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衮一生功高蓋世，歸納起來，主要有三件：第一件，早年出征，屢立戰功；第二件，妥善處理皇位之争；第三件，入關攝政，奠定王朝基業。
第一件，早年出征，屢立戰功。多爾衮曾是努爾哈赤最鐘愛的兒子，他對多爾衮的愛，不是像對多铎那樣的嬌寵溺愛，而是刻意的栽培和訓練。生母死時，多爾衮年僅15歲。父母早喪，對少年多爾衮是最大的不幸，這對他一生的成長和政治生涯，産生了深遠影響。母親死去的第二年，多爾衮就随其兄皇太極進軍蒙古察哈爾部。他首次躍馬張弓，披甲上陣，就表現出無比神武。皇太極賜給他“墨爾根戴青”（蒙古語，意為聰明的戰将）的美号。皇太極還當衆宣布：對那些不稱其美号仍稱其本名的人，“若是男人，則罰取插着弓箭的箭袋；若是女人，則要脫掉她穿的衣服”。這一年，多爾衮才16歲。
皇太極在位期間，多爾衮參加了幾乎所有的重大戰役，逐漸成為傑出的軍事統帥。在攻打大淩河城的戰役中，他親自沖鋒陷陣，直抵大淩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後金軍多有傷亡。事後，皇太極怒責他的部下不加勸阻，說：“墨爾根戴青也沖鋒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處以嚴刑，斷不寬容！”進攻錦州城，他又一馬當先，沖在前面。明将祖大壽的軍隊從錦州城頭向南發炮，洪承疇的軍隊則由南向北發炮，多爾衮受到夾擊，幾乎被擊斃。以後祖大壽投降，多爾衮向他談及當時的險狀，祖大壽惶恐不安地說：“果有此事？如炮火擊中大王坐騎，後果不堪想象!”多爾衮卻坦然說：“當時兩仇相敵，唯恐打不中啊。”
有幾件事，足以說明多爾衮的謀略和英武：
其一，明确提出對明“殘毀”戰略。多爾衮目光敏銳，很有戰略頭腦。天聰七年（1633），皇太極與諸貝勒、大臣商讨進一步興國的大計，詢問他們征明及察哈爾、北韓，應該以何者為先？多爾衮力主以征明為先。他從動搖明統治根基，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目的出發，建議皇太極每年整頓兵馬，乘谷熟時深入明境，圍困燕京，截其援兵，殘毀其屯堡，消耗其國力。多爾衮的建策，符合後金的戰略目标，得到皇太極采納。因當時山海關外一帶地方尚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軍隊繞道蒙古地區，越過長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給明朝以沉重打擊。
其二，攻滅蒙古察哈爾部，獲傳國玺。早先，當後金征服與招撫蒙古各部時，惟獨強大的察哈爾部在林丹汗率領下，不肯降服，始終采取與後金對抗、周旋的态度。天聰八年，林丹汗出天花死在青海打草灘。皇太極利用這一有利時機，于天聰九年二月命多爾衮等率精兵萬人，前往黃河河套地區，招撫察哈爾部衆。此次進軍，進展順利，先後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晉、蘇泰福晉、林丹汗的兒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傳國玉玺，上有“制诰之寶”四字，多爾衮将玉玺呈獻給皇太極。因為這方玉玺象征着“一統萬年之瑞”，皇太極受之大喜。第二年皇太極便改汗稱帝。多爾衮也因功晉封和碩睿親王，更加受到重用。第二件，妥善處理皇位之争。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極猝死，他生前未立嗣子，是以，在清皇室内部圍繞繼承者的人選，發生了尖銳、複雜的鬥争。皇太極自領的兩黃旗大臣和多爾衮、多铎自領的兩白旗大臣則是互不相讓，前者擁戴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後者擁戴多爾衮，事态發展到劍拔弩張的程度。多爾衮雖觊觎皇位，但在關鍵時刻，還是不願看到清朝内部出現兵戎相見的局面。
最後他提出一個折衷方案，立皇太極第九子6歲的福臨為帝，由他和濟爾哈朗左右輔政，等福臨年長後，當即歸政。這個方案，打破了僵局，為雙方所接受。關于這一過程，前面已經提到，這裡不再重複。但這确是多爾衮其功至偉的一大功績。在清朝大舉入關的前夜，避免了因權力争鬥導緻的分裂，甚至流血，如果出現這種場面的話，那曆史的發展将會是另外一種結局。多爾衮顧全了大局，雖然沒有得到皇位，卻也不是這場争鬥的失敗者，由于擁立6歲的福臨，一切實權掌握在他手中，很快成為清朝實際的最高統治者。同時，多爾衮在化解内部沖突時所表現出的忍讓、智慧與靈活性，也使他在國中的威望冉冉上升。第三件，入關攝政，奠定了大清王朝的基業。從順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朝入關到順治七年（1650）福臨親政，這中間的7年，雄才大略的多爾衮實際掌握國家的軍政大權。在他的指揮下，清軍兵鋒所至，勢如破竹，迅速席卷了大半個中國。他攝政7年，主要有五大政績：
