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東漢的開過皇帝光武帝劉秀在位期間其統治政策最大的特點就是實施谶緯國家制，即以谶緯之學主宰國家的的行為。在這一前提之下，東漢帝國才堅持所謂的“儒教化”社會制度。谶緯就是一種儒家預言，運用這種模式，很容易讓國家走向停滞不前、愚昧無知的境地，但光武帝劉秀并不在意這個，他認為認真執行谶緯大流，帝國将萬無一失。
以身作則，“發揚”谶緯之學
劉秀是個對谶緯知識如饑似渴之人，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劉秀自己終日研習谶緯著作，遍覽天下谶緯著作，可謂是以身作則。很多将領也受到了光武帝的影響，在戰事緊張的軍營裡，中軍帳燈火通明，主帥不是在研究戰法和地圖，而是如饑似渴地閱讀算命蔔卦的迷信鬼神之書，沉迷于古代神話和預言中，猶如置身于封神榜中，姜太公決戰聞太師。在劉秀的親自帶動下，軍營裡處處都是學習谶緯之學的軍人。打仗歸打仗，學習神聖的谶緯之學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樣可以迎合主帥劉秀，進而為升官發财鋪平道路。在軍事上越來越有主動權，使民間對劉秀的支援度越來越高。劉秀一度成為百姓的精神領袖。此時，民間對谶緯之學的研習也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民間緯之學研習風俗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中央朝廷人才更重視谶緯之學。就當是情況來看，要想獲得光武帝劉秀的認可，并獲得升官發财的機會，就必須研習谶緯之學。這樣不但能與劉秀産生共鳴，而且能與劉秀之間産生良好的個人情感關系，進而一路順風順水，高枕無憂。就制度方面來看，谶緯之學已成為“國家學說”，代表東漢的意識形态，朝廷上下研究此學說的大臣數不勝數。
桓譚勸谏險些喪命
光武帝劉秀用人标準很簡單，即追随谶緯之學的朝臣一律大加重用;相反，堅持古文經的學者們則一律擱置一旁，甚至是被無情打壓。在劉秀的一再倡導之下，谶緯之學的地位到東漢初年幾乎處于神聖的地位，無人敢撼動。但也招緻一些古文經學派學者的非議。著名大才鴻、古文經派代表人物桓譚就曾站出來批評光武帝的問題。據史書記載，恒譚是個古文經派的傑出人物，為了對蠱惑人心的谶緯之學進行徹底否定，匡扶大漢正義，桓譚曾提筆書寫一份奏疏，請求光武帝劉秀放棄對谶緯之術的迷信，回歸到儒家經典教旨上來。
桓譚是個極為聰明的儒家思想家，他能清楚地看到，真正了解“天命”之人是沒有的。就是孔子本人恐怕也很難有這樣的造詣。自從子貢以來，無人敢稱自己已掌握“天命”的規律。現在的形勢是，東漢帝國必須回歸到以仁義正道為本，而不妄談怪力亂神之類的空論。
貢都不能“參透”“天道”，如今的薄學淺儒又能有什麼造呢？試圖掌握“天道”之人動機都不純，是想以“天道”為幌子，達到自己的目的。可能有的奸佞們能說對一兩次“天道”，但這都是無稽之談像猜數學上的單雙一般，純屬偶然。
劉秀坐在案頭，認真看完了譚奏疏的開頭，便心生煩躁，通篇讀完之後，劉秀大怒，認為恒譚是對自己思想權威的挑戰，打算尋找機會将其制服。一段時間之後，劉秀修築靈台，明知桓譚不擅谶緯之學，故意将其請出，桓譚當中大喊自己不讀谶緯。劉秀馬上暴怒，大聲呼喚左右，要求将桓譚處決。萬般無奈之下，桓譚拼命叩頭謝罪，頭破血流，最後才保全了性命。自此之後，桓譚再也不敢在光武帝劉秀面前提出谶緯之學的任何弊病。
堅持要求尹敏校正圖谶
在光武帝朝，有一位著名經學專家，名叫尹敏，由于博學多才，受到朝野上下一緻推崇。在此情況之下，光武帝劉秀下令尹敏去校正圖谶書籍。尹敏見光武帝劉秀心情迫切，出于國家前途着想，尹敏誠地告誡劉秀谶書非聖人所著，會“疑誤後生”光武帝劉秀卻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小事，了解其中思想才是要旨，是以，堅持要求英敏校正圖谶。
在校正過程中，尹敏看到很多荒謬之處，被認為是對未來的預言，他頓時心潮澎湃，覺得有趣，于是就在其中加了一句缺文:“君無口，為漢輔。”校正完畢之後，劉秀親自審閱，看到這句話，很疑惑，便将尹敏請來詢問。尹敏很謙恭地告訴劉秀，他見前人胡亂編寫谶書，設定預言，蟲惑後人，自己也就心血來潮，給自己添了一條有利的谶言，希望有朝日能得到後人的重視，“君”無“口”就是“尹”，意思就是說，尹姓人氏應做朝廷的三公。劉秀聽完，認為尹是在亵讀谶緯之學的權威，但看到他校正的圖谶已全部完成，大有功勞，便未懲罰他。但從此，尹敏未受重用。
打壓反對谶緯的異己
在朝廷上，誰敢公然反對谶緯之學誰就會遭受滅頂之。有一次，光武帝劉秀與大臣鄭興談論郊祀之事，鄭興卻很尴尬道地:“臣不為谶。”劉秀當場大動肝火，鄭興吓得坐立不安，趕忙跪地求饒。根據史書記載，鄭興雖然得以全身而退，但卻因一生不懂谶緯而未獲朝廷重用。
在劉秀的一手倡導之下，朝廷學習谶緯之學的權臣越來越多，專業學者就更不必說，數不勝數。當朝廷設立太學之後，太學生們每天不但學習一般經義，而且還根據劉秀的安排，特别将谶緯之學納入必修科目。一時間，整個中央内學習谶緯之學的學子們處處可見，講授谶緯的學風日盛一日。在這支龐大的隊伍中，除一般學者和官員之外，還有大量博官，甚至是一般性官員，也對緯之學孜孜以求。
朝廷已形成成熟的谶緯大流與學術風格，但劉秀并不滿足，每年，他都會以中央政權的名義招攬民間研究谶緯之學的成就者，進行谶緯著作的校正和修訂。當時，有位名叫薛漢的民間緯專家，被招攬至朝廷之後，名噪一時。在東漢初年，像薛漢這樣的民間谶緯專家被招至朝廷做博土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見，東漢初年谶緯大流文明的發展已達到一個巅峰。
結語：
光武帝劉秀坐在皇位上，全力推薦自己的谶緯大流，這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就對社會的影響方面來看，沒有哪個朝代能像東漢初年這樣普遍，幾乎是全國與全民谶緯。在劉秀當政的倒數第二年，即中元元年，也就是公元56年，劉秀還特地把谶緯之學的經典宣讀于天下，從此，谶緯成為東漢王朝的“國教”，上升到與國家生死存亡相并論的至高地位。東漢朝廷由此控制了谶緯的解釋權，并嚴格控制私造谶緯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