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向前生于1901年11月8日。
其時，大清馬上就要完蛋了，内憂外患，風雨飄搖，中國社會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先到大同，又轉往太原。因德國軍隊打至五台縣附近的龍泉關，接着逃往陝西。
因為慈禧太後逃亡隊伍的攪動，在當時相對閉塞的山西反倒更能感受到這種時代氣候。
山西地瘠民窮，加之連年幹旱，百姓生活本就苦不堪言；慈禧太後路過時又大肆搜刮，更加重了當地百姓的負擔。這種現實苦難的不斷加深更加深了這種對時代大氣候的感覺。
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裡說，自己小時候雖然還不懂得什麼，“但從人們的議論和神情中感到，恐慌，憂傷，不滿，渴望改變現實的黑暗狀況，成了生活的主調。隻聽老人們說：世道要變了！”
越早感覺到便能越早作出反應。
到辛亥革命時，山西跟陝西一樣，算是響應比較早的省份。可以說，當時山西也算是領風氣之先的。
特别是年輕人，在大時代風氣的熏染下，也更早地開化，更早地行動。徐向前在沱陽高小讀書時，他們小小的永安村就有三個保定軍校的學生。
這些學生回家時，常到沱陽學校教學生們唱歌、爬杆、耍木槍等。
類似這種情形，其實不在實際的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而在他們帶回來的新風氣，新資訊，這對徐向前這種十多歲的孩子，有一種很好的啟迪作用。
徐向前十歲開始讀書，這一年正好辛亥革命爆發。盡管是在鄉間私塾，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依然引起了震動。
私塾先生告訴學生們：山西的都督是閻錫山，河邊村人氏。以後又聽說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趕走了皇帝。然後孩子們還剪掉了鞭子。
這種種變化，作為一個孩子當然不可能知道它的意義，但一種巨大的變動已然攪動了平靜的内心。
二
徐向前在私塾讀了兩年，然後轉到東冶鎮上的沱陽高小。
沱陽高小源于1905年趙長庚創辦的新學堂。因位于滹沱河北岸，後來取名沱陽學堂。
學校教師中多為進步人士，其中趙公庵、李栖鵑、王建基為留學日本的同盟會員。
1906年，山西省同盟會員在東冶鎮沱陽學堂集會，由東京回國的榮福桐傳達總部訓示，宣傳革命，醞釀起義。
是以，沱陽學堂并非一般學校，革命風氣濃郁，甚至在校培養學生軍，而且這些學生軍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真是排上了用場，組成保安隊，維持社會治安，保衛新政權。
1912年春，沱陽學堂遷至西梢門靈應寺，改稱沱陽高等國小校。
在這樣的學校裡學習，除了能接觸到反應新氣象的課程，關鍵還能接觸到新思想。
徐帥回憶：“這所學校辦得比較正規。課程以國文、算術、英語等為主課，還設有曆史、地理、格緻（理化）、修身等課程，這反映了辛亥革命後的新氣象。”
“進入這個學校，使我開闊了眼界，啟發了思路。”
應該說，有了這樣的見識，思想得到啟蒙，在以後的讀書和生活中，其所見所聞、所學，才可能以另外一種角度納入自己的頭腦中。
徐向前當然很喜歡這個學校，但後來因為秀才父親覺得兒子在這裡荒廢了文章，徐向前重又回到私塾。然後辍學，做學徒。
三
1918年4月以後，閻錫山推行積極發揮群眾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發展民德、民智和民财，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普及教育啟迪民智。
（閻錫山）
普及教育就得有大量師資，是以在1919年，閻錫山建立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一直沒間斷讀書的學徒徐向前順利考入這所公費學校。
閻錫山很重視這所學校，委任其“軍師”兼密友趙戴文為校長。
趙戴文，晚清秀才，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山西的主要上司人之一，曾留學日本，畢業于宏文師範學校，後來做過山西省政府主席。此人頗有見識，能文能武，他的盡心竭力，确實将這所學校辦出了水準，辦出了特色。
（趙戴文）
這所學校具有準軍事教育的性質。因為閻錫山除了要培養師資普及教育外，也寄望于培養一些軍事人才，以備抗衡其他軍閥，鞏固自己在山西的統治。
課程安排的緊湊而豐富。在一般的新式課程之外，根據實際需要也加入一些其他課程。
主要有軍事、國文、數學、曆史、地理、心理學、教育學，還有音樂、體育、美術等。在非主課裡邊，還有國術課，教些各路拳術。
學校不僅設軍事課，學生生活也半軍事化，一入校就發軍衣、皮鞋、綁腿等軍用品，完全是軍人裝束。
軍事課講解軍事基本知識，并進行軍事訓練。
在這裡，以後将橫掃山西的徐向前第一次接觸到軍事。
另外，從思想上，也開始真正思考一些問題了。
徐向前是1919年入學，入學不久，“五四”運動爆發。
知識青年彙集的學校是新思潮激蕩的主要陣地，這所由閻錫山控制的準軍事學校也不例外。
學生們走出校門，遊行示威、宣傳演講。徐向前雖内向持重，“守規矩”，但仍然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貼智語，聽演講。
在這種熱烈的潮流中，越是沉默内斂往往越能更好的觀察更深切地體會。
徐帥回憶錄中說：““五四”運動的發生，對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沖擊，逼着我想一些問題。閑暇時間，我不再象從前那樣，熱衷于讀小說了，而是注意看一些與政治形勢有關的書刊。”
應該說，正是在這所學校，徐向前在軍事上，思想上，都得到了重要的啟蒙。
（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舊址）
四
所謂時勢造英雄，個人的發展和成就離不開時代的風雲際會，徐向前元帥當然也是如此。而一些曆史細節，也在深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不妨想象，假如不是慈禧太後倉皇逃竄，攪動了山西靜如古潭的社會風氣，閻錫山等山西人可能就不會得風氣之先；
假如不是閻錫山等人風氣之先，野心勃勃，可能就沒有民國初年山西的政治風氣；
假如沒有山西的政治風氣，徐向前之類的年輕人可能就不會那麼早得到知識和思想上的啟迪；
假如沒有這種啟迪，即便我們相信某種必然性，那一個秀才的兒子，一個學徒，在成就理想成就自己的道路上也将更多磨砺更多曲折，起碼也會錯過很多時代的機遇。
最簡單的，假如沒有國民師範的受教育經曆，徐向前都達不到報考黃埔軍校的學曆要求。
不能否認個人能動性，不能否認必然性，但時代和環境，在曆史深處深刻影響着這種必然性實作的過程和形式。而這種過程和形式，從個人層面講，可能就意味着一切。是以，為一個絕世名将，一個偉大革命家的呈現，我們不妨也謝謝慈禧太後，謝謝閻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