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了黨的事業，受盡折磨，有的付出了生命代價。
南京情報組成員李德生（中）與汪錦元（左一）、陳一峰（左三）
1938年3月，在中共上海情報系統工作的日籍中共黨員西裡龍夫，被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情報部調到南京，擔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他經常将重要情報送往上海。
梁鴻志的“維新政府”成立後，在南京設立”中華聯合通訊社”，實際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華文部。
經過西裡龍夫巧妙安排，中共黨員、情報從業人員陳峰被錄取為“中聯社”首席記者。這樣，在南京就有兩個人能經常獲得重要情報。
1939年4月，上海情報站派方知達到南京擔任交通員，專門傳遞重要情報。
方知達到南京後，在朱雀橋北堍開了一個小百貨商店，經營香煙、化妝品等。小店斜對面是僞國民政府的實業部，西邊不遠處有日本憲兵隊，東邊是一家妓院。
陳峰常到這個小店買香煙，買賣之間，便遞送了情報和訓示。有時也相約到鬧市，當時南京最嘈雜的地方是夫子廟，飯店、賭場、妓院林立，是日僞官吏花天酒地、醉生夢死之處，他們有時也在這裡的飯店碰頭，接送情報。
方知達開的這家小店，本小利微，坐吃山空，難以維持。同時，這種掩護方式，時間長了容易暴露。經過組織研究，陳一峰通過朋友将方知達介紹到僞政府體育協會當小職員。
從此，他有了合法身份，但行動不自由，一旦有緊急情報，無法及時送出。不久，陳一峰告訴他，如果見到報紙上有招考“中聯社”聯絡員的啟示，馬上去應試，結果被錄取了。
聯絡員的差使是每天乘火車把通訊社的新聞稿送往甯、滬沿線重要城市，為這些城市的支社、報館和僞政府提供新聞消息。
聯絡員共3個人，輪流上班，每天1個人去上海，1個人傳回南京，這樣，每4天兩趟到上海，不需要花路費，又有工資，路上風險也小，是理想的掩護職業。
陳一峰憑借新聞記者的合法身份，四處活動，擷取不少頗有價值的情報。
1939年10月1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在南京成立，總參謀長坂垣征四郎在成立大會上宣稱：“目前軍事方針是南攻北剿鞏固華中；政治方針是誘蔣扶汪，堅決反共。”西裡龍夫參加了這次會議，很快就将這一情報傳到了上海。
1940年3月，上海情報站派李德生（紀綱）到南京擔任情報組組長，他的夫妻張鳴仙負責密寫情報。
李德治裡1号租了一處宅院，以行醫為掩護并，挂牌：“世傳中醫李德生”。這座宅院小巧優雅，黑漆大門，二道門背後有座小假山，順道向北，便是廳堂和東西廂房。
李德生在廳堂診病開業，西用房是他們的卧室。東廂房做客房。這樣，由李德生、陳一峰、西裡龍夫、汪錦元（汪精衛私人秘書）、張鳴仙和方知達等8人組成的情報小組在南京成立了。
南京情報組成立後，在江僞政權中擔任要職的汪錦元、西裡龍夫、陳一峰等人所獲得的大量政治、軍事核心機密和國内外重要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上海，再轉到延安黨中央、軍委總部和新四軍軍部。
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傳遞情報的辦法主要靠密寫，密寫作由張鳴仙承擔。有些特别重要的絕密材料，則由交通員方知達反複背誦強記在腦子裡，到目的地再寫出來上送。
方知達那時年紀輕，記性好，一篇三五百字的情報材料，在南京背熟後，上了火車假裝瞌睡，不斷“複習”，到上海後再根據記憶寫出來。用這種辦法，敵人縱然有通天本領，也無法發現。
