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舊唐書·魏徵傳》
湯恩伯是國軍重要将領之一，同時還是蔣介石的嫡系心腹，日軍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曾認為“湯恩伯是國軍最能打的将領”。
連作為敵軍的岡村甯次，都這樣評價湯恩伯，由此可見，湯恩伯是一位極其優秀的抗日将領，然而這樣一位抗日名将，卻被當時的河南老百姓認為是四害之一。
在上個世紀，河南民間流傳着四害的說法，四害分别是“水”“旱”“蝗”“湯”，水指的是洪水，旱指的是幹旱，蝗指的是蝗蟲災，而湯指的就是湯恩伯。
就連同為國軍将領的蔣鼎文，也曾在晚年回憶自述：
“在當時的河南，流傳一句民謠，甯願日軍來燒殺，不願湯恩伯來駐紮”。
那麼湯恩伯到底在河南做了什麼天怒人怨的大事，為何河南老百姓那麼痛恨湯恩伯，不僅将他比喻成四害之一，甚至甯願日軍來燒殺，也不願湯恩伯來駐紮？
1942年，河南發生大災荒，災荒發生後又接連數月不下雨，這也導緻老百姓的糧食收成隻有往年的一、二成，然而天災固然可怕，但與其相比，人禍才是導緻當時的河南老百姓，大多活不下去的原因。
早在1940年12月，湯恩伯就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同時繼續兼任第31集團軍總司令，而在當時，第31集團軍駐地為河南葉縣，駐紮在河南的軍隊有40多萬人。
1942年，河南爆發災荒後，湯恩伯趁此機會，大力擴軍，軍隊越擴越多，所需要的給養和糧食也就更多，然而，早在1938年，為了解決軍隊給養不足的問題。
蔣介石就提出
“前方困難要由前方解決，當地事情要由當地解決”。
同時，蔣介石還允許軍隊設立合作社，以此來改善官兵生活，想法是美好的，現實卻是殘酷的。
有了蔣介石的這番話，湯恩伯更是肆無忌憚，利用設立合作社的名義，搞起了軍隊經商，據胡宗南1944 年 2 月 20 日日記寫道，湯恩伯曾悄悄透露：
來年來努力采購物資，以河南煙葉，換取徐海之鹽，預計今年可收入兩萬萬元。而其支出則為，遊擊隊服裝費六千萬元、經常費三千萬元、收容青年一百五十萬元、總司令津貼十萬元、參謀長津貼一萬元、副參謀長津貼五千元。
除此之外，湯恩伯還大肆擴軍，利用擴軍為借口，向河南當地老百姓，征收更多的糧食稅收，除此之外，在湯恩伯擴軍過程中，湯恩伯旗下部隊，更是以此謀利。
湯恩伯的部隊擴軍，都是直接進村抓人，強行征兵，每次一抓就是幾十人，上百人，要想避免被強行征兵，就要給征兵的士兵行賄一些錢糧，要麼給三五十塊錢，要麼給二三石麥子。
這也使得被抓壯丁的人都是窮苦人家，被征兵後，并不意味着有所保障，湯恩伯部隊的征兵軍官還經常
“克扣士兵、克扣口糧、A錢醫藥。壯丁一經征走就如進了鬼門關……”。
湯恩伯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收編了當地不少土匪、流氓武裝，在這樣魚龍混雜的收編下，湯恩伯的軍隊人數最高達到60萬人左右，這也使得湯恩伯的軍隊素質急速下降。
在湯恩伯的放縱下，這些被收編的軍隊，打着湯恩伯的旗号，在當地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在當時，時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的張仲魯，在後來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數十萬紀律敗壞形同土匪的部隊，久住河南，把河南吃得一光二淨。無論大家小戶，都無糧食儲備。一遇災荒到來，便驚慌失措，束手無策。當時駐軍紀律之壞，實在令人難以形容。
十三軍是湯恩伯的子弟兵，它仗勢湯恩伯的勢力，在地方上橫沖直閣，作惡多端，農民詞養的豬、羊、雞、鴨，亦被盡量搜刮。
尤其可惡的是，捕人一隻母雞，還要勒索個雞蛋，農民稍一遲誤，當兵的即大聲呵斥說：母雞能不下蛋，雞蛋哪裡去了？
軍官的荒淫無恥，更是一言難盡。如有一軍官，叫了一個難民少女，供其玩弄，但經問明她的家世之後，竟發現即是他的親生女兒（這個軍官從軍多年，抛棄家庭，另結新歡，在大災中全家逃難到了該軍駐地），乃揮之使去。
湯恩伯的所作所為，也為日後的豫湘桂會戰的敗亡埋下了禍根。
1944年4月豫湘桂會戰爆發，而豫中會戰（也被稱為河南會戰），豫中會戰是豫湘桂會戰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豫中會戰爆發後，據《劍橋中華民國史》對豫中會戰的記載：
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于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
随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裡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國民黨由于它的普遍腐敗和有如脫僵之馬的通貨膨脹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現出與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
官方的無能，谷物屯積和投機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間的饑荒，據估計有200萬農民死于饑餓。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時，沒有遇到農民的抵抗。
相反，農民在某些場合卻攻擊國民黨軍隊，繳他們的械，甚至把他們殺死。”——《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
由于湯軍在河南橫行霸道、無惡不作，使得河南戰役爆發後，河南老百姓喊出“甯願日軍來燒殺，不要湯恩伯來駐紮”的口号。
甚至不少河南老百姓，還自主行動，幫助日軍殺死潰敗的湯軍士兵，這一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也成為了抗日戰争曆史上一件醜聞。
對此，時任八路軍獨立第一遊擊支隊政委王首道，在1944年11月，在抗日軍政大學分校學員的講話中說道：
有人說國民黨軍隊像胡宗南、湯恩伯的軍隊，不是保護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這樣的軍隊。
河南老百姓說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湯，湯就是湯恩伯的兵災。
老百姓恨湯恩伯猶如恨蝗蟲一樣，湯恩伯的軍隊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搞光，日本實行‘三光’政策，湯恩伯也是如此。
在豫中會戰結束後，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總結豫中會戰失敗的原因。
認為“各級幹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個個腰纏累累”，湯恩伯“不能以身作則，又個性太強，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舉發”，“軍隊紀律的敗壞，實在也是無容為諱的事實”。
從以上内容和評價上來看，湯恩伯被老百姓認為是河南四害之一，其實也不算冤枉他。
參考資料：《抗戰時期河南國統區的 “ 水、旱、蝗、湯 ”》、《1942-1943年河南大災荒的曆史記憶研究》、《劍橋中華民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