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德軍名将古德裡安被譽為閃擊戰的創始人，也因為在德軍中首倡坦克兵的運用而被稱為德國“裝甲兵之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坦克與機械化部隊應用于現代化戰争的重要推動者。1931年古德裡安出任摩托化步兵部隊總監部參謀長，随後于1934年7月和1943年2月，兩度出任德軍裝甲兵總監，那麼，這是個怎麼樣的職務，在軍隊中又是什麼級别呢？
古德裡安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裡安第一次出任裝甲兵總監時，軍銜僅僅是陸軍少将，而第二次複任此職已經是陸軍一級上将（大将），這是随着德軍規模的擴大而變化的，并不影響這一職務所擔負的主要任務。1934年的德軍不過是十萬量級，而1943年德軍總數突破了千萬級，同時，以1938年二戰爆發為時間節點，兩次任職的工作重心也不盡相同。
在1939年之前的和平時期，“裝甲兵總監”這個軍職主要負責裝甲部隊的理論建設、編制拟定和軍事訓練，是隸屬于陸軍總司令部的一個“兵種”首腦機關，與辎重兵、炮兵等總監部平級。但是在戰争時期，古德裡安的職務則增加了編組新的裝甲部隊、配合研發新式坦克裝甲車輛的職能，還是有一定細微差別的。
裝甲軍團司令古德裡安
至于說到軍隊級别，我們不妨以民國軍隊的設定來參考一下，我們要知道，從30年代初開始，民國軍制已轉學德國，是以軍事委員會的組織機構與德軍進階指揮序列非常相似，差別在于暫時沒有建立“陸軍總司令部”（1944年組建）。白崇禧的軍訓部下設步兵監、炮兵監、騎兵監、工兵監、辎重兵監和機械化兵監等各機關，每監下設數量不等的“科室”，根據兵種的重要性設定。
被稱為“國軍裝甲兵之父”的徐庭瑤，與古德裡安的地位和職務非常相似，他的職務就是軍委會“機械化兵監”，與德國裝甲兵總監一個意思。徐庭瑤在1933年長城抗戰時擔任第17軍軍長，随後帶團去歐洲考察軍事，中心工作也是學習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摩托化部隊建設，回國後兼任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的交通兵監和通訊兵監。
徐庭瑤
徐庭瑤全面抗日戰争爆發後出任“機械兵監”，也就是裝甲兵總監的意思，他1935年的铨叙軍銜是陸軍中将，古德裡安剛剛是陸軍少将。在這一職務上，徐庭瑤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軍“新編第11軍”（第五軍前身），并以機械化兵監的身份兼任軍長（杜聿明副軍長）。而古德裡安是從裝甲兵總監的身份出任第2裝甲師師長，履曆也大同小異，同時也說明了兩種職務的内在差別。
這一時期的訓練總監部已經改制為軍事委員會“軍訓部”，部長由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兼任，兩個人是直接上下級關系。“裝甲兵監”或者什麼機械化兵監僅僅是負責兵種建設和發展的機構長官（早期沒有兵種司令的稱謂而已），并不具備作戰指揮權，是以在抗戰時期的中國，幹脆被編入了“軍訓部”。
古德裡安在戰場上
而所有的作戰部隊比如戰區、集團軍等等，打仗時候的直接上級是“軍令部”，軍令部長是徐永昌。同樣，德國陸軍的所有作戰部隊，作戰指揮權歸屬于陸軍總司令部編成内的陸軍總參謀部。這也就是軍政和軍令的差別，裝甲兵監屬于“軍政機關”，隻負責平時的養兵和練兵，而不具備用兵之權。
正因為如此，古德裡安和徐庭瑤在戰争時期又都出任了裝甲部隊的“部隊長”，否則将沒有在戰場上一顯身手的機會，國軍總是喜歡各種兼職，而古德裡安下到部隊後是專職軍事主官，從裝甲師長到裝甲軍長，再到裝甲軍團司令。
昆侖關戰役期間的杜聿明和徐庭瑤
兩個人的部隊長級别也差不多，到昆侖關戰役時期（1939年桂南會戰），徐庭瑤是第38集團軍總司令（加上将銜），古德裡安則正在完成從第19裝甲軍長到第二裝甲軍團司令的職務轉變，軍銜因功累升到一級上将（大将），考慮到國民政府沒有陸軍元帥銜的設定，兩個人的職務、級别、軍銜也基本相仿。
嚴重差別在于古德裡安1941年底被解職，在家賦閑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被希特勒起複繼續擔任裝甲兵總監，仍然是負責裝甲部隊的訓練、裝備和編練新部隊，不具備作戰指揮權。徐庭瑤則是恩寵不衰，抗日戰争勝利前夕組建陸軍總司令部，以何應欽為總司令，1946年各兵種兼升格為兵種司令，徐庭瑤任裝甲兵司令（參謀長小蔣），也沒有統兵作戰之權。
理論上來說，1943年古德裡安的頂頭上司應該為陸軍總司令，可問題是希特勒兼任了這個職務，是以就經常混在小胡子身邊了。古德裡安在諾曼底戰役前夕曾經代表希特勒，參與西線德軍裝甲部隊的使用方式研讨，跟隆美爾吵得一塌糊塗，但是并沒有決定權，因為作戰并非他的職權範圍，最多隻是老資格裝甲兵的建議權，西線德軍專設有裝甲叢集司令部（施彭韋堡将軍）。
1944年7月，古德裡安擢升陸軍代總參謀長，這才真正擁有了一定的作戰指揮權，不過時間太晚，另外有小胡子總司令在上面壓着，實際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古德裡安在東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