對特别長的材料，背記有困難，就密寫在新聞稿、日僞雜志上，以此瞞過敵人。就這樣，南京情報組緊緊張張地在虎穴中戰鬥了兩年多，為黨和軍隊提供了許多頗有價值的情報，曾受到黨中央通電嘉獎。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突然向蘇聯發動進攻，很快占領了蘇聯大片國土。日本侵略者也躍躍欲試，妄圖趁機攻占蘇聯遠東地區。
日籍中共黨員西裡龍夫
同年9月西裡龍夫汪錦元等人将日本軍隊已經暫停對蘇作戰準備的可靠情報，立刻送往上海，并轉報延安。
11月，在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工作的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和西裡龍夫、汪錦元等人，偵察到又一重要情報：日本在僞滿洲國和華北軍隊的辎重正往南方調動，駐旅順等港口的日本軍艦大批駛回日本。
他們分析，日本海軍有可能在近期内襲擊美軍的太平洋艦隊。南京情報組将這重要情報送往上海，很快轉報延安。果然，在1941年12月7日晨發生了“珍珠港事件”。
同年10月，共産國際和蘇聯派駐日本的佐爾格間諜小組，被東京警視廳破獲，日本近衛内閣臨時顧問尾崎秀實被捕。
1942年6月，上海、南京的日本憲警根據東京提供的線索，逮捕了與尾崎關系密切的中西功、西裡龍夫（20世紀30年代，3人同在上海日本辦的同文書院讀書和活動，期間，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先後加入中國共産黨）等嫌疑分子。
一個月後，李德生、汪錦元、陳一峰3人也被捕，他們都被押往日本東京受審。後來，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被東京地區法院判處死刑；中西功、西裡龍夫在日本即将投降時被判為死刑，但未立即執行，幸免于難；李德生、汪錦元陳一峰被判處無期徒刑，1945年日軍與新四軍秘密談判時獲釋。
黨的地下交通員方知達，先後到達李德生和陳峰住處，才得知他們被捕。他化裝成一名商店小老闆，巧妙地瞞過敵人查詢迅速撤回上海。南京情報組被迫停止活動。
方知達是如何脫離危險的呢？原來在1942年7月的一天，方知達從上海回到南京，翌日9時左右，依約到李德生家彙報工作，一敲門即被日本警察便衣特務扣留，還挨了一頓拳打。
特務逼問他：“為什麼來？”方知達說來看病的，随即從衣兜裡掏出早已與李德生一起準備的中藥方。日本特務搜了他的身，連口腔都看過了。
這時天氣很熱，方知達身着白色仿綢短上衣，烏黑的仿綢長褲，一雙布鞋，是當時标準的中國小市民打扮。
敵人搜來搜去，除了一張毫無破綻的職員證外，一無所獲，隻好把他推到李德生的客廳裡去。
當時客廳裡已有10多名面帶病容的男女老幼坐在地上，日本警察翻箱倒櫃地在搜查，張鳴仙被押着，站在房門口，這一切表明李德生已經被捕了。折騰了大約兩個多小時，這群惡魔才帶着李德生的所有書籍和筆記本揚長而去。臨走時，還吆喝了一陣：“混蛋！給我滾！”
方知達磨蹭到最後，用手勢向張鳴仙探問屋裡有無特務埋伏，她搖手示沒有，便輕聲說：“李德生被捕，應馬上向上海組織報警”，并問她走不走。她說自己身份已暴露，可能走不脫，催方知達趕快離開這裡。
方知達出小火瓦巷，就去通知陳－峰，剛走到陳家窗戶底下，聽到屋内有婦女的悲啼聲，便清楚地知道這裡也出事了。于是，方知達立即回到自己的秘密住處，換上另一張早已準備好的“良民證”，戴上眼鏡，化裝成商店小老闆，急忙趕到下關火車站，乘火車撤回上海。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華中局情報部派白沙到南京恢複情報組織，與李德生被捕後留下來的人員呂一峰。阮毓琪等接上關系，繼續工作，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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