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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宗圣裁，阿云案已经走完北宋全部司法流程。
县级衙门受案侦查、州级衙门鞠谳裁定、提刑司疑案上报、大理寺终审判决，最后审刑院联署上报、皇帝最高敕裁。这套流程走完，即便是十恶重罪也该到此结案。
但是，阿云案，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直接从司法流程进入到辩法和立法流程。
小人逞志：大宋三法司都成了被告
之所以没有结束，就是因为许遵一定要把“立奇以自鬻”贯彻到底。
皇帝给了面子，但许遵不答应。对许遵来说，阿云判绞判流，已经无所谓。有所谓的，是他的道理是否正确。大理寺和审刑院的道理正确，那就是他的道理不正确。对于这一点，许遵无法容忍，因为直接关系他能否“立奇以自鬻”。
许遵随即上书，表示抗议：阿云被问即承，应为案问自首。审刑、大理判绞刑，非是。意思是审刑院和大理寺判错了，这两个糊涂衙门根本没搞清楚什么叫“案问欲举”。
地方知州举报大理寺和审刑院，于是宋神宗只能把案子发给刑部。
刑部到这个时候才出场。
大宋三法司，但其他两个法司全都成了被告，这时候只有刑部才能主持公道。然而，大宋刑部更彪悍，“以遵为妄”，认为许遵的判决纯属扯淡，不仅应该彻底推翻，而且还要追责，要让许遵缴纳罚款赎罪。
然后呢？
然后，刑部也成了被告。许遵再次上书：刑部定议非直，阿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案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这段话虽然短，却特别复杂，里面还援引了以前的敕命判例。但不用翻译，只需搞清一个关键概念，即“所因之罪”。搞清之后，我们就能知道许遵接下来的奇葩推理。先回忆一下之前的两个法律概念：
一个是凡人，意思是陌生人、路人。在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犯罪性质和量刑轻重。相比尊亲关系，发生在凡人之间的伤害案件，会判得轻一些。所以，阿云杀老公韦阿大，是十恶不赦；而阿云杀路人韦阿大，就是一般谋杀。
另一个是案问欲举，实际就是坦白，但在古代算自首。既然算自首，那就必须减刑，所以阿云谋杀韦阿大，才被裁以减罪二等。
在许遵举报刑部的上书中，又出现了一个法律概念，即“所因之罪”。那什么叫“所因之罪”？
张三盗窃李四，只谋财不害命，这只是盗窃；但盗窃行为被李四发现，于是张三一通王八拳打死李四，这就是故意杀人。于是，张三触犯了两个罪名，一个是盗窃罪；一个是故意杀人罪。（PS：这在现代叫盗窃转化为抢劫，但古代没有现代精细）。
在这个案子中，盗窃罪就是谋杀罪的“所因之罪”，因为盗窃所以谋杀，盗窃是因、谋杀是果。如果张三良心发现，非要自首，那官府会怎么判？
裁判原则就是“免所因之罪”，即张三的盗窃罪可以免于追究，毕竟张三自首了，但张三的故意杀人罪必须追究。这实际就是现在的从一重罪处断。
那“所因之罪”、“免所因之罪”，跟阿云案有什么关系？
关键就在“谋杀”二字。
许遵认为“谋”是因、“杀”是果。现在阿云案问欲举，这算自首。于是，按照“免所因之罪”的原则，就该免去“谋”罪，而只问“杀”罪。而且，还有法律依据，即“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许遵的这个推理，更彪悍。
因为它又把谋杀罪降格为伤害罪了。阿云要杀韦阿大，这是所因，但这个所因的“谋杀”罪可以免，因为阿云自首；阿云为了杀韦阿大，所以砍了他十几刀，这是所因之果、是是故杀，没杀死就是伤害罪。然后，大宋的各级司法衙门只能追究阿云的“伤害罪”。
实际上，许遵在玩文字游戏。
用现代法理来讲，阿云案实际就是一起谋杀未遂案，怎么也不可能降格为故意伤害案。但语言是一个发展过程，在当时，许遵就能这么玩，而且还能引经据典地玩。
对于许遵的胡搅蛮缠，不仅大宋中央司法衙门不认账，而且登州司法衙门也不认账。当时精英，容不得许遵如此胡闹。
如果许遵只是一个知州，那他的胡闹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如果许遵升任大理寺长官呢？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许遵真的调任大理寺，“未几，果判大理”，相当于做了北宋的首席大法官。而大法官许遵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阿云案提请“两制杂议”。
神仙打架：不合逻辑却合条文
所谓两制，是内制的翰林学士和外制的知制诰，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相当于大宋最高学术权威。
到了两制议法，也就正式引出了北宋的两个终极大佬，一个是老牌学术权威司马光，一个是新秀帝师王安石。
老牌学术权威司马光，支持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而新秀帝师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论证。王安石为何支持许遵？权算惺惺相惜吧，这两个人都是奇葩。
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也有共同点，那就是认可了许遵关于婚姻无效的意见，把阿云案定性为谋杀案，而不是恶逆案。
双方的争论焦点，最后限定在两个问题上：一是阿云算不算自首，即对“案问欲举”的理解；二是阿云算不算故杀伤，即对“所因之罪”的理解。
司马光认为阿云根本不算自首，“（阿云）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相当于进了公安局的讯问室才招供，这算什么自首？而且，阿云已经造成了杀人已伤的结果，这更要刨除在自首之外。
司马光有理有据，但仔细推敲，也有问题。
