供實驗室；另一方面在釋放創新力上，新加坡建立了快速審批通道，并借助于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出口政策，在讓創新成果快速走向市場的同時，也能讓其很快得到市場的回報。

這些滿滿的“誠意”讓醫療巨頭們很難拒絕。據統計，截至2020年，已有包括葛蘭素史克、默沙東、艾伯維、諾華、輝瑞、羅氏、賽諾菲、安進等在内的11間世界頂級的制藥和生物技術公司在新加坡投資建設了超過25個大規模創新研究基地，研究方向包括臨床科學、基因組學、生物工程、細胞生物學、醫藥生物學、生物成像及免疫學等前沿領域，每年轉化收益超過三百億美元。

02 醫療創新羅盤為何開始指向中國？

既然新加坡如此有“誠意”，也在近30年的時間裡産生了一定的成效，為何全球醫療巨頭們要開始将目光瞄準中國醫療創新市場呢？

這當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就是政策的大力支援。據統計，僅在2021年，大陸在醫療科研成果轉化領域就出台了49條政策，其中國家政策16條，地方政策33條，其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知識産權、人才培養、科研激勵”三個焦點闆塊。

其次是整體創新環境的優化。一是在創新力生産端，越來越多的科研院校以及企業開始投身于醫療創新事業；二是在創新力産出端，實驗室、孵化器以及轉化中心等科研“硬體”逐漸趨于成熟并且呈多樣化态勢。

三是在創新力落地端，投資機構、企業以及政府等“買方”對于早期醫療項目的熱情愈發高漲。以投資機構為例，2021年大陸醫療健康領域共發生59起早期投融資事件，融資總額達到25億元，另外要特别強調的是，共有107家投資機構參與早期投資，其中不乏經緯中國、君聯資本、薄荷天使基金、創新工場、元生創投、凱風創投等知名投資機構。

然後是巨大的醫療創新市場空間。近年來，随着老齡化的加劇以及消費水準的不斷更新，大陸醫藥領域始終保持着超過全球醫藥市場的增速增長，2014年到2018年增速為8.1%，市場規模從1.1萬億元增長至1.5萬億元，2020年則達到1.75萬億元，已躍居成為全球第二大醫療市場。

最後是還未被充分挖掘的創新力。近年來，得益于整體創新環境的改善，大陸醫療領域的專利數量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但在轉化率上卻顯得“一蹶不振”，其資料不足5%，與國際領先水準相差甚遠。

一邊是高專利數，一邊是低轉化率，兩者之間堆砌的是無數個被“浪費”的醫療創新力。如何把這些創新力從“死亡之谷”拉上來，這正是全球醫療巨頭們所擅長的事情，也是他們在中國市場甚至整個亞洲市場找到新增長曲線的關鍵所在。

是以，他們來了。

03 同一條跑道，不同的“跑法”

雖然大家都站在中國醫療創新這條跑道上，但這些醫療巨頭們顯然并不願意“随大流”，他們在“如何将自身優勢更好地與中國醫療創新市場相結合”這個問題上，都有着自己獨特的“答案”。

●阿斯利康：政企合作，打造“内外兼修”的創新模式

2021年10月11日，阿斯利康全球研發中國中心在上海正式開業，一起“破殼”的還有上海國際生命科學創新園，即上海iCampus。

“iCampus”這種産業園區模式是由阿斯利康和當地政府共同打造，其核心是協同當地政府和阿斯利康在全球的頂尖醫療資源，因地制宜地推動當地創新企業與創新醫療技術的融合。

這一“合作模式”在充分激發地方經濟發展潛力的同時，也能很好地幫助創新企業在技術研發、商業化推廣等方面與全球企業實作“同頻共振”，這對于創新成果在中國本土的孵化具有積極意義，而這些創新成果也将滿足目前中國臨床領域的重度需求。

截至目前，阿斯利康“iCampus”已拓展至7城，分别是北京、無錫、成都、杭州、上海、宜興和廣州，并成功吸引包括和譽生物、迪哲醫藥和華熙生物等在内的超60家知名醫藥企業入駐。

●波士頓科學：做中國本土醫療創新市場的“局内人”

1997年，波士頓科學剛進入中國時，隻有不到10名員工。如今，波士頓科學在中國已經擁有約1200名員工，近年來的營收更是呈兩位數增長。

如此迅猛的發展離不開其制定的中國市場戰略，那就是充分融入本地醫療創新生态圈，加速創新技術在中國的轉化，以此形成與更多本土夥伴合作共赢的協同效應。

其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本土創新人才的培養，波士頓科學依托“創新學院”這一醫生成長平台，通過形式多樣的學術活動，形成教育訓練網絡，輻射全國各大省級醫院，以此擴充中國醫療行業的人才儲備。

第二是促進與創新生态鍊的深度參與方合作，推動“産學研醫”之間的轉化。2018年，波士頓科學與清華大學技術轉移研究院共同建立“T3創庫”；2019年，波士頓科學中國區第二總部及西部首個創新中心正式落戶成都高新區；2020年，波士頓科學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共建“華西—波科聯合創新中心”。

