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在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原生的概念，《康熙字典》及其以前的所有辞书均无金融一词的记载。现代意义上的""，往往指的是与货币、存贷款、汇兑、股票债券等较为成熟完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相关的活动。但从本质而言，金融可以理解为对资源跨时间、跨空间的调配。
古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至两汉时期，这时的金融市场这一阶段大量出现的是借贷，尤其是人质借贷，即一旦还不上，要用借债人的人身劳动来偿还。二是魏晋隋唐时期，超越血缘、地缘限制的宗教寺院金融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金融业的五大基本业务——存、贷、保、汇、兑，在寺院金融发展中初具雏形。第三个阶段是唐宋以后，随着小农经济复兴，寺院金融逐渐被世俗金融市场替代。金融市场的主要活动不再局限于借贷，而是出现了很多从事储蓄、汇兑等业务的新机构，如专业进行货币兑换的钱庄，专业进行远距离资金流通的票号等等。
金融市场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家庭生产方式逐渐取代集体生产方式，小农经济兴起，为金融市场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农作物生长具有周期性，农民经常出现周期性的物资短缺，且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力量弱小的小农往往因自然灾害、沉重的赋税等走向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依靠向官僚贵族和民间富豪借贷来维持再生产。债务人的主体是生活困苦的个体小农，债权人的主体是官府、贵族和民间富豪，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了调配，金融市场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了。
官府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有时会采取一些无偿救济的方式，还会通过官府借贷的方式帮助小农度过难关，而官府借贷中最重要的就是救荒赈贷。所谓赈贷，就是将粮食、种子、衣物等生活必须品借贷给受助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西汉后期大量百姓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官府赈贷往往还伴随着土地的借贷。但更多的还是依靠贵族、民间地主和富商提供的资金来满足市场对借贷的需求。贵族富豪依靠自有资本放贷，并依靠血缘关系、官方律法等回收贷款。
黄巾之乱后长达几百年的战乱纷争，极大破坏了民间商业，也使得政府信用下降，之前金融市场的借贷主体——官府和富商大贾无以为继，而建立在宗教信用基础上的寺院金融异军突起，成为乱世中金融市场的主体。
寺庙金融的兴起
秦汉时期，民间的借贷主要都是个人之间的事，及至两晋，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机构产生了，这就是佛教寺院。
佛教在中原迅速传播，深得皇室和官僚阶层的青睐，所以寺庙享有许多特权，比如免税、免役，经济上的负担较轻。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无不向寺庙施舍财物，甚至土地。据记载，唐初，高祖李渊曾赏赐少林寺良田一万亩“为常住僧田，供养僧众”。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再赏赐少林寺田地四万亩，又依《均田令》分给每个僧人三十亩的“口分田”。以至于唐朝曾有人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大量捐施，使寺院金融起到了储水池的作用，聚集社会资金，为广泛的社会流通提供了基础。
有了官方赏赐与民间捐献的良田与钱物，僧人们在乱世无偿赈济大众，到了社会安定时期，从以往的无偿赈济走向无偿赈济和有偿借贷的结合，即天灾人祸严重时，开展无偿赈济，灾祸不严重时，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放贷。
寺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办理贷款业务自然比私人方便可靠，渐渐地就有了信誉，有的地主、官僚、贵族也来委托寺庙放款。寺院则顺应时代发展，推出了存款和代客管理钱财的业务，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这么一来，寺庙就又具有了储蓄的功能，由此产生。
寺院金融的核心
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金融中存、贷、保、汇、兑五大业务已具雏形，但其主要业务还是借贷。据史料显示，敦煌寺院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收入就来自借贷。寺院借贷主要有“质举”和“举贷”两种形式。
质举是债权人为了减少放债风险，要求债务人提供一定的财物作担保的借贷形式。经营质押放贷需要场地和大量的管理人员，由此产生了最早的信用机构——质库，或称长生库、典当等，历代称谓不同。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设置专门机构经营质举业的是南齐的佛寺。
典质的业务分为两种：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抵押主要是针对不动产，比如有人要向寺庙借款，就把自己的房子作为债权的担保，一旦还不上款，房子就归债权人（寺庙）所有。在借款和还款的过程中，借款人的房子产权是不用变的。
质押是针对动产的。比如借款人把自己的一件衣物交给债权人（寺庙），作为债权的担保。贷款人如果到期不来赎，或者还不起钱，这件衣物就归寺庙处理，一般会被拍卖变现。相当于后来的典当，质库就是最早的当铺。
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质押，比如黄金、衣服、首饰、牲畜，甚至一束麻也行。关于“质”物价值的评估，一般情况下“两倍而纳其质”，这正是后世典当业的常制——“值十之物，只当四五”，或者叫“值十当五”。
举贷是无需抵押而通过契约进行的借贷形式。它建立在个人信用之上，债务与债权关系的维系以券契的存在为前提。
举贷作为信用借贷的形式很早就产生了，但因风险大，常限于贵族富豪可控的有限范围。南北朝以来，寺院及其僧人将质库所藏及个人收入广为放贷，把借贷网络撒向了社会各个阶层，但最主要的出借对象还是附近的农民，最常见的出借物是粮食。
从现存资料可以看出，寺院大量的借贷都是举贷，借贷双方往往通过签署附加违约条款的形式来保证合作顺利进行。举贷虽不直接以实物作抵押，实际上却要以举债人的全部家产作担保，甚至还要其亲属连保。
这种私契受到法律认可，如果债务人因破产、逃亡或丧失偿还能力而赖债，寺院的对策之一是让郡县代为征债。但更常用的办法是发挥宗教的功能，讲说许多赖债人在地狱受苦的报应的故事。寺院金融的独特优势就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社会约束功能，有时不立文契，仍能按期收回本利，这是寺院借贷的灵活之处，也是一般的民间借贷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在还贷的时候，寺庙是要收利息的。南北朝时期有关放贷利率的记载很少，唐律规定，质押放款的利率普遍是月息五分，利息不能超过本钱，也不能回利充本（利滚利计息）。
民间金融复兴
南北朝时期，专业性的质押放贷机构仅局限于寺院。及至隋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佛教热出现降温的趋势，并带来了寺院金融的衰落和民间金融的复兴。随着经济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化募资开始出现，如小范围的宗族及更大范围的商帮。
在学习寺院金融的基础上，民间金融广泛开展起典当、保管和存款支付、飞钱、汇兑等业务，并在唐代中后期取代寺院金融成为新时期金融的主体。
尽管在唐中叶后光辉不再，寺院作为中国金融史上最早的大规模从事多种类业务的金融机构，开创了后世典当、存储、汇兑、拍卖等行业的先河，是明清当铺、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的鼻祖。
寺院金融最大的意义是突破了利用自有资金放贷的局限性，实现了社会化募资。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放贷，极大地提高了金融业的社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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