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争後，清政府和英法聯軍簽訂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根據這兩個條約的規定，外國傳教士可以到清朝内地傳教、蓋教堂。這些是受清朝保護地，在法律的允許範圍内。不過在後來的曆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大衆對于這些傳教士可以說很反感。比如天津教案就是最好的例子，還有義和團運動對這些人也非常反感。按理來說這些傳教士在清朝傳教不應該受到敵視的，他們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引起衆怒的呢？
首先就是傳教的理念。在我國的曆史中宗教并沒有控制掌權，但影響還是比較大。比如我國的儒家文化，雖然不是宗教，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和宗教無異。而這些傳教士所宣傳的基督教，裡面的東西和主流的儒家文化完全不一樣，這是人民不能接受的。如果信仰這些東西，也就相當于忘本。這在當時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的反對。畢竟他們對的都是聖賢書，現在基督教來了，告訴他們說聖賢書沒有用，這些人不反對才怪。
其次是這些傳教士接受的信徒有很大問題。我國人民雖然不像歐洲受宗教影響非常大，但還是有自己的信仰的。佛教、道教、儒家思想等都是刻在人民的心中。是以這些傳教士剛來的時候是沒有人信他們的。不過有些人信這些人，主要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因為這些人發現傳教士的力量很強大，很有實力。官府不管招惹他們，是以這些人表面上信仰基督教，暗地裡欺壓百姓。由于他們是基督教徒，官府也不敢招惹他們。是以一時間，很多人對這些教徒很反感。
最後一點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絕大多數傳教士表面上是傳教，暗地裡做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們借着外國的保護，欺壓百姓，弄的人民是敢怒不敢言。而且這些傳教士很多都有間諜的身份在裡面，他們把很多情報源源不斷發給自己的國家。這些也讓百姓很反感。
可以說，如果這些傳教士隻是傳教的話，清朝人民也不會如此的反感他們。隻不過大多數傳教士都是接着傳教的名義來做其他的事情。這些是人們反對他們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