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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伯克段于鄢》曆來被視為《左傳》名篇，但兩千年來賞讀該篇的人多從道德标準人手停留在對人物形象的剖析與辯白上，且人們多視鄭莊公為主角。
事實上，正是因為身為母親的武姜對鄭莊公和共叔段這兩個兒子有着天淵之别的态度，且沒有盡到教化的責任，才導緻了鄭國這一重大悲劇的發生
，而春秋時期與母系力量密切相關的特定的家國文化形态及其所形成的君與臣、兄與弟的二重倫理責任也才是讓鄭莊公隐忍委屈、相機而動的根本原因。
1、無法動搖的嫡長子繼承制
鄭自公元前806年桓公開國曆二世經武公而傳至莊公，莊公即位時年僅十四歲，至莊公二十二年克段，則鄭莊公三十五歲，共叔段三十二歲。
鄭伯克段于鄢與衛州籲之亂和晉曲沃三世奪嫡共同開啟了春秋三百年“篡弑相尋”的亂局，而鄭國的這一場兄弟之争又因為發生在隐公元年而特别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實的“春秋第一戰”。
但關于這段為後人津津樂道的曆史公案，《春秋》經卻隻有一句至為簡約的記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莊公祖父桓公為周厲王少子、周宣王母弟、周幽王叔父，官至幽王司徒，主管教化。鄭始封時乃是小邑，後桓公采納史伯之言吞并虢、郐等國的部分土地方才有了一定規模，但到春秋之季鄭仍在小國之列，全賴祭仲、子産等名臣之力才得以成就。
周幽王被殺時鄭桓公一同遇難，鄭人立其子掘突為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為夫人，即鄭莊公和共叔段的生母武姜。
周幽王娶後于申，其堂弟鄭武公亦娶夫人于申，可知申國在當時有着較高的政治地位，其軍事實力自然也不容小觑，甚至當周幽王欲廢申後之子宜臼的太子之位時，史伯等智慧之士也已預見到了宜臼外祖申侯可能會有的反應。
武姜對自己兩個兒子的感情是親疏有别極其不同的。
這個偏執的母親隻因為“莊公寤生”便“惡之”，如果隻是在情感上偏愛共叔段倒也罷了，她偏偏生出“欲立之”的非分之想并“亟請于武公”，而她在莊公即位後貪得無厭的“請制”、“請京”終于将愛子共叔段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當共叔段大舉營城又“命西鄙北鄙貳于己”的時候，其用意已經是路人皆知了。但面對祭仲與公子呂的一再勸谏，鄭莊公采取的隻是“子姑待之”的态度，并預言段會遭遇“不義不昵，厚将崩”的結局。
直到“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将襲鄭。夫人将啟之”，鄭莊公才“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并克段于鄢。左氏認為，此系“鄭志”。錢鐘書先生說：“‘待’者，待惡貫之滿盈、時機之成熟也”，“‘不昵'謂衆不親附叔段，非謂叔段不親于兄”，“鄭志”之“志”則為“心事之不可告人者”。
很是簡明地概括了鄭伯的思想與行事。
在對待共叔段的問題上，鄭莊公有主觀故意，也有客觀無奈因為他面對的不是普通的亂臣賊子，而是有母親支援的同胞手足。
當姜氏請制時，莊公也曾給予堅定的拒絕，他的理由是：“制，岩邑也，虢叔死焉。”虢叔為什麼會死在那裡呢?
當然是據邑作亂。我們有理由認為此時的莊公已經給了姜氏與共叔段足夠的提醒與警示，但這母子二人偏要一意孤行。作為兒子，面對母親“請制”之後的“請京”，當然再無法拒絕。
“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人們的生活理想與日常行為準則，當慈與恭不成立時，孝與友也是可以成立的，如舜帝在父親瞽叟和弟弟象謀害自己未遂之後“複事瞽叟愛弟彌謹”(《史記·五帝本紀》)。
但前提是象隻觊觎舜的财産和美妻，而不曾觊觎舜的王位。
春秋之初，禮法雖然開始松弛，但大體的禮儀還是要遵從的，隻是莊公和舜的處境并不相同。對莊公而言，他是君也是兄，段是臣也是弟。君對臣要講信，臣對君要講忠；兄對弟要講友，弟對兄要講悌。
但臣不忠、弟不悌，又因為要對偏心的母親行孝時，莊公隻能選擇隐忍。我們有理由認為鄭莊公的“子姑待之”實是無奈之語，其時的鄭莊公除了“待”又能有什麼切實可行的辦法呢?
莊公應該倒是很希望“早為之所”，但有母在堂，他做得到嗎?
“莊公即位後，母親武姜要他把制封給弟弟共叔段。制與虎牢，統言可視為一地，分言則為相鄰兩城，據險共同構成鄭國與周王室的交通要塞。考慮制的重要戰略地位，鄭莊公拒絕了，但把京封給了共叔段。
京雖大城，卻非險要，且受制于包括制和國都在内的三座重要城市。……莊公憑借地理優勢和民的支援，打敗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往衛國，途經莊公控制區域，未遇阻攔。
這說明，莊公無意殺弟，所謂殺弟之說實為臆斷。”
并且，誰又能說共叔段的出奔不是咎由自取呢?
2、慣子如殺子的母親
《詩經·鄭風》裡有兩首寫田獵勇士的詩，一首名為《叔于田》，一首名為《大叔于田》，從《毛詩序》到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人們一般認為詩作中的主人公就是共叔段。
《大叔于田》有句雲：“叔在薮，火烈具舉。 裼暴虎，獻于公所。”
即是說鄭莊公已見識了共叔段赤膊打虎的勇力，更何況“叔善射忌，又良禦忌”，其“禦”與“射”的能力均不尋常。以母親對段的無度寵愛和莊公的深謀遠慮怎麼可能不心生憂忌?
