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德國《法蘭克福時報》記者保羅·戈德曼來到中國，他記錄了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社會風貌的方方面面，也給今人留下了李鴻章、張之洞、榮祿、譚鐘麟、蔡鈞、王存善等人物的時代剪影，為了解“近代中國”打開一雙“異域之眼”。
這場中國之行的百餘年後，保羅·戈德曼當時留下的文字被重新發現、翻譯，以《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為名出版。
《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
保羅·戈德曼的這次中國之行從1898年4月10日開始。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4月10日，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受《法蘭克福報》指派，從意大利熱亞那港出發，對中國進行采訪。戈德曼乘坐的德國“普魯士号”穿越地中海，經由埃及、蘇伊士運河、亞丁灣，遠航至新加坡。而後，他從香港登陸，經廣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國腹地，進行詳盡考察。途中，他先後采訪了時任廣東總督秘書兼厘金局長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鈞。從上海又沿長江乘船而下，在鎮江、漢口、武昌等地停留。
在漢口，戈德曼參觀了歐洲在中國内地建立的商業機構與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廣總督張之洞所聘德國教官主持訓練的新式軍隊。在膠州灣的青島、威海、煙台等地，深入探訪了剛剛納入德國租界的膠州地區。
戈德曼此行所見到的中國近代史人物頗多。在煙台，他與原清政府駐歐洲外交官陳季同相遇。這是一位曾在歐洲大力推廣中國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訪了清政府的陸軍總領、直隸總督榮祿。在北京，他拜訪了剛剛下野的李鴻章。與李鴻章的會面在1898年的10月22日。
李鴻章
戈德曼以很多筆墨鋪陳自己與這位“大人物”會面的場景：
“李鴻章在他兒子的住處等着我們。這棟房子是木制的，如同一般的中國建築一樣，房間僅有地面上的一層。屋子是建立的，鮮亮的綠色外漆與鄰近髒污的灰色民屋形成了強烈對比。從屋前寬廣的臨街與空地可以看出，這裡一定住着有錢人。領事館的騎士先去遞交我們的中文拜訪函，他回來告訴我們拜訪被核準了之後，我們便立即走下馬車。步行走過大門，穿過用大片長方形石闆鋪成的幹淨園子，踏上石闆階梯，李鴻章老先生已經站在門口迎接我們了。”
“門幾乎跟他的身高一樣高，讓他看起來比實際上要高大一些。一個高高在上的老人樣貌，令人肅生敬意。他穿着簡單的居家服飾，一件紅棕色錦緞長袍，一件藍色絲質外衣，外衣上的紐扣沒有扣上，脖子領口附近還有些磨損。曬得黝黑的臉孔沒有什麼變化，就像他在歐洲時人們所認識的那樣。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鏡，不是一般中國文人用的那類怪異樣式的（誇張、奇異、不尋常的），而是金色細框的歐式眼鏡。鏡片後面是一對精明的、細小而靈活的眼睛，有時也會目露兇光。他說話的聲量很小，聽起來并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為上了年紀聲音有點兒糊在一起（法國人稱此為口齒不清）。可能的話他盡量寡言少語，起碼一開始是這樣。”
1898年的北京《北京城内外勝景寫真帖》
李鴻章的相貌、談吐給這位德國記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戈德曼寫道：“之後他的話變得稍微多了起來，但依舊掌控着話語的内容，并帶着狡黠的目光。有時候他會在說話時突然冒出短暫的笑聲，此時，他嘴巴裡的黃牙便清晰可見，那是牢固、修長的犬齒。當他這麼笑的時候，臉上便會閃過一絲嘲諷的神情，但随即又恢複嚴肅與呆闆。這位老先生的頭上已經毛發不剩，頭皮下是骨骼強健的圓形頭骨。”