在被推勘官提审之前，阿云已经向县尉承认谋杀韦阿大。根据真宗年间的法律解释，到县尉这一步，不能算进入司法程序。既然未进司法程序，那阿云便招供，就应该算案问欲举。这虽然不合情理，却合于法条。许遵的确在耍流氓，却耍得合法合规合条文。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北宋尚未关心公安工作。缺乏公安局和刑警侦查的流程设置，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王安石能够抓住这个程序性漏洞吗？
两制议法，才不会玩得这么low，王安石比许遵厉害，他也要玩法律推理。
首先，引用《宋刑统》的原文，“注曰：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
你司马光认真看：把人杀伤了，是可以免所因之罪的。也就是说，阿云杀伤韦阿大一案中，免所因之罪是允许的。因为法条就是这么写的。
其次，继续引用法律条文，“议曰：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你司马光仔细看：因盗杀人，盗罪可免，而只论杀伤罪。因为盗是所因之罪。别说故伤人，就是盗伤人，也可以免所因之罪。
第三，搞充分条件推理，“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
盗伤人者，判斩刑；谋杀伤人者，判绞刑。斩刑重于绞刑。所以，如果判斩刑的盗伤人者可以免，那判绞刑的谋杀伤者也可以免。
这才是顶级高手。
阿云算不算案问欲举，直接被王安石一通道德正义给忽略掉了。然后，把争论焦点圈定在谋杀可不可以免所因免罪、可不可以自首的法律解释问题。
对于这套推理，司马光该怎么反驳？
他只能被王安石牵着鼻子走。因为谋杀可不可以免、可不可以自首的法律解释问题，远比案问欲举的程序性问题，更重要。
对于王安石所引的法律条文，司马光无话可说。因为那是白纸黑字的大宋国法。但，司马光认为把谋杀拆分成为“谋”与“杀”，则纯属胡扯，逻辑上没法讲通。张三在脑袋里思考着要“谋杀”李四，这是一种罪；张三在行为上拿刀去砍李四，这又是一种罪。你王安石如此拆分，是什么鬼逻辑？
的确，这在逻辑上有问题。这时候，王安石需要解释一下他的奇葩逻辑。但王安石并没有，而是继续引用法条，“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你司马光认真看、仔细看：谋杀人者，由轻到重，分别处以徒刑、绞刑和斩刑。这明明就是“只谋未杀”“已伤”“已杀”三个刑名，怎么能说谋杀不能拆分？法律条文一气拆成了三种情况，要分别裁以三种量刑。
这就是神仙打架。而既然是神仙打架、大佬出手，那就一定要拉帮结派。于是，阿云案只能再升级
实事求是：没有私心却难成公议
司马光和王安石，谁也没能把谁打服。然后，只能接着打，扩大两制议法的参与范围。随即，又抽调了两个翰林学士，即吕公著、韩维，和一个知制诰，即钱公辅，加入辩论。
大理寺和审刑院，是保守派。司马光更是一个标准的保守派。所谓保守派，简单说就是服从传统，拒绝标新立异。
那许遵和王安石呢？
他俩都是奇葩，你都不能说是改革派。许遵是立奇自鬻的奇葩，王安石则从来都是奇葩。既然是奇葩，那就一定违拗众意。所以，加入辩论的人越多，反对的声音就越多。
看来，许遵和王安石大概率会完败。保守的北宋士大夫一定要拒绝他们如此标新立异的奇葩解释。
但，吊诡出现了。新加入辩论的三个饱学之士，竟然严格做到了实事求是。他们从立法本意来揣摩阿云案，然后一致站队王安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北宋法制源于唐末五代乱世。所以，乱世用重典，北宋不仅立法以重，而且司法以严。承平已久，有识之士也就有了向宽的期望，都希望能够照顾一下人之常情。
凭啥杀人见血，就不能自首？宽一点儿，考虑一下人之常情，这还是可以的。否则，天下会有多少伤人见血的逃犯？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就说明士大夫已经在立场和意识形态上有了新变动。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三位两制大臣集体站队王安石。而王安石的粉丝皇帝宋神宗，在得到汇报之后，则赶紧下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大宋皇帝为此类共性案件做出了新的立法，即：谋杀未遂、伤人见血，也可自首；自首之后，就要减罪二等。
到这个时候，阿云案总该结束了吧？阿云案已经从司法走到了立法。通过两制议法和皇帝下诏，一条新的法律正式诞生，即谋杀已伤可以自首且自首之后减罪二等。同时，这条法律也预示了大宋的法制之风，即由从严走向从宽。
但是，并没有。
在登州鞠谳之时，许遵没有实事求是，而是私心杂念地“欲立奇以自鬻”。
但是，许遵的私心杂念遭遇了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实事求是。在我们大宋朝，杀人已伤，怎么能自首免罪？实事求是地回答，就是坚决不允许。
许遵出任大理寺长官，又把私心杂念发展到大私无公，一通操作猛如虎，不仅让大宋三法司全成了被告，而且开启两制议法。
两制议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也是实事求是之争。大家一定要把道理辩清楚。而扩大化的两制议法，即吕公著等三人加入，不仅是实事求是，而且是大公无私、长远谋划的实事求是。北宋士大夫期望大宋法制从严向宽。
登州知州许遵私心杂念，但三法司实事求是；大理寺长官许遵再次私心杂念，但两制议法仍旧实事求是。
但到了这时候，三法司却无法实事求是了，他们必须私心杂念。这既是部门利益，也是自家尊严。
皇帝挺了王安石，那就说明王安石正确。而言外之意则是三法司糊涂。这属于啪啪打脸型的侮辱。
于是，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官员们集体抗议。阿云案，也正式从司法走向立法，直至成为传统中国法制史上一起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