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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宗聖裁，阿雲案已經走完北宋全部司法流程。
縣級衙門受案偵查、州級衙門鞠谳裁定、提刑司疑案上報、大理寺終審判決，最後審刑院聯署上報、皇帝最高敕裁。這套流程走完，即便是十惡重罪也該到此結案。
但是，阿雲案，不僅沒有結束，反而愈演愈烈，直接從司法流程進入到辯法和立法流程。
小人逞志：大宋三法司都成了被告
之是以沒有結束，就是因為許遵一定要把“立奇以自鬻”貫徹到底。
皇帝給了面子，但許遵不答應。對許遵來說，阿雲判絞判流，已經無所謂。有所謂的，是他的道理是否正确。大理寺和審刑院的道理正确，那就是他的道理不正确。對于這一點，許遵無法容忍，因為直接關系他能否“立奇以自鬻”。
許遵随即上書，表示抗議：阿雲被問即承，應為案問自首。審刑、大理判絞刑，非是。意思是審刑院和大理寺判錯了，這兩個糊塗衙門根本沒搞清楚什麼叫“案問欲舉”。
地方知州舉報大理寺和審刑院，于是宋神宗隻能把案子發給刑部。
刑部到這個時候才出場。
大宋三法司，但其他兩個法司全都成了被告，這時候隻有刑部才能主持公道。然而，大宋刑部更彪悍，“以遵為妄”，認為許遵的判決純屬扯淡，不僅應該徹底推翻，而且還要追責，要讓許遵繳納罰款贖罪。
然後呢？
然後，刑部也成了被告。許遵再次上書：刑部定議非直，阿雲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案而殺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
這段話雖然短，卻特别複雜，裡面還援引了以前的敕命判例。但不用翻譯，隻需搞清一個關鍵概念，即“所因之罪”。搞清之後，我們就能知道許遵接下來的奇葩推理。先回憶一下之前的兩個法律概念：
一個是凡人，意思是陌生人、路人。在古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影響犯罪性質和量刑輕重。相比尊親關系，發生在凡人之間的傷害案件，會判得輕一些。是以，阿雲殺老公韋阿大，是十惡不赦；而阿雲殺路人韋阿大，就是一般謀殺。
另一個是案問欲舉，實際就是坦白，但在古代算自首。既然算自首，那就必須減刑，是以阿雲謀殺韋阿大，才被裁以減罪二等。
在許遵舉報刑部的上書中，又出現了一個法律概念，即“所因之罪”。那什麼叫“所因之罪”？
張三盜竊李四，隻謀财不害命，這隻是盜竊；但盜竊行為被李四發現，于是張三一通王八拳打死李四，這就是故意殺人。于是，張三觸犯了兩個罪名，一個是盜竊罪；一個是故意殺人罪。（PS：這在現代叫盜竊轉化為搶劫，但古代沒有現代精細）。
在這個案子中，盜竊罪就是謀殺罪的“所因之罪”，因為盜竊是以謀殺，盜竊是因、謀殺是果。如果張三良心發現，非要自首，那官府會怎麼判？
裁判原則就是“免所因之罪”，即張三的盜竊罪可以免于追究，畢竟張三自首了，但張三的故意殺人罪必須追究。這實際就是現在的從一重罪處斷。
那“所因之罪”、“免所因之罪”，跟阿雲案有什麼關系？
關鍵就在“謀殺”二字。
許遵認為“謀”是因、“殺”是果。現在阿雲案問欲舉，這算自首。于是，按照“免所因之罪”的原則，就該免去“謀”罪，而隻問“殺”罪。而且，還有法律依據，即“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
許遵的這個推理，更彪悍。
因為它又把謀殺罪降格為傷害罪了。阿雲要殺韋阿大，這是所因，但這個所因的“謀殺”罪可以免，因為阿雲自首；阿雲為了殺韋阿大，是以砍了他十幾刀，這是所因之果、是是故殺，沒殺死就是傷害罪。然後，大宋的各級司法衙門隻能追究阿雲的“傷害罪”。
實際上，許遵在玩文字遊戲。