（1）入主中原，定都北京。順治元年三月，李自成大順農民軍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中原形勢突變，為清朝入關創造了難得的機遇。同年四月清軍入山海關，擊潰李自成的二十餘萬大軍，明山海關守将吳三桂投降。五月初，多爾衮率大軍進入北京。多爾衮名聲大震，一時“關内關外，鹹知有睿王一人”。清軍入關，對于清朝應否建都北京，在滿洲貴族内部有嚴重分歧。多爾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濟格主張，将諸王留下來鎮守北京，大兵或者還守沈陽，或者退保山海關，這樣可無後患。對于這樣一個直接關系到清朝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多爾衮态度非常堅定，他說：既得北京，當即遷都，以圖進取，統一中國。十月一日，福臨在北京宣布登基。清王朝把統治中心從關外轉移到關内，在統一全國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2）用兵南方，統一中原。清軍進入北京後，江南的明朝官僚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年号弘光。朱由崧為了維護風雨飄搖中的小朝廷，派使臣北上北京，與清朝議和，以割地、納銀為條件，請求清軍不要南下。曆史上北方少數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如北魏拓拔鮮卑族、遼契丹族、金女真族、西夏黨項族、元蒙古族，其中除蒙古族實作了在中國的大一統并建立起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外，其他各少數民族政權都隻擁有半壁江山，統治區域局限在長江或黃河、淮河以北，與南方的漢族政權對峙。南明的弘光政權提出分割而治，在曆史上有着充分的依據。多爾衮卻堅定表示，對“割地納銀”不感興趣，他在緻史可法的書信中說：“今若擁号稱尊，便是天有二日，俨為勁敵。”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橫掃南疆，統一中國。不管多爾衮的主觀意願如何，他的堅定态度，使中國避免再一次出現南北分裂割據混戰的局面。
（3）免除三饷，興利除弊。明末統治者為了遼東用兵和鎮壓農民起義，實行三饷（即“遼饷”、“剿饷”和“練饷”）加派，大大超過正賦。三饷之外，還有各種私派，以緻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多爾衮進入北京後，宣布自順治元年起，凡正額以外，一切加派，盡行蠲（ｊｕāｎ）免。這項措施，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并成為清朝統治者長期實行的“輕徭薄賦”政策的開端。
（4）依仿明制，重用漢人。多爾衮認為“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清朝入關，百廢待舉，非漢人不能治理中原地區。在國家的軍政大事上，他倚重漢官範文程、洪承疇、馮铨等人，在他們的謀劃下，清朝制度基本沿用明朝。這也就是史家通常所說的“清承明制”。此外，為了化解滿漢沖突，多爾衮大力宣傳滿漢一體，鼓勵滿漢通婚。福臨選漢官女為六宮嫔妃，恪妃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灤州人，吏部侍郎石申的女兒，居永壽宮。在皇帝的表率下，鼓勵滿漢官民互相婚娶。滿漢沖突的激化，歸根結底是因為滿族貴族對漢族實施的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這不是僅憑鼓勵通婚就能夠緩和的。但多爾衮提出“滿漢一家”的思想，還是難能可貴的。
（5）平反冤獄，化解沖突。努爾哈赤、皇太極統治時代，由于内部争權奪勢，一些宗室貴族被囚禁、處死，子孫弟侄受到株連。幾十年中，積怨越來越深，渙散了皇族内部的凝聚力，削弱了統治效能。清朝定鼎北京後，國家百廢待興，迫切需要皇族成員的同心同德。多爾衮敢于平反父、兄鑄成的冤獄，通過起用被削爵者子孫并恢複其宗籍的辦法，化解固有沖突。這是很需要一些魄力的。
在皇族内部，積怨最深的莫過于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兩家。從努爾哈赤殺死弟舒爾哈齊，到皇太極囚死其堂兄阿敏，在豆萁相煎的表象背後，是一個家庭對另一個家庭的永久勝利。何況皇太極并沒就此罷休。崇德四年（1639），皇太極重提當年阿敏對己不敬、欲将本旗拉出分立的往事，下令削除阿敏第三子固爾瑪珲的爵位，黜去宗籍，同時被黜的還有他的弟弟恭阿。多爾衮攝政後，首先恢複了舒爾哈齊諸孫的宗籍。固爾瑪珲複封輔國公，因家貧又賞銀三千兩，晉爵固山貝子。弟恭阿封鎮國公。這為舒爾哈齊的平反開了一個好頭。