第三是整合全球醫療資源，實作開放式創新。作為一家微創介入領域全球領先的醫療科技公司，波士頓科學近年來在中國市場注入了很多創新血液，重點展現在将國際創新經驗與本土研發實踐有機結合，加速創新成果轉化，促進産學研醫融合發展。

●西門子醫療：不僅引進全球創新，也将中國創新拓展至全球

2021年9月，西門子醫療上海創新中心在張江科學城正式啟用，這是西門子醫療全球四大創新中心之一，另外也是目前西門子醫療全球首家對外開放的聯合創新平台。

據悉，該創新中心主要聚焦于先進診療技術、醫療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智能醫療器械三個前沿領域，主要以與本土初創企業、醫療機構、科研院所合作為着力點，加速推動更多創新成果在中國本土落地。

具體而言，創新中心為本土初創企業提供了兩種合作模式：一是加入初創計劃，即驗證創新技術和方案，尋求與西門子醫療合作的機會；二是入駐創新中心之後，享受一站式創新服務。創新中心擁有4200多平方米辦公區域，配備有快速原型實驗室、數字化仿真實驗室、醫療ai研發平台、智能影像實驗室等創新平台，初創企業可以依托這些平台進行更高品質的創新。

根據資料統計，西門子醫療目前在中國擁有超過560項專利技術，每年創新投入高達數億歐元，這充分表明了西門子醫療專注在中國市場做本土化創新的決心。

●強生：“無附加條件”地支援中國本土創新

在強生看來，目前的醫療創新和轉化很難像以前一樣，可以一個人、一家企業、一個機構來獨立完成，而是需要基于一個良好的創新生态，即與政府、行業夥伴、學術機構以及本土商業合作夥伴等各方共同打造“開放式創新”的生态體系。

是以，強生打造了“JLABS@”這一創新孵化器模式。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前，“JLABS@”已經在聖疊戈、舊金山、波士頓、馬薩諸塞州洛厄爾、休斯頓、多倫多、比利時比爾斯、紐約市等地區落地。

2019年6月，JLABS@上海在張江科技園正式投入使用，這是強生在亞太地區第一家、也是全球占地面積最大的一家。據悉，該孵化器采用了“無附加條件”模式，即“企業入駐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如果有新成果誕生，強生将與之合作。”

而在孵化創新企業方面，相比于一般的孵化平台，深谙科技型企業發展路徑的強生不僅為初創企業提供公司運作上的支援，更試圖一站式解決企業在生命科學、生物技術和醫療技術方面的實驗需求，其具體表現在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上司者”和為其帶入強生的的管理模式、能力和文化兩個方面。

●羅氏：吸引并發掘着眼于“firstin class”的中國本土創新企業

1994年，羅氏進入中國，成為入駐上海張江的第一家跨國企業。2004年，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成立，主要從事藥物的研究和早期開發。2019年，羅氏投資8.63億人民币将其更新為羅氏上海創新中心，緻力于把上海打造成繼巴塞爾和舊金山之後的全球第三大戰略中心。

據悉，該創新中心将整合羅氏集團的資源與優勢，為創新藥物、診斷與個體化醫療、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初創企業提供個性化支援。值得一提的是，創新中心将主要聚焦于“firstin class”的中國本土創新企業。

這其實也是充分發揮羅氏在創新藥方面的優勢。羅氏上海創新中心不僅涵蓋了整個創新醫藥産業鍊的各項環節，包括藥物的早期研發、生産和商業化等，還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産業鍊各環節的協同效應，加速醫療創新成果落地，使藥物研發能夠不斷滿足中國患者的需求。

截至2020年年底，羅氏上海創新中心共産出了271件發明專利申請，其中有144件已獲授權。未來，創新中心也将繼續增加研發投入和科學家人數，加強免疫領域的藥物研發，并建立惡性良性腫瘤領域的藥物研發和抗體發現研究能力，推動中國本土研發的創新藥物走向世界。

04 機遇和挑戰并存，誰能率先突圍？

中國醫療領域的創新藍海正在加速形成，但若想要上岸，這些跨國醫療巨擎還需要在未來克服多方面的阻力。

其主要展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大陸目前創新體系的不健全，創新力不足和轉化率低仍是棘手問題；二是本土企業創新力的強勢崛起，越來越多的本土醫療企業開始專注創新和轉化，并在近年來産出了大量創新成果；三是海外巨頭們的同質化競争，這就要求他們在醫療創新中國化這條跑道上，不僅要跑出距離，也要跑出速度。

但無論怎樣變革，在現階段的創新和轉化上，這些海外巨頭們都逃離不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一是握準目前中國醫療市場的創新體系；二是充分了解目前中國醫療市場的核心需求；三是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重點專注本土化創新；四是積極與創新鍊的生态方合作，共同推動創新成果的落地。

當一個市場變得越來越大，相應的，競争也将比以往更加激烈。但不管怎樣，真正能脫穎而出的，永遠是那些将自身優勢與本土需求緊密結合并最大化産出效益的“創新者”，這不隻是适用于海外巨頭，本土企業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