用現代法理來講，阿雲案實際就是一起謀殺未遂案，怎麼也不可能降格為故意傷害案。但語言是一個發展過程，在當時，許遵就能這麼玩，而且還能引經據典地玩。
對于許遵的胡攪蠻纏，不僅大宋中央司法衙門不認賬，而且登州司法衙門也不認賬。當時精英，容不得許遵如此胡鬧。
如果許遵隻是一個知州，那他的胡鬧也隻能到此為止。但如果許遵升任大理寺長官呢？接下來，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許遵真的調任大理寺，“未幾，果判大理”，相當于做了北宋的首席大法官。而大法官許遵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為阿雲案提請“兩制雜議”。
神仙打架：不合邏輯卻合條文
所謂兩制，是内制的翰林學士和外制的知制诰，這些人都是飽學之士，相當于大宋最高學術權威。
到了兩制議法，也就正式引出了北宋的兩個終極大佬，一個是老牌學術權威司馬光，一個是新秀帝師王安石。
老牌學術權威司馬光，支援大理寺和審刑院的意見。而新秀帝師王安石支援許遵的論證。王安石為何支援許遵？權算惺惺相惜吧，這兩個人都是奇葩。
但司馬光和王安石也有共同點，那就是認可了許遵關于婚姻無效的意見，把阿雲案定性為謀殺案，而不是惡逆案。
雙方的争論焦點，最後限定在兩個問題上：一是阿雲算不算自首，即對“案問欲舉”的了解；二是阿雲算不算故殺傷，即對“所因之罪”的了解。
司馬光認為阿雲根本不算自首，“（阿雲）直至官司執錄将行拷捶，勢不獲已，方可招承”，相當于進了警察局的訊問室才招供，這算什麼自首？而且，阿雲已經造成了殺人已傷的結果，這更要刨除在自首之外。
司馬光有理有據，但仔細推敲，也有問題。
在被推勘官提審之前，阿雲已經向縣尉承認謀殺韋阿大。根據真宗年間的法律解釋，到縣尉這一步，不能算進入司法程式。既然未進司法程式，那阿雲便招供，就應該算案問欲舉。這雖然不合情理，卻合于法條。許遵的确在耍流氓，卻耍得合法合規合條文。
而之是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北宋尚未關心公安工作。缺乏警察局和刑警偵查的流程設定，一定會出現這種情況。
那麼，王安石能夠抓住這個程式性漏洞嗎？
兩制議法，才不會玩得這麼low，王安石比許遵厲害，他也要玩法律推理。
首先，引用《宋刑統》的原文，“注曰：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
你司馬光認真看：把人殺傷了，是可以免所因之罪的。也就是說，阿雲殺傷韋阿大一案中，免所因之罪是允許的。因為法條就是這麼寫的。
其次，繼續引用法律條文，“議曰：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過失殺傷财主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
你司馬光仔細看：因盜殺人，盜罪可免，而隻論殺傷罪。因為盜是所因之罪。别說故傷人，就是盜傷人，也可以免所因之罪。
第三，搞充分條件推理，“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于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
盜傷人者，判斬刑；謀殺傷人者，判絞刑。斬刑重于絞刑。是以，如果判斬刑的盜傷人者可以免，那判絞刑的謀殺傷者也可以免。
這才是頂級高手。
阿雲算不算案問欲舉，直接被王安石一通道德正義給忽略掉了。然後，把争論焦點圈定在謀殺可不可以免所因免罪、可不可以自首的法律解釋問題。
對于這套推理，司馬光該怎麼反駁？
他隻能被王安石牽着鼻子走。因為謀殺可不可以免、可不可以自首的法律解釋問題，遠比案問欲舉的程式性問題，更重要。