在詳細地描述了李鴻章的一柄拐杖、大家所處的空間、身邊的人後，戈德曼終于寫到他和李鴻章的談話，也記錄了李鴻章是如何回應對自己諸多非議：
我再次表示：“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沒有一個歐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國官府裡頭坐鎮。對中國的信用來說，李鴻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實在無法了解，竟然不讓您繼續服務。在上司中國的官員之中，您幾乎等同于中國信用的名号，如今竟毫無作用。”
李鴻章眼睛眨也不眨地聽着這些贊揚的話，似乎可以察覺到，這些話打動了他。他深思了一會兒，然後說道：“外國人是依照過去的成就來了解我并推崇我，但如果中國人并不這麼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
“我不這麼認為！”我說。
“這毫不虛假。俾斯麥首相就曾經曆過這樣的事：他赢得所有文明國家的信任，唯獨沒辦法讓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鴻章說。
“那麼您又為何失去了貴國皇帝對您的信任？”
“人們抨擊我，認為我對外國人太過偏袒。他們稱我是賣國賊。”
當李鴻章這麼說時，臉部因怨恨而出現了一絲抖動。當他說到“賣國賊”這三個字時，爆出了一陣大笑。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忠文評價此書時談道：“一個德國記者對清末官場和社會的觀察，總不免帶有一些西方人的偏見，但換個角度看，他的觀察和分析也多有獨到之處，常常是中國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視無睹的地方。應該承認，保羅·戈德曼的遊曆和采訪，展示了國人未曾想到的1898年前後中國社會的一些原始樣态。”
而除了如《拜訪李鴻章》這樣的“人物小傳”，戈德曼也詳細記錄了香港、廣州、上海、漢口、武昌、膠州、天津、北京等晚清城市的風情。在書中，戈德曼對他所接觸到的中國人民的勤勞、勇敢、智慧給予了高度肯定。他當時曾預言：上海會以數十年的努力，成為東方一座偉大的城市。
戈德曼從方方面面寫城市，關于北京，就寫了兩萬五千字，從火車開始寫起，寫到皇城，寫到田野、墳墓、平原的景觀，寫到城市裡生活的人，以及很特别的——城市中無時無刻不展現着皇權的在場：“火車的其他車廂裡都塞滿了中國人，有些人穿着胸前繡有四方形圖案的華麗長袍。所有這些人頭上都戴着前方有直立帽檐的黑色冬帽。因為幾周前皇帝下了一道換穿冬季服飾的诏命，于是整個帝國，無論什麼氣候，由極北到熱帶南方，從皇帝喜歡的那一天起，都開始進入冬季。在北京的聖上一旦發現，潔淨的北風吹撫過他高貴的鼻尖，那麼他的四億臣民也會同樣感到寒冷，需要躲進溫暖的長衣裡。南方的住民，例如廣東一帶，即使仍在夏季，也必須換穿冬季服飾，因為皇上覺得冷了。夏天何時開始，也會以同樣的方式，通過皇帝的诏命來認定。”
在書中，戈德曼也以記者的客觀，披露了最國中國鐵路規劃過程中，歐洲列強資本競争的内幕，以及中國經濟與歐洲經濟相融相斥的情況和列強之間的利益紛争。通過與清政府不同級别官員的互動，他記錄下清末官員對改革和與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張，以及民間對這種主張的不同反應。
保羅·戈德曼作為德國記者，對中國是持友好态度的，叙事中也往往充滿情感，如下面這段對于在北京謀生的小販的記錄：“有時候，會有販商人蹲坐在房屋大門前，一吆喝數個小時，即使大家都曉得，他人就在那裡，無須如此喊叫。想要等他喊到聲音沙啞嗎？那隻是徒勞，中國人的喉嚨不會變得沙啞。如果他認為，吆喝就是他的職責，那他會堅持到生命結束，或是堅持到突然有巨石從他頭上落下為止，假如這塊落石不夠堅硬，他甚至會在石頭旁繼續喊叫。這種叫賣商人唱的小調，聽起來頗似痛苦的哀歎。當北京城上方的天空變得陰慘，人們向着隔絕外部的世界、也隔絕财富與美好的滿洲城牆望去時，聽到這樣無可慰藉的痛苦激發出的哀鳴，穿越巷際一再出現，着實令人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