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争初期，蔣介石的身邊曾有過兩位他最信任的外籍顧問，一位是來自德國的法肯豪森将軍，主要負責參與和制定陸軍的作戰計劃，曾在淞滬會戰期間親自奔赴前線協助國軍部署防衛，而另一位則是來自美國的陳納德上尉（來到中國後被國民政府委以上校軍銜），主要負責參與并制定空軍的作戰計劃。衆所周知，從清朝覆滅一直到抗戰爆發，積貧積弱的中國便一直被鄰國日本“虎視眈眈”，後來随着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曆史性事件的發生，日本也終于撕破嘴臉，開始朝着中國大舉進軍，并放出狂言：三個内滅亡中國，結果僅在上海就打了三個月，并為此付出了數萬餘人的傷亡代價，而在這些“數字”的背後，法肯豪森和陳納德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後來迫于日本的外交壓力，法肯豪森将軍隻得在希特勒的嚴令下起身回國，并在德國境内免費當起了中國的抗戰宣傳員，而相比較于法肯豪森，陳納德就顯得有些“桀骜不馴”了，他不僅不理會要求自己回國的指令，反而還繼續活躍于中國戰場，但為了不刺激日本人，他的活動也逐漸轉為非公開（類似于雇傭兵），直到太平洋戰争爆發，他的身份才重新獲得美國的認可。1942年3月，美國将軍史迪威來到中國，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不僅有權調動陸軍，就連空軍的“老資格”陳納德也隸屬于他的管轄範圍之内，按理來說，史迪威是陳納德的長官，兩人又都是美國人出身，合作根本不成問題，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們兩人竟“玩不到一起”，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會導緻這種“将帥不和”的現象發生呢？
從和中國的曆史淵源來看，史迪威早在1911年就到訪過中國，可以說他對中國的感情一點都不亞于法肯豪森和陳納德。一戰結束後，史迪威被任命為首任駐華語言軍官，随後趕赴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漢語，并在第二年再次來到中國任職，從1920年一直到抗日戰争爆發，史迪威曾先後視察和遊曆了中國東北、外蒙古、浙江、江西、湖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區，足迹幾乎遍布整個中國，在此期間，他不僅接觸、了解到當時中國的各種社會情況，也順勢結交了許多著名的各界人士，而這些經曆也為他以後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抗日戰争爆發後，史迪威組織了一個情報組，負責及時向美國報告戰争的進展情況，後于1939年8月回國出任步兵第2師第3旅旅長。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史迪威重返中國，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主要負責管理和配置設定美國援華物資以及指揮緬甸戰場上的盟軍同日軍作戰。雖然看似大權在握，但英國人卻并不買他的賬，隻管一路逃向印度，根本就不顧友軍的安危，緻使中國遠征軍時刻都面臨着被敵人分割包圍的危險。面對英國人的“背信棄義”，中國遠征軍的最高指揮官杜聿明也對此十分不爽，于是當史迪威要求他集中兵力獨自和日軍打硬仗的時候，杜聿明竟毫不客氣地拒絕了他的要求，以至于氣得史迪威當天就乘坐飛機來到重慶向蔣介石“告狀”，而為了安撫史迪威，蔣介石便讓羅卓英趕赴緬甸，擔任遠征軍的總指揮官，随後，他又親自向羅卓英、杜聿明當面宣布：史迪威對遠征軍的所有軍官都持有提升、撤職的獎懲全權，而這一次的“逼宮”也讓史迪威和蔣介石的沖突開始激化。
豫湘桂戰役打響後，國軍失地千裡，在戰場上連連敗退，于是“恨鐵不成鋼”的史迪威便用自己在緬甸戰場上所取得的戰績來公然“諷刺”蔣介石，這使得蔣介石勃然大怒，極力要求撤換史迪威，而美國方面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決定調回史迪威，改派性格比較“溫和”的魏德邁将軍前來接任。如果說蔣介石和史迪威的沖突是屬于軍事和政治上的“沖突”所導緻，那同為軍人的陳納德為何也與史迪威“合不攏”呢？其實早在史迪威來華的時候就曾經給蔣介石提過建議，并将矛頭直指空軍，認為空軍隻能夠造成敵軍的損失，并非是決勝關鍵，而要決定勝負，必須得依靠陸軍來占領陣地才行，是以他不認同陳納德那種單憑空軍就能夠擊敗日本人的想法。
除了在戰略上的不同，陳納德和史迪威在性格上也顯得“格格不入”，前者比較嚴謹且“尖酸刻薄”（馬歇爾稱他為“醋性子喬”），而後者卻是“大大咧咧”、“不拘小節”，于是在這樣的性格碰撞下，兩人的關系也随着時間的流逝開始逐漸惡化，史迪威看不上陳納德的“兵痞作風”，而陳納德也對史迪威的“保守作風”嗤之以鼻，是以綜合以上内容來分析，在當時的戰争形勢下，兩人除了在戰略上有所分歧外，性格上也占據了很大的原因，畢竟“激進”和“保守”自古以來就是互相沖突的“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