對于王安石所引的法律條文，司馬光無話可說。因為那是白紙黑字的大宋國法。但，司馬光認為把謀殺拆分成為“謀”與“殺”，則純屬胡扯，邏輯上沒法講通。張三在腦袋裡思考着要“謀殺”李四，這是一種罪；張三在行為上拿刀去砍李四，這又是一種罪。你王安石如此拆分，是什麼鬼邏輯？
的确，這在邏輯上有問題。這時候，王安石需要解釋一下他的奇葩邏輯。但王安石并沒有，而是繼續引用法條，“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
你司馬光認真看、仔細看：謀殺人者，由輕到重，分别處以徒刑、絞刑和斬刑。這明明就是“隻謀未殺”“已傷”“已殺”三個刑名，怎麼能說謀殺不能拆分？法律條文一氣拆成了三種情況，要分别裁以三種量刑。
這就是神仙打架。而既然是神仙打架、大佬出手，那就一定要拉幫結派。于是，阿雲案隻能再更新
實事求是：沒有私心卻難成公議
司馬光和王安石，誰也沒能把誰打服。然後，隻能接着打，擴大兩制議法的參與範圍。随即，又抽調了兩個翰林學士，即呂公著、韓維，和一個知制诰，即錢公輔，加入辯論。
大理寺和審刑院，是保守派。司馬光更是一個标準的保守派。所謂保守派，簡單說就是服從傳統，拒絕标新立異。
那許遵和王安石呢？
他倆都是奇葩，你都不能說是改革派。許遵是立奇自鬻的奇葩，王安石則從來都是奇葩。既然是奇葩，那就一定違拗衆意。是以，加入辯論的人越多，反對的聲音就越多。
看來，許遵和王安石大機率會完敗。保守的北宋士大夫一定要拒絕他們如此标新立異的奇葩解釋。
但，吊詭出現了。新加入辯論的三個飽學之士，竟然嚴格做到了實事求是。他們從立法本意來揣摩阿雲案，然後一緻站隊王安石。
之是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北宋法制源于唐末五代亂世。是以，亂世用重典，北宋不僅立法以重，而且司法以嚴。承平已久，有識之士也就有了向寬的期望，都希望能夠照顧一下人之常情。
憑啥殺人見血，就不能自首？寬一點兒，考慮一下人之常情，這還是可以的。否則，天下會有多少傷人見血的逃犯？蘇轼的《刑賞忠厚之至論》能在科舉中脫穎而出，就說明士大夫已經在立場和意識形态上有了新變動。
正是基于這種立場，三位兩制大臣集體站隊王安石。而王安石的粉絲皇帝宋神宗，在得到彙報之後，則趕緊下诏：“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大宋皇帝為此類共性案件做出了新的立法，即：謀殺未遂、傷人見血，也可自首；自首之後，就要減罪二等。
到這個時候，阿雲案總該結束了吧？阿雲案已經從司法走到了立法。通過兩制議法和皇帝下诏，一條新的法律正式誕生，即謀殺已傷可以自首且自首之後減罪二等。同時，這條法律也預示了大宋的法制之風，即由從嚴走向從寬。
但是，并沒有。
在登州鞠谳之時，許遵沒有實事求是，而是私心雜念地“欲立奇以自鬻”。
但是，許遵的私心雜念遭遇了大理寺和審刑院的實事求是。在我們大宋朝，殺人已傷，怎麼能自首免罪？實事求是地回答，就是堅決不允許。
許遵出任大理寺長官，又把私心雜念發展到大私無公，一通操作猛如虎，不僅讓大宋三法司全成了被告，而且開啟兩制議法。
兩制議法，王安石和司馬光之争，也是實事求是之争。大家一定要把道理辯清楚。而擴大化的兩制議法，即呂公著等三人加入，不僅是實事求是，而且是大公無私、長遠謀劃的實事求是。北宋士大夫期望大宋法制從嚴向寬。
登州知州許遵私心雜念，但三法司實事求是；大理寺長官許遵再次私心雜念，但兩制議法仍舊實事求是。
但到了這時候，三法司卻無法實事求是了，他們必須私心雜念。這既是部門利益，也是自家尊嚴。
皇帝挺了王安石，那就說明王安石正确。而言外之意則是三法司糊塗。這屬于啪啪打臉型的侮辱。
于是，大理寺和審刑院的官員們集體抗議。阿雲案，也正式從司法走向立法，直至成為傳統中國法制史上一起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