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的身边曾有过两位他最信任的外籍顾问，一位是来自德国的法肯豪森将军，主要负责参与和制定陆军的作战计划，曾在淞沪会战期间亲自奔赴前线协助国军部署防卫，而另一位则是来自美国的陈纳德上尉（来到中国后被国民政府委以上校军衔），主要负责参与并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众所周知，从清朝覆灭一直到抗战爆发，积贫积弱的中国便一直被邻国日本“虎视眈眈”，后来随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日本也终于撕破嘴脸，开始朝着中国大举进军，并放出狂言：三个内灭亡中国，结果仅在上海就打了三个月，并为此付出了数万余人的伤亡代价，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法肯豪森和陈纳德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后来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法肯豪森将军只得在希特勒的严令下起身回国，并在德国境内免费当起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员，而相比较于法肯豪森，陈纳德就显得有些“桀骜不驯”了，他不仅不理会要求自己回国的命令，反而还继续活跃于中国战场，但为了不刺激日本人，他的活动也逐渐转为非公开（类似于雇佣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身份才重新获得美国的认可。1942年3月，美国将军史迪威来到中国，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不仅有权调动陆军，就连空军的“老资格”陈纳德也隶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按理来说，史迪威是陈纳德的长官，两人又都是美国人出身，合作根本不成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两人竟“玩不到一起”，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种“将帅不和”的现象发生呢？
从和中国的历史渊源来看，史迪威早在1911年就到访过中国，可以说他对中国的感情一点都不亚于法肯豪森和陈纳德。一战结束后，史迪威被任命为首任驻华语言军官，随后赶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并在第二年再次来到中国任职，从1920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史迪威曾先后视察和游历了中国东北、外蒙古、浙江、江西、湖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区，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在此期间，他不仅接触、了解到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情况，也顺势结交了许多著名的各界人士，而这些经历也为他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迪威组织了一个情报组，负责及时向美国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后于1939年8月回国出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重返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主要负责管理和分配美国援华物资以及指挥缅甸战场上的盟军同日军作战。虽然看似大权在握，但英国人却并不买他的账，只管一路逃向印度，根本就不顾友军的安危，致使中国远征军时刻都面临着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危险。面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中国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也对此十分不爽，于是当史迪威要求他集中兵力独自和日军打硬仗的时候，杜聿明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以至于气得史迪威当天就乘坐飞机来到重庆向蒋介石“告状”，而为了安抚史迪威，蒋介石便让罗卓英赶赴缅甸，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官，随后，他又亲自向罗卓英、杜聿明当面宣布：史迪威对远征军的所有军官都持有提升、撤职的奖惩全权，而这一次的“逼宫”也让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开始激化。
豫湘桂战役打响后，国军失地千里，在战场上连连败退，于是“恨铁不成钢”的史迪威便用自己在缅甸战场上所取得的战绩来公然“讽刺”蒋介石，这使得蒋介石勃然大怒，极力要求撤换史迪威，而美国方面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决定调回史迪威，改派性格比较“温和”的魏德迈将军前来接任。如果说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是属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冲突”所导致，那同为军人的陈纳德为何也与史迪威“合不拢”呢？其实早在史迪威来华的时候就曾经给蒋介石提过建议，并将矛头直指空军，认为空军只能够造成敌军的损失，并非是决胜关键，而要决定胜负，必须得依靠陆军来占领阵地才行，所以他不认同陈纳德那种单凭空军就能够击败日本人的想法。
除了在战略上的不同，陈纳德和史迪威在性格上也显得“格格不入”，前者比较严谨且“尖酸刻薄”（马歇尔称他为“醋性子乔”），而后者却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于是在这样的性格碰撞下，两人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逐渐恶化，史迪威看不上陈纳德的“兵痞作风”，而陈纳德也对史迪威的“保守作风”嗤之以鼻，所以综合以上内容来分析，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两人除了在战略上有所分歧外，性格上也占据了很大的原因，毕竟“激进”和“保守”自古以来就是相互矛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