《叔于田》中人們對“叔”的評價則是“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除“武”之外又多了“好”和“仁”，可謂完人。但如果詩中所指真的是共叔段，此詩恐怕也隻是作于他駐守京城的早期，因為“謀國”使他的行為不但不“仁”而且“不義”，且如果他具備“仁”的品德就不會出現後來“京叛大叔”的局面。
可是對于母親武姜來說，這樣的一個兒子的确有着太多讓她無法割舍的可愛之處，為了這個兒子她當然可以不惜一切、不遺餘力。
都邑對國的威脅在春秋之世并不鮮見。“邑有高度的獨立性，表現在其他方面，或為國君複辟的基地(鄭的栎邑)，或貴族稱兵一方(如齊的廬邑)，或單獨與外敵作戰訂盟(如魯的龍邑)，小邑也和大都一樣有這些事件發生”。
但蒲城人願為重耳而戰，曲沃人亦願為栾盈而死，京人卻毫不遲疑地背叛了共叔段。其原因何在呢?
當然是重耳與栾盈始終善待封地之人，而共叔段到京之後即着意于拓建都邑、聚斂糧草、擴張軍備(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其間人們所服的勞役與兵役之沉重可想而知，怨毒之心能不生乎?
史書一個普遍共識是：《春秋》經一個“克”字即是後人所謂“春秋筆法”的直覺表現，稱“鄭伯”“共叔段”而不言“兄”“弟”亦是寓意深厚，但一個無法更改的事實卻是他們都是武姜的兒子。
3、武姜身後的母國力量
在春秋時代，一個寡居的“母”可以做成的事情有很多：魯之嫡母穆姜可以指着堂下的衆公子恐吓自己的兒子魯襄公說“女(汝)不可，是皆君也”(《左傳·襄公十六年》)；晉之庶母骊姬可以魅惑國君緻使群公子出奔(《左傳·僖公四年》)；宋之祖母襄夫人可以行權殺掉宋昭公及其他襄公之孫并另立新君(《左傳·文公八年/十六年》)。
她們獨具個性的政治手腕在國内外的政治鬥争中起着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而隐藏在她們背後的母國支援也是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
齊國想要吞并紀國，但紀君娶了魯君之女(《左傳·隐公七年》)，魯國要與紀國共進退，齊國就不得不有所收斂；重耳與懷赢之間因“奉沃盥，既而揮之”而發生争執，之是以“公子懼，降服而囚”(《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也無非是因為懷赢背後的國家是強秦。
當年鄭莊公之子姬忽以“齊大非偶”為由拒絕齊僖公的提親時，重臣祭仲即反對說：“君多内寵，太子無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史記·鄭世家》)所謂三公子就包括後來與忽争位成功的公子突。忽後來所娶的來自陳國的女子也的确沒有在政治鬥争中幫上他什麼忙。
同在《鄭世家》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莊公又取于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于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将死’。”
最終的結果是，在宋國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曾經忠于太子忽的祭仲被迫“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史記·鄭世家》)。
正因為母族與妻族對政治勢力的支援至關重要，是以鄭莊公對母親的意見絕對不敢輕視，對母親武姜的力量也絕對不敢輕視，他時刻不敢忘記母親的身後站着一個威嚴的申國。說鄭莊公不想徹底鏟除共叔段和武姜在國内的勢力是不可信的，但鄭莊公的舉動必須讓他的舅父們無話可說，否則他将很難保證自己的地位。
于是，他就隻能讓叛亂成為弦上之箭，隻能坐成其必然發生的事實，否則他就極有可能被冠以“不孝”“不友”的罪名而遭到廢黜。
“母”是如此的強大，那麼“弟”又可以做什麼呢?
王子帶可以帶兵進攻成周，逼得哥哥周襄王“出适鄭”(《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之奚齊可取代申生、重耳(《左傳·僖公四年》)，夷吾亦可因搶先一步回國而奪得王位(《左傳·公二十三年》)；在鄭國亦有突與太子忽的君位之争(《左傳·桓公十一年》)。
雖然對鄭莊公而言這些都不是前車之鑒而隻是後來發生的事情，但結合當時情勢看，無論是母還是弟，都讓鄭莊公寝食難安，有他們在，鄭國随時都存在政權易手的可能。
4、鄭莊公失教之惑？
對于克段的公案，常有人以各種形式“譏莊公之失教”。可是雖說“長兄如父”，但莊公畢竟隻比共叔段大三歲，且有極度偏心的母親在堂，于是莊公無法教養共叔段，其情形大緻應該相當于衛之州籲“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左傳·隐公三年》)。
從鄭莊公二十二年克段，二十三年與武姜穿地而見，二十四年周鄭交質、侵周取禾看，鄭莊公本身對母不敬，對周王亦無禮可言。
所有的結果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夠發生的，身教勝于言教，莊公的行止本無所謂“正”，是以不能果決地要求共叔段，他也無能教養共叔段。
“周代階級之制甚嚴，至孔子作春秋始譏世卿”，鄭莊公當然亦在孔子所譏之列。
但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惡之”的母親武姜又置身何處呢?她盡到了一個教育者的責任嗎?從她的縱容共叔段為亂上，我們就不難看到答案。
對武姜這個極度狹隘、極度偏心的母親而言，莊公之“寤生”可能在心理上讓她難以接受，也可能在民俗上讓她感到一種對自身利益甚至生命的威脅與恐懼，但最重要的是她不明白一個母親應該有怎樣的胸懷，一個母親應該怎樣愛自己的孩子，她給鄭莊公的不是愛，給共叔段的好像也不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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