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發言的留影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産黨立即發出全民族抗日的号召。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确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為适應全國抗日救亡形勢的發展，進一步加強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上司，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幹部分赴上海、漢口、廣州、香港等地，恢複和建立黨的組織，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宋慶齡在幫助中共黨組織恢複、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幫助重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
1936年，馮雪峰從延安到達上海，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開展上層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并重建上海地方黨組織，恢複遭破壞後的上海地下黨同中央的聯系。中央特别囑咐馮雪峰先找魯迅、茅盾、宋慶齡、沈鈞儒等人了解情況。馮雪峰于4月25日到上海後，住在魯迅家中。經魯迅介紹，4月下旬，宋慶齡會見了馮雪峰，她聽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非常高興，說很久沒聽到共産黨的聲音了。根據宋慶齡的要求，黨派李雲作為中共與宋慶齡之間的聯絡員。
5月，李雲來到與宋慶齡的聯絡處，開始每周去兩三次，幾個月後改為每天都去。與此同時，馮雪峰在宋慶齡等人的幫助下，與上海的中共黨員接上了聯系，并積極籌建電台，恢複了中央與上海黨組織的通訊聯絡。12月，按照中央訓示，馮雪峰主持成立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上司整頓上海地下黨組織，為重建上海地下黨做好準備。不久，上海黨組織恢複了正常活動，上司上海地區人民開展反黑暗和抗日鬥争。
促成國共兩黨初期接觸
1936年1月初，宋慶齡在寓所秘密約見中共黨員董健吾，委托他赴陝北革命根據地，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給中共中央上司人。此事系國民黨中央通過宋子文委托宋慶齡，向中共中央傳遞國民黨要求與中共談判、重建國共合作關系的重要資訊。宋慶齡向正在積極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共上司層轉達了國民黨願在抗日的基礎上直接談判的第一個确實訊息。
3月4日，博古将張聞天、毛澤東與彭德懷聯名的電報交董健吾，請其轉南京。該電文曰：“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如此，宋慶齡在國共兩黨分裂十年之後幫助它們恢複了面對面的接觸。
8月，由于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宋慶齡無法赴巴黎參加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擴大會議，她與中共地下黨聯系後，決定委派錢俊瑞為代表前往參加，并請他代表自己在會上呼籲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軍閥财閥的法西斯主義和殘暴的蔣介石法西斯主義。
9月18日，毛澤東緻信宋慶齡，表示對其革命救國言行的無限敬意：“一九二七年後，真能繼續随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隻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活動。”信中還請宋慶齡介紹潘漢年與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晖、孔祥熙、宋子文、蔡元培等人會談。
毛澤東的這封信顯示出了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堅定性和這條戰線的廣泛性，呼籲動員所有軍事力量一緻抗日，進而形成最廣泛的團結以挽救國家。宋慶齡在中國共産黨的敦促和感召下，重新參加她早已脫離許久的國民黨事務。
促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赴西安，布置“剿共”事務。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逼蔣抗日的“西安事變”，拘禁蔣介石及國民黨軍政大員蔣鼎文、陳誠等10餘人，并發表《對時局宣言》和通電，提出8項救國主張。是日晚，孔祥熙請宋慶齡公開譴責西安的叛變并要求釋放蔣介石。宋慶齡拒絕了這一要求，并對孔說：“張學良做得對，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甚至還會走得更遠！”
到了12月中旬，孔祥熙、宋子文等前往宋慶齡寓所請求她出面與中共聯系，務求保住蔣介石的生命。宋慶齡将情況通報給了潘漢年，并征詢他的意見。潘漢年亦将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和已決定派周恩來等中共代表赴西安參加協商談判的消息通報給宋慶齡，同時建議她敦促宋子文、宋美齡等前往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代表團直接商談，謀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之後，宋慶齡又介紹潘漢年赴南京，促成了宋子文、宋美齡的西安之行。宋慶齡努力溝通南京和西安之間、國共兩黨之間的聯系，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宋慶齡始終強調：“中國目前處在戰争之中，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正在入侵我國的綏遠。考慮到現在國家正處在危急時刻，所有軍隊的當務之急是：求同存異，組成一個抗日的統一戰線，任何企圖阻礙此戰線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宋慶齡一直保持着清晰的決斷和态度，堅信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她對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曆史作用。
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1937年2月12日，宋慶齡同何香凝一起向蔣介石遞交了《恢複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來，疊次接中國共産黨緻我黨中央委員會書函通電，屢次提議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足證團結禦侮已成國人一緻之要求。”“應乘此機會恢複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于危亡，以競革命之功業。”2月15日，為配合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宋慶齡一改往日對國民黨中央的抵制态度，以中央委員身份參加了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會上再次重申其一貫立場，“内戰必須不再發生，和平統一必須實作”。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産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産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也标志着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11月，宋慶齡發表《關于國共合作的聲明》，指出：“共産黨是一個代表工農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孫中山知道沒有這些勞動階級的熱烈支援與合作，就不可能順利地實作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緻，抵抗日本，争取最後勝利。”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宋慶齡高舉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旗幟——反對帝國主義，保持着清晰的決斷和态度，堅信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為促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揮了重要的曆史作用。
（作者機關：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
編輯|呂丹妮 監制|趙潔
* 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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