順治十年（1653），舒爾哈齊在死後43年終于被重新恢複榮譽，追封和碩莊親王。努爾哈赤的長子褚英被賜死後，子孫一蹶不振。崇德七年（1642），褚英的孫子杜爾祜、穆爾祜、特爾祜因“心懷怨望”的罪名，被皇太極革去公爵，黜宗室籍，幼子薩弼也受株連。多爾衮使杜爾祜兄弟重入宗籍，并恢複封爵。杜爾祜後晉封多羅貝勒，穆爾祜、特爾祜、薩弼晉固山貝子。努爾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兒子瓦克達，因事被廢宗籍，多爾衮也恢複了他的宗籍。代善的孫子阿達禮因謀立多爾衮為帝被誅，其弟勒克德渾受到牽連，被削去宗籍，廢為庶人。多爾衮恢複了他的宗籍，封為貝勒。勒克德渾後以軍功晉封順承郡王，後世“世襲罔替”。多爾衮攝政期間，為這些身敗名裂的貴族子孫恢複宗籍，封給爵位，孤立了潛在的對手，也擴大了自己的勢力。褚英的兒子敬謹親王尼堪，代善的兒子巽親王滿達海，阿巴泰的兒子端重郡王博洛，舒爾哈齊孫子鞏阿岱、錫翰等人都成為多爾衮的親信，并不因為他們都是生性谄媚的小人。鞏阿岱、錫翰對多爾衮言聽計從，最為忠誠，後來因多爾衮“謀篡”一案被誅殺。但是由于威服自專的秉性，多爾衮在為宗室平反昭雪的同時，政治上誅除異己，又在皇族内部引發出新的沖突，制造出新的冤獄。這突出表現在對肅親王豪格的迫害上。多爾衮與豪格争位一事雖以雙方妥協解決，但多爾衮對豪格一直存有戒心，想方設法削弱他的勢力。
早在順治元年（1644）三月，多爾衮就以豪格“圖謀不軌”，削去他的王爵，奪所屬七牛錄人員，罰銀五千兩，廢為庶人。當時豪格仍有很大勢力，不久又恢複了他的王爵。順治三年，多爾衮派豪格為靖遠大将軍，統兵往四川鎮壓張獻忠大西軍。五年，豪格凱旋回京，沒有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緊接着，多爾衮就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屬、冒領軍功等微小罪名，将他囚禁，沒收全部财産。豪格憂憤填膺，數日後死在獄中。接着，多爾衮興起大獄，對反對過自己的開國功臣及其子弟橫加迫害。曆史上的專制統治者，總是在重蹈冤冤相報的覆轍。一面在為前輩君主制造的舊冤獄平反，一面又在誅除異己的過程中制造新的冤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即便如多爾衮般雄才大略，也無力擺脫這個怪圈。
多爾衮主持朝政7年，功績顯赫，但同時也鑄就了三大弊政：
（1）強迫漢族剃發易服。多爾衮頒布“剃發易服”令，強迫漢人剃發，改從滿族發式，作為降順的重要标志。同時，規定漢人必須着滿式衣冠。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做“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強迫剃發易服，是對漢族傳統習俗的嚴重破壞，必然引起強烈的反抗。北韓《李朝實錄》記載：“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江南等地漢民的反抗尤其強烈，遭到清軍的殘酷屠殺。
（2）京畿地區，占房圈地。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滿族官民随同遷入關内，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區。為了解決他們的生計，多爾衮下令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内城（又叫北城）的幾十萬漢民強迫遷往外城（南城），騰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漢人搬遷時雖然給一點搬家費，但根本不夠買房或蓋房。許多漢民傾家蕩産，或流離失所。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區跑馬占地。清廷派出官員，騎在馬上，拉開戶部發給的繩索，縱馬圈占百姓良田，俗稱“跑馬占地”。名義上是圈占無主荒田，分給王公貴族和八旗官兵，實際上是把農民的大量土地無償占有了。
（3）強迫投充，抓捕逃人。清朝王公旗人富戶并不從事農業生産，他們在圈占的田地上設立農莊，因為缺少勞力，便實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農民供其役使。許多漢人不願離開故土，或經濟破産，紛紛投充到八旗名下，充當奴仆。他們的處境非常悲慘，又引發大批逃亡問題。多爾衮制定了嚴禁奴仆逃亡的法律，規定：抓獲逃人，鞭一百，歸還原主；隐匿者正法，家産沒收；左鄰右舍，各鞭一百，流放邊遠。這種肆意株連、刑罰過重的做法在社會上産生了嚴重惡果，與多爾衮“滿漢一家”的思想當然也是南轅北轍。
（内容來自《正說清朝十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