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張作霖逮捕。4月28日，李大钊被秘密處死，時年38歲。實際上，在李大钊被捕後，社會各界積極奔走營救，鐵路勞工甚至計劃組織劫獄。但是這些營救為何最終都沒成功？李大钊又為什麼會婉拒戰友的營救呢？
1926年，直奉聯軍開進北京，張作霖控制了北京，把持了當時的中央政權。張作霖随即頒布了
《保安辦法十七條》。在張作霖的白色恐怖之下，一批進步人士如《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先後被殺害，而張作霖的下一個目标就是
李大钊。
李大钊為什麼不逃？
張作霖的種種行動，李大钊知道嗎？李大钊當然知道，周圍親友也多次力勸他離京暫避。但都被李大钊一一拒絕了。
這又是為什麼呢？
事實上早在1924年，李大钊就已經上了敵人的白名單。當時李大钊前往蘇聯開會，回國途徑哈爾濱，友人告訴他直系軍閥正在通緝他，勸說他不要馬上回北京，去别的地方暫避風頭。
李大钊大義凜然地說：
“哪個幹革命的不被通緝？幹革命還能怕通緝？”
李大钊
而随着北京落入張作霖之手，李大钊所處的環境也越發危險。身邊的人再一次紛紛建議他離京，或是南下，或是去蘇聯。
李大钊的妻子
趙紉蘭非常擔心李大钊的安危，也多次勸說李大钊離開眼下這塊是非之地。
但是李大钊向來倔強，他對趙紉蘭說
“我不是常對你說嘛，我是不能離開北京的！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來承擔?”
1926年夏秋間，組織上其實已經安排李大钊前往武漢工作。但是李大钊認為北方工作緊張，隻是先讓另一名同志羅章龍先去武漢。
李大钊此時負責上司北方的革命工作，積極擴大的北方力量，為将來策應北伐軍的北伐做着大量準備。是以，
李大钊認為自己不到最後一刻都不能撤離，要堅守在工作崗位之上。
而且對于李大钊而言，此時離開北京，是一種當逃兵的行為，隻能助長敵人的嚣張氣焰，對于革命陣營的士氣會産生消極的影響。
當然李大钊也不是盲目堅持，他也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他和剩下的革命同志轉入地下，進入蘇聯大使館西院的兵營内繼續上司工作；李大钊也購買了手槍，時常練習，以備不時之需。
張作霖為什麼敢進蘇聯使館抓人？
李大钊之是以選擇蘇聯大使館旁的舊兵營暫避，是因為根據《辛醜條約》，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享有治外法權，北洋軍閥的軍警是不得進入的，在李大钊看來這裡應該是安全的。
那麼，張作霖為什麼最後又敢進蘇聯使館抓人呢？
奉系軍閥在1927年一次抓捕行動中，破壞了北京一批我黨的秘密機關。在審訊中，一個叛逃交代出了李大钊正在蘇聯大使館内。
張作霖
這是敵人第一次直接得到确鑿資訊，但是因為事關外交，奉系軍閥還是決定再派暗探确認詳實。
當時北京警察廳派了一個暗探前去踩點，這名暗探找到蘇聯大使館秘書彼得諾，謊稱自己是李大钊的朋友，有封信麻煩彼得諾轉交給李大钊，彼得諾不知有詐，信以為真也就答應轉交。
由此敵人也确認了李大钊的藏身之處。
在确認了李大钊确實藏于蘇聯大使館的兵營之中，奉系軍閥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說服外國使團讓他們進去抓人。
張作霖起初發函給當時各國公使，但是各國公使要求由外交部來接洽。而當時外交部的顧維鈞又不願摻和到這裡面來，多有推诿。
最後張作霖隻好自己派人和駐京公使團團長、荷蘭公使歐登科談判。經過一番讨價還價，雙方達成一緻，外國公使團認為
既然蘇聯已經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那麼其大使館自然不享有《辛醜條約》的各項特權，也不受條約保護。各國公使同意北洋軍警進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抓捕蘇聯諜報人員。
于是，奉系軍閥就拿到了抓捕李大钊等人的“通行證”，李大钊已經危在旦夕。然而即使在這樣的關頭，李大钊還是有機會逃出去的。
當時楊度提前獲得了消息，急忙安排人向李大钊通風報信——
但是李大钊認為張作霖不敢進使館抓人，消息不一定是真的；即使消息是真的，現在離開蘇聯大使館，周圍肯定早已經都是北洋的軍警，出去了也是自投羅網。
就這樣，李大钊遺憾地錯過了最後一次離開的機會。
1927年4月6日，北洋軍閥大批軍警闖入舊俄兵營，李大钊和妻子及兩個女兒一起被捕。
李大钊為什麼婉拒戰友營救？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傳來，社會各界都開始想盡辦法來營救他。
