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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晚年是如何評價自己的

文|趙立波

導讀:公元1722年,康熙的皇四子胤禛在宮廷風雲之後成了帝國的主宰者,這年他已經四十五歲,與成熟相伴随的是飽經滄桑後的穩重和深知肩上的沉重責任。放眼當時的世界,他略遲于俄國的彼得大帝,稍早于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與日本的德川八代将軍吉宗時期相當。他在任内十三年所取得的政績完全可以與這些君主相提并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本文僅就其在處理政務方式方法上進行闡述。

雍正晚年是如何評價自己的

清世宗雍正畫像

康熙登基後,非常重視其父順治留下的密奏方式,認為這樣“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清聖祖實錄》此後他規定在密奏時的一些程式和規範:“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系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關于江甯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這簡直是重要的話說四遍了。

現存康熙朝的密奏三千餘件,由百餘人所寫,雖然較順治時期大有增加,放在帝國事務中,也并未成為主流方式,到了其子雍正登基後,全面将此制度鋪開,一時之間,清朝的所有政務均在上下的筆墨紙硯間流轉,加之雍正性格獨特,讓這段本來枯燥的工作變得十分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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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朱批

雍正元年(1723),他下令各省督撫密上奏折,後來又将此特權下放到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員。在此不久,雍正将此權力進一步下放到地方知州等中級官員,對此他解釋說:“道府等員,乃系小臣,品級卑微,無奏對之分。”《朱批谕旨》第二年,在密奏的内容上,雍正也進行了規範:“凡督撫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陳奏皆有關國計民生,故于本章之外準用奏折,以本所不能盡者,亦可于奏折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清史列傳》此外,在如何用紙和行文方式上,雍正都作了明确要求“請按折用黃紙”、“請安之折用黃色,不要用箋紙。”《谕旨》

雍正朱批

奏折按例必須親自書寫,在康熙時期已經成為定例,雍正對此提出了進一步要求“向後如有密奏,親筆書寫甚好。”對于非緊急奏折,雍正也進行了一定的變通“原非機密事件代寫何妨,如遇應密之奏,亦不必拘定楷書,随意大小,俱無關礙也。”、“忙時令人代寫可也,若遇密事,仍須親寫。即字畫稍大,略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谕旨》

雍正對密折批閱非常重視,均是親自拆閱、批複,從來不交托任何臣下處置。他對此曾說過:“各省文武官員奏折,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滞,無一人贊襄于左右,不但宮中無檔可查,亦并無專司其事之人。”《葉鳳毛内閣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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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影視形象

由于擴大了密折人群,從工作量角度來講,真是自找苦吃,然而雍正卻以此為樂,正是這些如雪片般飛來的奏折牽動着雍正的所有喜怒哀樂,真正的所謂“累并快樂着”。除了工作量巨大,他在處理時卻非常認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敷衍,往往被他發現。禮部侍郎在折子宗寫錯了兩個字,沒檢查出來,雍正發現後告誡他:“不要以為這樣的本章沒什麼大不了,以為我就不會認真去看,以後希望你注意。”《雍正朝起居注》福建巡撫劉世明沒有及時對雍正的訓令作出迅速反應,于是新的訓斥就跟着發了過去:“朕日理萬機,費一片心血,親筆訓誨之旨,竟一字不複,想汝終日在醉夢中矣。”《朱批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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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大量書寫的朱批

雍正除了禁止官員看戲外,除了擔心官員A錢腐化,引領戲子當道風氣,再則怕他們“以看戲為事,諸務俱以廢弛。”急性子,工作狂,終日将自己埋在筆墨紙硯中,一旦沒有臣下及時互動的奏折,他就會非常生氣“我整天坐在勤政殿裡,又不顧暑熱,想辦理事情,為什麼諸大臣對交代的事情沉默不語,若不能辦的話,何以不講明原委,若不想辦的話,幹脆交給我,我來替你們辦。《上谕内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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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行樂圖

雍正十三年期間留下了大量的奏折,據說在台北就有二萬二千餘件,當年的禮親王曾說“付刻者,隻十之三四。”《嘯亭雜錄》

在密折制度的全面延伸下,雍正掌握着大量官員的行蹤。曾有着這樣一個生動的故事。幾個朝廷大臣在一起熬夜打麻将,最後在收拾麻将牌的時候,發現一張牌怎麼也找不到了,最後隻能提前結束。第二天一位去見雍正,雍正問他說“夜間何以為歡?”這位大臣感到非常害怕,隻能如實回奏“臣實在無顔見陛下,在打麻将”。雍正問“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嗎?”大臣隻得回答說:“丢了一張麻将,無論怎樣找也沒有找到。”于是雍正顯出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從袖中拿出了一張麻将丢給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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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情可能是杜撰,但卻說明雍正無時不刻不掌握着重要官員的動态。密折在順治、康熙時隻是皇帝一些親信、家奴寫給皇帝的請安問好、謝恩表忠有時也報告地方情況的私人往來信件。在雍正的推動下,使它正式成為官方文書,并形成了一套制度,“天子親筆批答,閣臣不得與聞”,在本質上避免了重要國政如明代内閣操控,使得雍正大權在握。除此之外,密奏不經過通政使司、内閣等機構,直接送達雍正本人,許多緊急要務能夠迅速得到決定,由最高層釋出訓示,交給地方官員直接辦理,大大提高效率。“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孟森明清史講義》正是在雍正孜孜以求的治理之下,其成為康熙、乾隆中間極為重要的環節。他人生的最後幾年裡,曾對自己作過評價:“朕返躬内省,雖不敢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可謂真正的自我中肯和自知之明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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