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军名将古德里安被誉为闪击战的创始人，也因为在德军中首倡坦克兵的运用而被称为德国“装甲兵之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坦克与机械化部队应用于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推动者。1931年古德里安出任摩托化步兵部队总监部参谋长，随后于1934年7月和1943年2月，两度出任德军装甲兵总监，那么，这是个怎么样的职务，在军队中又是什么级别呢？
古德里安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里安第一次出任装甲兵总监时，军衔仅仅是陆军少将，而第二次复任此职已经是陆军一级上将（大将），这是随着德军规模的扩大而变化的，并不影响这一职务所担负的主要任务。1934年的德军不过是十万量级，而1943年德军总数突破了千万级，同时，以1938年二战爆发为时间节点，两次任职的工作重心也不尽相同。
在1939年之前的和平时期，“装甲兵总监”这个军职主要负责装甲部队的理论建设、编制拟定和军事训练，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兵种”首脑机关，与辎重兵、炮兵等总监部平级。但是在战争时期，古德里安的职务则增加了编组新的装甲部队、配合研发新式坦克装甲车辆的职能，还是有一定细微区别的。
装甲军团司令古德里安
至于说到军队级别，我们不妨以民国军队的设置来参考一下，我们要知道，从30年代初开始，民国军制已转学德国，因此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与德军高级指挥序列非常相似，区别在于暂时没有建立“陆军总司令部”（1944年组建）。白崇禧的军训部下设步兵监、炮兵监、骑兵监、工兵监、辎重兵监和机械化兵监等各单位，每监下设数量不等的“科室”，根据兵种的重要性设置。
被称为“国军装甲兵之父”的徐庭瑶，与古德里安的地位和职务非常相似，他的职务就是军委会“机械化兵监”，与德国装甲兵总监一个意思。徐庭瑶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担任第17军军长，随后带团去欧洲考察军事，中心工作也是学习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摩托化部队建设，回国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的交通兵监和通讯兵监。
徐庭瑶
徐庭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机械兵监”，也就是装甲兵总监的意思，他1935年的铨叙军衔是陆军中将，古德里安刚刚是陆军少将。在这一职务上，徐庭瑶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军“新编第11军”（第五军前身），并以机械化兵监的身份兼任军长（杜聿明副军长）。而古德里安是从装甲兵总监的身份出任第2装甲师师长，履历也大同小异，同时也说明了两种职务的内在区别。
这一时期的训练总监部已经改制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由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兼任，两个人是直接上下级关系。“装甲兵监”或者什么机械化兵监仅仅是负责兵种建设和发展的机构长官（早期没有兵种司令的称谓而已），并不具备作战指挥权，所以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干脆被编入了“军训部”。
古德里安在战场上
而所有的作战部队比如战区、集团军等等，打仗时候的直接上级是“军令部”，军令部长是徐永昌。同样，德国陆军的所有作战部队，作战指挥权归属于陆军总司令部编成内的陆军总参谋部。这也就是军政和军令的区别，装甲兵监属于“军政单位”，只负责平时的养兵和练兵，而不具备用兵之权。
正因为如此，古德里安和徐庭瑶在战争时期又都出任了装甲部队的“部队长”，否则将没有在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机会，国军总是喜欢各种兼职，而古德里安下到部队后是专职军事主官，从装甲师长到装甲军长，再到装甲军团司令。
昆仑关战役期间的杜聿明和徐庭瑶
两个人的部队长级别也差不多，到昆仑关战役时期（1939年桂南会战），徐庭瑶是第38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古德里安则正在完成从第19装甲军长到第二装甲军团司令的职务转变，军衔因功累升到一级上将（大将），考虑到国民政府没有陆军元帅衔的设置，两个人的职务、级别、军衔也基本相仿。
严重区别在于古德里安1941年底被解职，在家赋闲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被希特勒起复继续担任装甲兵总监，仍然是负责装甲部队的训练、装备和编练新部队，不具备作战指挥权。徐庭瑶则是恩宠不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组建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1946年各兵种兼升格为兵种司令，徐庭瑶任装甲兵司令（参谋长小蒋），也没有统兵作战之权。
理论上来说，1943年古德里安的顶头上司应该为陆军总司令，可问题是希特勒兼任了这个职务，所以就经常混在小胡子身边了。古德里安在诺曼底战役前夕曾经代表希特勒，参与西线德军装甲部队的使用方式研讨，跟隆美尔吵得一塌糊涂，但是并没有决定权，因为作战并非他的职权范围，最多只是老资格装甲兵的建议权，西线德军专设有装甲集群司令部（施彭韦堡将军）。
1944年7月，古德里安擢升陆军代总参谋长，这才真正拥有了一定的作战指挥权，不过时间太晚，另外有小胡子总司令在上面压着，实际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古德里安在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