1927年4月10日，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9所高校聯合派出代表時任北大校長餘文燦，北師大校長張贻惠拜會張學良，提出請求：
“李大钊系屬文人，請交法庭依法審訊，并釋放李大钊妻女”。
為什麼焦點是在移交法庭呢？
因為如果由法庭來審，營救李大钊的這方，必然會找高水準辯護律師替李大钊辯護，李大钊被判死刑的機率就不會那麼高了。
影視劇中的李大钊
4月12日，北京25所高校再次發表建議書，請求将李大钊寬大處理。
4月15日，北京的《世界日報》刊登了北京公民李公俠給張學良的公開信，列舉了10條寬大李大钊的要求。
此前為李大钊通風報信的楊度也利用自己在北洋政府任職的身份，積極奔走，促成北洋政府開會決定将李大钊移交法庭，避免李大钊被秘密審判并殺害的可能。
章士钊遊說奉軍總參議楊宇霆向張作霖說情，
“切不為以一時之氣，殺戮國士，而遺千載惡名”。
而蘇聯大使館也公開抗議，莫斯科也組織了10萬人大遊行抗議抓捕李大钊。
對李大钊最為關心的自然是組織，當時北方的黨組織積極籌劃營救。當時鐵路勞工已經組織了劫獄隊，準備強行救出李大钊。
然而李大钊在獄中聽說這個消息之後，婉拒了組織的安排。他說
這種行動自然是勞工們同志們的革命熱情和對于黨對于我的愛戴，但今天完全沒有可能實作這種計劃：因為不隻是囚室武裝警衛，即監獄亦處于重重武裝戒備中，我個人為革命為黨而犧牲，是光榮而應當，但已經是黨的損失 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來作冒險事業，而耗費革命力量，現在你們應當儲存我們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
這一番話把李大钊大公無私，崇高忘我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緻，最終組織上也被李大钊說服，采納了他的意見。
張作霖為什麼最終下令殺害李大钊？
張作霖是一開始就下決心殺害李大钊嗎？
實際上，
張作霖是有過猶豫的。
李大钊在當時的文化界有着較高的地位和人氣，北京教育和文化各界都在奔走呼救，便是一個證明。殺害名士，對于張作霖來說并不是一個好名聲——
畢竟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土匪頭子，而是有志于問鼎天下的大軍閥。
張作霖舉棋不定，奉軍内部也分裂成兩派意見，一派主張殺，要求軍法從事；一派主張李大钊是文人，不是軍人，按各國慣例，
“未聞有軍法從事者”，主張移交法庭審判。
加之當時英美列強對中國軍人幹預司法頗有微詞，這也讓張作霖不得不思慮再三。
張作霖曾一度同意将李大钊移交法院審判，
這使得李大钊有了獲釋甚至活命的可能，使得關心李大钊的各界人士以為可以松一口氣。
但是就在4月23日，張作霖突然下令把李大钊移交到軍事法庭會審，而不是普通法庭，
這表明張作霖下決心要置李大钊于死地了。
張作霖為什麼又突然變卦呢？
有種說法認為當時張作霖見内部意見不一，便向閻錫山、孫傳芳等人發電報問詢。閻錫山沒有回電，但是其他回電的人中，隻有一人說
“電請量情法辦”
，而張宗昌說得更為直接，李大钊是
“赤黨禍根，巨魁不除，北京終究危險”
更有甚者，當時北京報紙報道
“聞南方某要人亦有電緻在京某人，主張将所捕黨人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後人多認為是蔣介石發出了此封電文，但是蔣介石是否真的發過這封電報，目前筆者還沒看見确鑿的證據，不敢妄言是非。
我個人認為最終促使張作霖痛下殺手的原因還
是李大钊對于他的威脅。
張作霖在北方還有一個重大的威脅，就是馮玉祥。
彼時李大钊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幫助馮玉祥打倒張作霖，李大钊不僅
為馮玉祥聯絡蘇聯，幫助馮玉祥從蘇聯處獲得武器經費的援助，而且還幫助樹立馮玉祥的正面形象和愛國将領的身份。動員學生加入馮玉祥的部隊，提高馮的實力。
張作霖還認為李大钊等人一直在為北伐軍提供情報，于自己多有不利。
張作霖在南方還要面對北伐軍，西北還有一個馮玉祥，這讓他覺得如芒在背
這一切在于張作霖看來，都是李大钊必須死的理由。在自己的切身利益面前，名聲就沒那麼重要了。
就義前的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秘密處以絞刑。
李大钊有一位親友曾經問：你們這麼做不怕死嗎？
李大钊的回答是：
怕什麼！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到處都都撒遍了，他們破壞了這兒，還有那兒長起來，沒有關系。
全文完
參考資料
淺談李大钊被捕後的營救及失敗原因
李大钊為何婉拒戰友營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