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在古代中國并不是一個原生的概念，《康熙字典》及其以前的所有辭書均無金融一詞的記載。現代意義上的""，往往指的是與貨币、存貸款、彙兌、股票債券等較為成熟完善的金融産品和金融體系相關的活動。但從本質而言，金融可以了解為對資源跨時間、跨空間的調配。
古代中國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大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先秦至兩漢時期，這時的金融市場這一階段大量出現的是借貸，尤其是人質借貸，即一旦還不上，要用借債人的人身勞動來償還。二是魏晉隋唐時期，超越血緣、地緣限制的宗教寺院金融成為金融市場的主體，金融業的五大基本業務——存、貸、保、彙、兌，在寺院金融發展中初具雛形。第三個階段是唐宋以後，随着小農經濟複興，寺院金融逐漸被世俗金融市場替代。金融市場的主要活動不再局限于借貸，而是出現了很多從事儲蓄、彙兌等業務的新機構，如專業進行貨币兌換的錢莊，專業進行遠距離資金流通的票号等等。
金融市場的産生
春秋戰國時期，個體家庭生産方式逐漸取代集體生産方式，小農經濟興起，為金融市場的産生奠定了社會基礎。農作物生長具有周期性，農民經常出現周期性的物資短缺，且由于農業生産技術水準較低，力量弱小的小農往往因自然災害、沉重的賦稅等走向破産。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得不依靠向官僚貴族和民間富豪借貸來維持再生産。債務人的主體是生活困苦的個體小農，債權人的主體是官府、貴族和民間富豪，資源在空間和時間上進行了調配，金融市場由此産生并發展起來了。
官府為了維護小農經濟的穩定，有時會采取一些無償救濟的方式，還會通過官府借貸的方式幫助小農度過難關，而官府借貸中最重要的就是救荒赈貸。所謂赈貸，就是将糧食、種子、衣物等生活必須品借貸給受助人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在西漢後期大量百姓失去土地的情況下，官府赈貸往往還伴随着土地的借貸。但更多的還是依靠貴族、民間地主和富商提供的資金來滿足市場對借貸的需求。貴族富豪依靠自有資本放貸，并依靠血緣關系、官方律法等回收貸款。
黃巾之亂後長達幾百年的戰亂紛争，極大破壞了民間商業，也使得政府信用下降，之前金融市場的借貸主體——官府和富商大賈無以為繼，而建立在宗教信用基礎上的寺院金融異軍突起，成為亂世中金融市場的主體。
寺廟金融的興起
秦漢時期，民間的借貸主要都是個人之間的事，及至兩晉，一個前所未有的信用機構産生了，這就是佛教寺院。
佛教在中原迅速傳播，深得皇室和官僚階層的青睐，是以寺廟享有許多特權，比如免稅、免役，經濟上的負擔較輕。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為了表示虔誠，無不向寺廟施舍财物，甚至土地。據記載，唐初，高祖李淵曾賞賜少林寺良田一萬畝“為常住僧田，供養僧衆”。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再賞賜少林寺田地四萬畝，又依《均田令》分給每個僧人三十畝的“口分田”。以至于唐朝曾有人說，“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大量捐施，使寺院金融起到了儲水池的作用，聚集社會資金，為廣泛的社會流通提供了基礎。
有了官方賞賜與民間捐獻的良田與錢物，僧人們在亂世無償赈濟大衆，到了社會安定時期，從以往的無償赈濟走向無償赈濟和有償借貸的結合，即天災人禍嚴重時，開展無償赈濟，災禍不嚴重時，面向社會進行規模化放貸。
寺廟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辦理貸款業務自然比私人友善可靠，漸漸地就有了信譽，有的地主、官僚、貴族也來委托寺廟放款。寺院則順應時代發展，推出了存款和代客管理錢财的業務，從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費。這麼一來，寺廟就又具有了儲蓄的功能，由此産生。
寺院金融的核心
盡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寺院金融中存、貸、保、彙、兌五大業務已具雛形，但其主要業務還是借貸。據史料顯示，敦煌寺院約有三分之一的經濟收入就來自借貸。寺院借貸主要有“質舉”和“舉貸”兩種形式。
質舉是債權人為了減少放債風險，要求債務人提供一定的财物作擔保的借貸形式。經營質押放貸需要場地和大量的管理人員，由此産生了最早的信用機構——質庫，或稱長生庫、典當等，曆代稱謂不同。從現有史料來看，最早設定專門機構經營質舉業的是南齊的佛寺。
典質的業務分為兩種：抵押貸款和質押貸款。抵押主要是針對不動産，比如有人要向寺廟借款，就把自己的房子作為債權的擔保，一旦還不上款，房子就歸債權人（寺廟）所有。在借款和還款的過程中，借款人的房子産權是不用變的。
質押是針對動産的。比如借款人把自己的一件衣物交給債權人（寺廟），作為債權的擔保。貸款人如果到期不來贖，或者還不起錢，這件衣物就歸寺廟處理，一般會被拍賣變現。相當于後來的典當，質庫就是最早的當鋪。
很多東西都可以拿來質押，比如黃金、衣服、首飾、牲畜，甚至一束麻也行。關于“質”物價值的評估，一般情況下“兩倍而納其質”，這正是後世典當業的常制——“值十之物，隻當四五”，或者叫“值十當五”。
舉貸是無需抵押而通過契約進行的借貸形式。它建立在個人信用之上，債務與債權關系的維系以券契的存在為前提。
舉貸作為信用借貸的形式很早就産生了，但因風險大，常限于貴族富豪可控的有限範圍。南北朝以來，寺院及其僧人将質庫所藏及個人收入廣為放貸，把借貸網絡撒向了社會各個階層，但最主要的出借對象還是附近的農民，最常見的出借物是糧食。
從現存資料可以看出，寺院大量的借貸都是舉貸，借貸雙方往往通過簽署附加違約條款的形式來保證合作順利進行。舉貸雖不直接以實物作抵押，實際上卻要以舉債人的全部家産作擔保，甚至還要其親屬連保。
這種私契受到法律認可，如果債務人因破産、逃亡或喪失償還能力而賴債，寺院的對策之一是讓郡縣代為征債。但更常用的辦法是發揮宗教的功能，講說許多賴債人在地獄受苦的報應的故事。寺院金融的獨特優勢就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社會限制功能，有時不立文契，仍能按期收回本利，這是寺院借貸的靈活之處，也是一般的民間借貸根本做不到的。
當然在還貸的時候，寺廟是要收利息的。南北朝時期有關放貸利率的記載很少，唐律規定，質押放款的利率普遍是月息五分，利息不能超過本錢，也不能回利充本（利滾利計息）。
民間金融複興
南北朝時期，專業性的質押放貸機構僅局限于寺院。及至隋唐，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佛教熱出現降溫的趨勢，并帶來了寺院金融的衰落和民間金融的複興。随着經濟發展，各種形式的社會化募資開始出現，如小範圍的宗族及更大範圍的商幫。
在學習寺院金融的基礎上，民間金融廣泛開展起典當、保管和存款支付、飛錢、彙兌等業務，并在唐代中後期取代寺院金融成為新時期金融的主體。
盡管在唐中葉後光輝不再，寺院作為中國金融史上最早的大規模從事多種類業務的金融機構，開創了後世典當、存儲、彙兌、拍賣等行業的先河，是明清當鋪、錢莊、票号等金融機構的鼻祖。
寺院金融最大的意義是突破了利用自有資金放貸的局限性，實作了社會化募資。向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放貸，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業的社會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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