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九年（1496），一個叫徐恪的外任官接到皇帝旨意，升任南京工部侍郎。按說這是好事，可是徐恪上了一道疏，曰
“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而得者。臣生平不敢以他途進，請賜罷黜。”
徐恪這話什麼意思呢？通俗地說就是，國家有制度，曆來委以大臣要職，都要按吏部程式（即廷推），從來沒有聽過皇帝直接下旨任命的，這才是正途，我生平都是這樣，不敢走其他門路，這個官當不了，請皇上收回吧。
同樣也是弘治九年，弘治帝繞過廷推，将左都禦史一缺授予王越，這又引起朝臣的不滿，科道言官們紛紛上書反對弘治帝，弘治帝被逼得沒辦法，隻能讓王越緻仕。
明代皇帝繞過内閣、吏部直接下旨任命官員，官方的說法叫“傳奉”或“中旨”，這是不符合祖宗成法的，是以必然會引起朝臣的強烈反對。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明代皇權和士大夫之間的關系是息息相關的。明代的皇權，相對唐宋，無疑達到了一個高峰。自朱元璋廢除宰相制，以及皇帝對中樞決策權力的牢固控制和掌握，都使得明代皇權在中國各朝中占有較突出的地位。
從觀念上說，自朱元璋推行嚴刑峻法重典治吏開始，明代帝王對士大夫官僚實行的是高壓政策，奴視臣僚，與宋代對士大夫的尊崇和禮遇形成鮮明對比。皇權的膨脹使明代皇帝的心态也發生了變化，以天下為朱家資産，任意胡為。明代中後期出現的幾個曆史上十分典型的皇帝，如武宗之荒唐，世宗之執拗，神宗之貪婪，就是這種心态的反映。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代的皇權還沒有像清代那樣不可觸犯，皇帝的行為也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雖然明代皇帝已經不提“與士大夫治天下”，但也明白必須要得到士大夫官僚的合作才能坐穩江山，是以在一定程度上，皇帝有時必須要向士大夫作出妥協。
我們在讀明代史料時，往往發現明代的士大夫骨頭普遍比較硬。他們敢于舍官棄爵以維護制度，堅持“以道士君”，甚至還有不少以身殉道的行為。在這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皇帝的行為，換言之，制度和道統是明代皇帝始終都跨不過去的兩道門檻。
皇帝如果一意孤行，勢必就會引起朝臣的不合作甚至是抵制。最突出的就是内閣往往不認皇帝不合理的诏旨，拒絕草拟，封還執奏。還有就是皇帝不認可内閣的票拟，但内閣認為自己的意見正确，同樣也可以不理睬皇帝，可以拒絕重拟。
如果皇帝的聖旨不經過内閣票拟，就是不合法，視為違制，六科可以封還，部院可以執奏。這種情況在明代中期以後經常發生。
比如嘉靖皇帝繼位後，要尊自己的生父為皇考，下了一道手诏給閣臣楊廷和等人，楊廷和等人為于禮不合，封還手诏。嘉靖帝也因為朝臣的反對，一直不敢貿然行事，最終經過三年的折騰才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代價也很大，嘉靖帝不惜以廷杖相威懾，杖斃多名大臣，遭遇了空前的阻力。
有時皇帝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對諸臣進行威脅、利誘，甚至采取賄賂等手段。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後，以于謙等為首的大臣推舉英宗之弟
郕王
繼位，是為景泰帝。
朱祁钰平白無故得了一個皇位，本該知足。按制度，他的這個皇帝不是嫡傳，未來的合法繼承人應該還是英宗所立的太子。可是景泰帝繼位不久，就一門心思想着要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但因顧慮朝臣反對，是以大肆賄賂群臣。
即便是這樣，景泰帝在立太子的過程中也遭遇了很大的阻力，來來回回經過五六個回合，最終才得以實作。可見，明代皇帝想要打破祖制，違背道統是十分不易的。
就明代皇帝與制度而言，雖然制度對皇帝沒有強制性的限制，皇帝也時常違反制度。但客觀地說，制度制約的力量還是存在的。因為票拟、廷推、廷議等條例是被明文寫進《明會典》的，具有一定的剛性，皇帝違制行事，就要冒着遭到廷臣抵制的風險。
由于制度的存在和有限度的限制，使得皇帝覺得以一己之力很難與士大夫群體為敵，這就導緻了明代宦官勢力的擡頭。皇帝用宦官來制約朝臣，其實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